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經的非毛化潮流中，精英們總愛利用自己的話語權，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專制、不聽意見、身居紅墻之內的封建帝王，于是，犯錯誤就是情理之中的必然了。
與此相對應的是，精英們把自己都塑造成“一線工作者”，自詡掌握了真實的情況，形成了對時事的正確判斷，但卻被錯誤打倒，受了委屈，制造出傷痕文學大肆宣揚，以此在八十年代博取了群眾的大量同情。
然而，不幸的是，不管精英們的話語權發揮了多么大的影響，都抵不過幾十年如一日的現實生活對于老百姓的教育作用！
隨著老百姓對精英的感情，由同情變為憎恨、麻木、無感，彼此之間割裂、遠離成為兩個永不相交的階層，老百姓開始重新認識和相信毛澤東才是工農利益的代言人！
這個時候，澄清歷史真相，拂去潑在毛主席身上的污水，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
毛主席真的聽不進意見，整日躲在紅墻之內自己看書，但憑一己之見發號施令嗎？
非也！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主張是毛澤東首先提倡的，也是他終身踐行的。
在學習毛主席傳記的時候，很多人常常有這樣的疑惑，毛主席一會兒在武漢、一會兒在杭州，一會兒又到了浙江農村，毛主席到底在干啥？
是的，你沒有猜錯，毛主席始終與基層保持了密切聯系。
毛主席不愿把自己禁錮在高墻內，他奔走在各地，和地方領導、工人、農民、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交談、討論、探索，體察民情，了解民意，尋找建設和革命的辦法，這是他一生的常態。
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27年間，毛主席在外地的時間共有2943天，按一年365天計算，也就是說，他有8年多的時間在外地考察。所以，說毛主席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基層，絕非虛言！
然而，毛澤東的行蹤，在當時是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知道的人極少，記錄也不多。現在又經過了幾十年，想要弄清楚更是不易。
袁小榮，1950年生，從小在軍營中長大。曾上山下鄉當知青，又經過6年部隊生活鍛煉，復員后在工廠當工人。1978年底到河南省新聞出版局工作，直到退休。20世紀90年代，非毛化風潮正盛，他在《黨建》雜志發表《是慈父也是嚴師》的文章，介紹毛澤東教育子女的故事。也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他就開始了毛澤東基層調研事跡的整理與研究。
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收集和整理，他拿到了幾百萬字有關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出巡活動的資料。然后開始按年、按月、按日查證，整理、不斷修改、補充，數易其稿。經與鐵道部、空均有關專列、專機資料核實，整理出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共58次出巡，以及詳細的時間、途經線路，形成了目前最完整的毛主席出巡資料。
這份材料，涵蓋了最全面的毛主席出巡與調研事跡，真實可查。其時間的誤差，不超過二十四小時，因為毛澤東常年堅持夜晚工作，記錄時間往往有誤。
每一次出巡調研是什么時候，什么原因，線路如何，有哪些事跡，得到了什么結果，達到了什么樣的目的，全部都記載其中。
《東方紅》曾被廣為傳唱，那就是人民對他為人民謀幸福的肯定。做人民公仆，這是毛澤東一身自覺的追求和政治信條。他不謀私權，把自己與百姓融為一體。他痛恨欺壓百姓，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除了公開場合，他衣服和鞋襪上的補丁不比普通人少，他吃的不比一般人好。甚至他不讓孩子在食堂吃中灶，只能和一般工作人員一起吃大灶。“十年”中，李訥曾一度擔任北京市的領導職務，毛澤東知道后，立即讓她到江西農村鍛煉。
毛澤東對自己對孩子的這種要求，是自覺的，沒有任何規定、約束、監督，完全是出于一個共產黨人的堅定信條：不脫離群眾，不脫離人民。
縱橫幾萬里，上下幾千年，毛澤東絕對算得上中華民族精英中的精英。然而，他想的不是多分一杯羹，多報一點兒政績、多要一些福利和特權，他深信歷史前進的偉力存在于人民群眾之中。為此，他堅決打擊精英特權的發展勢頭，即使摔得粉身碎骨，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
毛澤東手書的“為人民服務”的金字牌匾就豎立在中南海的門前，但所有共產黨人還能像毛澤東那樣真心實踐它嗎?
歷史在發展，社會在前進，精英越是只為自己謀福利，老百姓就越是懷念毛澤東！因為，精英不是人民的利益代言人，而毛澤東是！
私者一時，公者千古。建國后老人家早已經領袖全中國，但他從不靠想象來制定政策、發號施令，58次出巡，累計長達8個年頭的基層調研，奔忙于中國這一片社會主義的熱土上，怎么能不令人動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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