一、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進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億萬農民離土離鄉，進城務工經商。1980年代末，沿海工業快速發展，城市經濟具有了極強的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全國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中西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開始離土又離鄉地向沿海和城市轉移。進城務工經商收入高于一般農村農民從務農中可以獲得的收入。自此，中國出現一波又一波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潮。在形成全國勞動力市場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經濟貧困的農村地區，農民從農業中已難以獲取較高的勞動回報，進城務工經商可以獲得遠高于農業的收入水平。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經濟貧困的地區，農民越是有著強烈的外出務工經商的積極性，因為在統一的全國勞動力市場價格下面，同樣的務工經商收入對于貧困地區具有更高的邊際效用。

　　據不同口徑的統計，目前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在1.5—2億之間，這相當于西方七國集團就業勞動力總數的一半。大量農民離土又離鄉，對農村和城市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農村因此導致農業領域的剩余勞動力大大減少，有些農村甚至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情況。大量農民工在城市從事二、三產業，成為城市新生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第五次人口普查也將進城務工經商時間超過半年的農民工統計成了城市人口。

　　絕大部分進城農民工事實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不能在城市成家立業，結婚生子，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這些人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他們在城市務工經商，而在農村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實現人生目標；他們離不開村莊的生活，在城務工經商，只是通過勞動力的輸出換來其他資源的輸入，以滋養農村的家庭生活。只有少數運氣特別好，有特殊技能的農民工，可以在城市獲得較為穩定的就業和較高的收入，從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體面而有尊嚴地生活下來。

　　從1980年代末至今，大規模農民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經商已有20年時間。第一代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少數已經在城市買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業的包工頭。但對于絕大多數人說，他們并沒有獲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積累。現在，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退回到農村，他們的子女一代接替他們進城務工經商。

　　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一個時空坐標中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這一社會現象進行解讀和簡單的描述。具體歸結為以下三點：

　　1、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及其價格機制的形成，對人多地少經濟貧困地區的農民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離土離鄉，進城務工經商。

　　2、農民工進城，不僅緩解了農村人多地少的農業困境，增加了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獲得收入增長的可能性；而且，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將在城市賺到的錢帶回農村，從而增加了農民收入，帶動了農村消費，繁榮了農村市場。

　　3、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20年，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中，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在步入中老年之后將不得不返回農村，他們的子女接替他們成了第二代農民工。

　　現在的問題是，大規模的農民外出務工已經20年，它對不同地區農村造成了哪些影響，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有何差異，農民離土離鄉外出務工對于中國長遠的發展前景構成了什么含義，及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應對的辦法。其中的關鍵是，我們需要理解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我們通過兩個例子來展開對這個邏輯的解讀。

　　二、作為小農兼業行為和村莊社會關系再生產手段的進城務工

　　湖北英山農村人多地少，土地貧瘠，一直以來，這里的經濟條件相當差，農民生活僅僅是維持溫飽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以后，英山農民開始大量外出務工經商，主要從事建筑、裝修和輕紡行業。在當前英山農民的收入結構中，外出務工收入至少要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以雷店鎮程咀村為例，全村503戶，約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務工，平均每戶有一人在外務工；這些人平均年收入7000—1萬元，則程咀村每年可以有300萬元左右的務工收入，而程咀村農民從農業（主要是近年來發展的茶葉）中獲得的總收入不足300萬元。

　　2000年前，程咀村仍然相當窮，村民的住房大多是磚瓦房，其他的房子則是土墻瓦房。而在1990年代初期有人外出務工賺錢，并于1995年前后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幾棟樓房后，村民即大受激勵，以至村里出現了一個加速的外出務工潮。于是，從城市源源不斷獲得的收入就變成了聳立在村中的一棟棟樓房和其他各種以前從未有過的消費。到我們調查結束的2007年12月止，程咀村已建有260棟樓房，其中絕大多數是三層樓房。三層中的第三層其實只有半層，不能住人，目的是為了氣派好看，為了攀比有面子。1997年程咀村購買第一輛摩托車，到2007年底，全村已購買400多輛摩托車。一輛摩托車要5000元左右，這相對于程咀村民的收入水平，是相當昂貴的。村民購買摩托車，除了方便交通以外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攀比。

　　攀比不僅發生在建房和購買摩托車上，而且幾乎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紅白事的排場。在當地人看來，酒席辦得桌數多，是十分榮耀的事情。這些年來，酒席的規模越來越大，最多的要辦6、70桌，酒席的檔次也越來越高，一般性的婚事酒席支出就得1萬元，而收禮也只有約1萬元。10年前紅白事的人情往來10元就夠了，而現在則漲到30元，否則送禮的錢還不夠吃酒的成本。英山農村紅白事、建房子、考上大學、做生日等事都要辦酒席，本村民組鄰里都得送禮，親戚朋友更得送。這樣，一般農戶一年人情費用在3—4000元，這成了他們極大的負擔；那些收入有限的獨立生活的老年人尤其感到壓力巨大，例如，程咀村老支書張太平已有68歲，他與妻子一年摘茶葉總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禮就得花上1000多元。

　　吊詭的是，無論是辦酒席收人情一方，還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從人情往來中得到好處，現在卻仍然看不到人情消減的趨勢。

　　小結上述英山縣農村的狀況，隨著農村經濟條件的改善，農民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于改善住房交通條件，用于舉辦更體面的典禮和維持更大規模人情往來。誠然，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村民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可以追求體面的社會關系，但英山農民人情支出的攀比成分似乎太高了點，而顯得不太理性——無論是三層樓房還是摩托車，都超出農民的實際需要，超出他們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英山農民外出務工經商獲得收入，很多用在了村莊內部的相互競爭中。且因為可以從外面務工經商賺錢，而強化了村莊內的面子競爭。

　　除非甘于被排除在村莊主流以外，村莊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自外于村莊面子競爭之中。英山農民最大的支出壓力是建房子，一棟二層半的樓房要花10—13萬元，對于他們而言，這么多錢是不容易積攢的。事實上，程咀村60%以上建樓房農戶是借錢建的樓房。而張太平老人之所以用全年總收入的1/3來參加村莊的人情循環，是因為他不愿被排除在村莊主流以外。有些比張太平更困難的老人終于不再有能力參加人情循環，他們便自然的被排除在村莊主流的交往圈之外，社會性地死亡了。一些光棍也不參加村莊人情與面子競爭，這些人也從不被當作村莊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這樣一來，外出務工經商對于英山農民的生活狀況就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不僅提高了農民在村莊的生活條件，而且刺激了農民在村莊的競爭。在大規模外出務工經商之前，英山農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莊經濟分層不明顯。到了1990年代，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外出務工經商可以獲得遠高于務農的收入，一些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在不長時間即賺到了一筆相對當地農村很高的收入，他們不僅改善了生活狀態，還大大提高了在村莊中的聲望和地位。隨著村莊中越多的人外出務工賺錢，村莊內就會越發強烈地感受到相互競爭的壓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務工賺錢來應對這種壓力。由此形成了一個為了維持在村莊的面子競爭和維持相應社會分層位置而外出務工賺錢的邏輯。

　　農民紛紛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競賽中，而提高收入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在村莊中維持面子競爭。村莊面子競爭是農村既有的傳統條件下的行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浪費性使用資源甚至無效使用資源作為特征的，這是與農民一般性務工有著相當不同邏輯的行為。

　　在英山農村，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邏輯服從于村莊內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邏輯，正是這一邏輯使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將所獲取的收入源源不斷地帶回到村莊中。村莊的勞動力流出去了，但資源又帶回來了。村莊是最終目的地，而進城只是提升村莊生活的手段。在這樣的邏輯下，顯然不是農村人財物的全方位流出，不僅僅是向城市輸血，因此，這里外出務工農民越多，農村就越發繁榮。

　　英山農民外出務工經商的邏輯，與我們在河南安陽、開封、山西夏縣和陜西關中看到的情形一樣。河南開封農村，農民為建樓房，甚至節儉到不點電燈。但英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邏輯并非總是如此，也非全國任何農村外出務工都與英山農村遵循同樣的邏輯。

　　三、作為積攢進城資本的外出務工

　　在英山縣農村，現在有兩類相當不同的外出務工人員。一類是已外出務工多年（甚至10多年）的農民工，絕大多數是中年男子，他們外出務工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賺錢補貼農村家庭收入之不足。這些人外出務工之前往往已經結婚生子，但妻子留在家中務農。另一類是未結婚的年輕人，尤其是初中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他們成長在一個務工已經成常態，農村年輕人幾乎不可能留在家鄉而不外出務工的時代。這些初中畢業的年輕人在外務工，可能在務工的地方談情說愛，就產生了跨地區的婚姻。這些人的務工收入當然要為今后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服務，不過，他們與已婚再外出務工者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會在到底是將務工收入投入到村莊中的面子競爭，還是在城里買房中進行選擇。

　　在是否應到城里買房的問題上，村中不同年齡人的看法有差異：年齡大一些的人認為，雖然現在在縣城買房的費用甚至可能比在村里建樓房更便宜，但城市生活消費高，將來不能務工賺錢了，在城里如何生存得下去？年輕人卻越來越以為，城里賺錢的機會多，即使做小生意也可以賺到足夠開銷的收入。因此，已婚再外出務工的農民，除非有了報酬極高的工作，一般都是將務工收入投入到農村的生活與消費中。未婚而外出務工的年輕人則有更多的選擇，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們更可能在城鎮買房子。最近幾年，逐步有不在村里建房而在城市、城鎮購房的例子出現，且越來越多。到2007年12月，這樣的農戶在程咀村已有20多戶。此外還有更多農戶遷出原來居住交通不便的村莊，搬到交通方便的公路邊上。

　　構成對年輕人選擇影響的因素有四，一是他們對村莊生活缺少如上一代人那樣強的認同；二是還未介入到村莊面子競爭的邏輯之中（雖然他們的父母是在這種邏輯中生活的）；三是他們更可能具有跨地區的婚姻；四是他們往往是在務工中產生的婚姻，結婚后仍然在城市務工經商。年輕人有更多到城市生活的向往與選擇，問題是他們有無可以在城市購買房子及可以獲得就業與收入的能力。

　　年輕人一旦有選擇空間，且開始有人到城里購房而不在村中建房，這些人的行動邏輯就開始脫離村莊，于是，村莊中的面子競爭開始變得不那么重要，而將來維持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儲蓄就變得重要了。這部分人外出務工經商，賺了錢也不愿在村莊的面子競爭中浪費性地花掉，而愿留下來為城市生活作準備。這樣，這部分年輕人就不只是人離開了村莊，而且他們在外務工賺的錢也不會流回村莊。這些準備離開村莊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外出務工邏輯的起點與終點離村莊越來越遠，最終，村莊中人財都開始外流，村莊變得蕭條起來。

　　這種情況在遼寧大古村已經表現的十分明顯。2006年我們在遼寧大古村調查發現，最近10年，村里大部分男青年在結婚前，都被女方要求在城里買單元房，一個只有約200戶人家的村莊，已有50多戶在城里買了房子。而在湖北荊門農村和四川川西平原，農民已經很少在村莊建新房，要建房子，也大多建到了公路邊上，或到集鎮上買房子。

　　遼寧大古村、湖北荊門、川西農村農民不在村中建房而到城鎮買房不只是意味著人財資源正在流出農村，更重要的是村莊本身不再構成農民生活的目的地，不再能生產農民生活的意義。村莊傳統的生活邏輯不能得到延續，鄉土規則日漸失去行為主體。這就會對鄉村治理產生巨大的影響。

　　與英山農村因為農民外出務工帶回大量資源，從而使村莊變得更加繁榮相反的另外一些例子是，在有些地方的農民外出務工，并不關心村莊內的面子競爭，也無力（無計劃）到城鎮買房，他們務工比較在意實用的目的。例如，河南信陽在外務工的農民特別在意吃的方面，他們不會象英山人那樣為了建房子而在外省吃儉用，他們認為為了面子競爭和講排場而花巨資建樓房是不合算的事情；湖北建始縣農民稱省吃儉用建樓房是要“虛面子”，與信陽人的想法同出一轍。我們到浙江調查發現，在當地務工的貴州農民，在每月發工資的那一天，一定會到菜場買回大魚大肉聚餐，平時的生活也很不錯。結果，這些貴州農民工幾乎沒有余錢可以積攢下來，也就不能為家庭在村莊的面子競爭提供有力的幫助。不過，真實的邏輯其實可能是反過來的：因為村莊缺少激烈的面子競爭，他們就更加在乎日常生活的狀況，因為不需要虛面子，而更愿意吃好喝好。這一點與川西農村實在是相當地一致。

　　顯然，在不同地區及不同時期，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有著相當的不同，并因此會對村級治理產生出不同的影響。

　　四、農民務工邏輯如何影響鄉村治理的基礎

　　當前中國農村農民外出務工邏輯差異的因素，既有空間的原因，又有時間的原因。從空間來看，傳統越是淡薄，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越是低下的地區，農民越是容易被城市新生活所吸引，外出務工成為為城市生活積攢資本的手段。傳統越是厚重且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越強的地區，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就越是難以脫離村莊生活的邏輯和內部競爭。從時間上講，越是在外務工時間長久，外出務工農民就越是容易發現村莊內部競爭的浪費性及“無意義”，就越有可能選擇逃離村莊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時間是，外出務工時的年齡越小，越是較少受到村莊價值的左右，從而越可能將進入城市生活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農民外出務工的兩種邏輯決定了兩種務工的不同性質：一是作為小農兼業行為之一種的務工；一是作為維持在城市生存需要的務工。

　　今天，作為小農兼業行為的農民外出務工，與傳統的小農兼業行為有著很大的前提性差異：傳統的小農兼業行為是為了維持生存和溫飽；而當前中國農村的兼業行為則大多是在解決了溫飽需求后，為了提升生活質量，并服務于村莊內的面子競爭，以獲得體面與尊嚴感。也正是因為此，農民的外出兼業行為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當城市務工的收入太低時，農民可能就不再愿意外出，這就是為什么2004年前后，中央取消農業稅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農民得到實惠后，大量農民不再外出務工，以至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的一個原因。

　　而作為維持在城市最低生存需要的外出務工，性質就與前一種外出務工有了巨大差異。因為沒有來自農業的收入作為補充，城市生活的費用又遠高于農村，這種外出務工就成了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手段。在最低生存需要的背景下，當因為勞動力競爭而造成勞動力市場價格過低，或因經濟蕭條及由此帶來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時，這些農民工就缺乏了可以應對的彈性和主動性。

　　也就是說，本來看起來農民用外出務工賺的錢在城鎮購房并因此開始城市生活，是更理性的選擇，也是農民社會地位提升、經濟條件變好的證據，現在卻似乎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即作為小農兼業行為的外出務工有著更加體面生活的可能，有更多與資本市場談判的能力，也有更多適應經濟周期變動的回旋余地。作為兼業行為的外出務工，可以生活得比較有彈性，還可以尋找超出個人物質欲望以外的體面與尊嚴感；而作為維持在城市生存需要的務工，卻很容易使農民工越來越陷入到了謀生的掙扎之中。

　　農民外出務工的以上兩種邏輯，會對鄉村治理產生相當不同的影響。當外出務工經商是為了獲得在村莊生活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時，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是服從于村莊生活邏輯的。這時農民的生活面向仍然在村莊之中，外出務工的時間雖然遠遠長于村莊生活的時間，但只有村莊的生活才是農民自己的生活，他們對自己生活質量的衡量主要在村莊語境中完成。因此，外出務工經商無論多么辛苦勞累，只要能夠賺錢，都是值得忍受的。這也是理解中國農民工每年都要回到家鄉過年的理由：如果多年都不回家，不是為了村莊中的家庭的生活，那務工又有什么意思？賺錢要干什么？同時，又因為外出務工要服從于村莊生活的邏輯，農民務工賺回來的收入成為滋潤村莊生活的資源，村莊便顯得比過去更加繁榮。到了年節，村莊更是熱鬧非凡。村民還將務工賺的錢用于村莊的各種長期投資，尤其是用于住房建設。因為對村莊生活抱有期待，村莊中的人們并非萬事都已“看穿”，而是對一些事務懷有宗教般的情懷，尤其像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這樣的事情。結果，這些地區的計劃生育工作往往難做，村中兒童的比例高，村莊中到處都有兒童們的歡笑與嘻鬧。

　　在外出務工的第二套邏輯下，即村民外出務工的動力來自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務工的目的主要是積累逃脫村莊的資本，只要有可能，人們會逃離村莊，則這些試圖逃離村莊的農民便不會在意村莊的面子競爭，也不會在村莊中無端地進行成本高昂的炫耀性消費，村莊生活已經難以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意義說明。在這樣的邏輯下，農民外出務工是要積攢收入在城市買房子，在城市生兒育女，讓子女接受良好的城市教育，將來在城市養老。因此，這些農民就成了擺脫傳統村莊束縛，脫離了鄉土邏輯的新式農民，村莊生活不再是目的。受理性計算的支配，他們會積攢收入用于支付房款和為將來城市生活作準備，精打細算就變得重要，炫耀性支出和講排場顯得很不理性，參與村莊的面子競爭既無必要，也沒有條件。這種務工邏輯主導下的村莊，就不會因為外出務工而更加繁榮，而會越來越蕭條、空心化，村莊生活意義開始失落，村莊中的面子競爭顯得可笑，村民的生育觀念也往往會有極大的變化，認為生子女只是人生任務的一部分，重要的還是要讓自己活得愉快。

　　五 農民進城與城市化道路——政策的考量

　　近年來，農民外出務工的速度加快，這既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也與政府的相關政策推動有關。從農民個體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哪種性質的外出務工都是理性的行為。而站在國家發展戰略角度，我們就必須考慮，在當前中國剩余勞動力眾多，經濟結構仍然以初級加工產品為主，缺少利潤豐厚的高端戰略產業，并因此導致勞動力市場價格不高，及城市服務業不景氣（因為缺少第一、二產業高利潤的支持）的背景下，過于急切地推動農民進城，會帶來什么樣的政治社會后果。

　　從經驗事實看，那些農戶在城市安家落戶之后，生存壓力要遠遠高于之前的村莊生活壓力，這不僅僅是在城市生活費用比農村高，而且城市缺少讓老人和小孩參加勞動的掙錢機會。在城市，老人和小孩這些農村的半勞力脫離了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的機會，而在農村生活，可以讓土地與勞動力有效結合起來。有了老人和兒童這些半勞動力的協助，農村家庭可以發展種養業，可以做到蔬菜自給，這就不僅降低了老年人和兒童的生活費用，而且為整個家庭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支出所需。

　　因此，在中西部地區，如果政策鼓勵農民進城，就得考慮農民進城之后的收入能否支撐其生活。城市生活的方便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無疑是農民進城的極大動力。但農民進城后又能怎樣才是問題的關鍵。年輕人在沿海地區務工時，很少有人能夠在當地扎下根來，或能夠到大城市安家，他們卻又不愿回到農村。他們已經逃脫了務工的第一套邏輯，而進入到了務工的第二套邏輯。也有不少人計劃回到自己家鄉所在地的市、縣、鎮上居住，打算用務工的錢在城鎮買房或建房后，再開個小商店，做點小生意，以維持在城鎮生活的消費。問題是，當所有外出務工農民都計劃在城鎮做小生意來維持自己在城市生活支出時，這些中西部地區的城市能為農民提供這么多的機會嗎？尤其是，這個機會不僅要養活做生意的自己，而且要養活他們全家的人：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的一家人。當然，我們還得假設農民外出務工所賺取收入可以在城鎮購買得起住房。如果以上條件不具備，則我們用政策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其政治社會后果就可能很嚴重。

　　重慶市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鼓勵農民進城買房。有人建議，要允許農民辦住房貸款，以在農民支付了首期預付款后，即可以購得現房。因為大量農民進城買房，重慶一些下屬縣市所建商品房一半以上被農民買走。因為農民進城買房而致房價快速上漲。重慶市有關方面高興地發現，如果農民大量進城買房，則重慶市的城市化率很快就可以由46%上升到70%。

　　顯然，被鼓勵進城買房的農民，主要是從外出務工獲取收入的農民。他們大多不是在當地的縣城，甚至不是在重慶市，而是在沿海地區務工獲取的收入。這些人中的多數在城市買房定居后，顯然不可能都指望在當地務工及經商來維持昂貴的城市生活，因此，在這樣的家庭里，很可能是老與少仍然住在城市的家里，而中青年則被迫到沿海務工賺取僅夠一家在城市勉強度日的生活費。這些農戶很快就會發現，他們的生活質量較過去在農村的生活質量下降了很多。這樣一來，就可能出現一個反向的運動。

　　如果聽從一些專家建議，重慶市推行更加激進的農村土地買賣制度，進城農民為了湊足在城市購房的購房款，而將自己的承包地抵押出去（賣掉），則這些進城農民實際上就不可能再回到農村。超出城市就業機會（而不是超出城市房地產市場機會）盲目的進城，不僅會降低農民的生活質量，而且會因為城市人口中貧困無著者太多，容易出現不穩定因素。同時，因為農民大量進城，農村也人為地出現了不必要的蕭條。

　　換句話說，今天的中國農村正處在外出務工農民由第一套邏輯進入第二套邏輯的階段，農民有了越來越強烈的進入城市安居就業的期待與向往，乃至行動。但在中國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政策若僅僅考慮提高城市化率，片面地用政策及宣傳手段來鼓勵農民到城市購房，而不考慮他們能否住得下來，能否有一定的生活質量，則這樣的城市化率不僅不必要地犧牲了農村，而且可能讓城市成為不安定之所。

　　六、余論

　　當前農民外出務工所產生最巨的影響是在家庭生活層面，即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絕大部分是與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分開的，且相當部分是夫妻分開的。僅僅是春節期間，外出務工的家庭成員回家團聚，匆匆10多天就再次踏上離家的旅程。

　　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構成了當前中國民工潮下面最大的隱痛和暗傷。因為丈夫長期在外務工，妻子不得不獨自忍受家庭農作物的艱辛和乏味。若夫妻都外出務工，由老年人帶著兒童一起生活，就會因為缺少父母之愛，而使兒童得不到健康的成長機會。外出務工的確是增加了小農家庭的收入，但是，小農家庭生活內容本身被淘空了。甚至年輕夫妻一年也只能在春節見上幾天，而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10多年。這樣的家庭收入，乃至村莊中建起的高樓，又有什么意義？離土又離鄉的民工潮對于中國究竟意謂著什么，還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而如果不考慮現實的宏觀經濟基礎，在政策上拔苗助長式的推動農民進城，這又進一步對農民生活質量，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基礎條件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也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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