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在60年代研究李白和杜甫，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成書《李白和杜甫》，卻被如今的很多人惡語相向，罵他是“無恥文人”、“文化流氓”、“馬屁精”、“變色龍”，言辭之中充滿了輕薄、鄙夷的語氣。
對于《李白和杜甫》一書，這些人認為郭沫若用“階ji”分析法去框古人，屬于無稽之談。其實，這些人又何嘗不是反對用“階ji”分析法去框今人呢？這些人無法剝除階·級在世間深深的烙印，卻要剝奪這種分析方法武器，是當得起“流氓”“無恥”的桂冠的！
在《李白和杜甫》一書中，郭沫若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扎實的文學研究道路，那就是認真的考察詩人身世、際遇、財產、婚姻、仕途、重大變故的狀況，結合古人思想追求，來研究和理解詩人和詩歌。這一點難道不是一大創舉嗎？難道不是消除封建思想余毒，推進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大進步嗎？
比如郭老研究李白，郭老舉證了李白，是一個富而不貴的人，家有巨資，且有親哥在九江做生意，有親弟弟在三峽作生意，否則李白怎么可能無所事事，自25多歲出川，直到62歲，云游37年，足跡遍及半個中國？這期間奢靡的花費從何而來？
李白的家世，富而不貴，家財雖多，卻不是顯族，故而使李白具有了雙重人格，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門第，以獲得一定的權勢，便結想而為涼武昭王九世孫的傳說。另一方面卻又使它能保持著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層的民眾接近，有時仿佛還能浮云富貴而糞土王侯，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
公平的說來，李白在封建時代的文人中還算是比較有節慨的。他比較能和民眾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層也還較有所選擇。他能藐視權貴倒是事實。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頭子，已經做到了“將軍”，太子“兄”事之，諸王公主等稱之為“翁”，而李白卻沒有把他看在眼里。又例如，炙手可熱的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沒有提到過。從這些事例看來，李白的為人還能潔身自好，雖然他也有十分庸俗的一面。
令郭老印象深刻的是李白的認真！他讀書認真，鐵杵磨針的故事可證；作文認真，他對少年時所作的《大鵬賦》，“悔其少作，……中年棄之”可證。交朋友認真,《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述葬友人吳指南事可證。學劍認真，為了學劍，而舉家移居東魯；學道認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他對于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認真，詩文常有提及，對他的子女更是十分的愛護。
而李白的政治理想，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迂腐而不可實現，幾次出世，皆不得意，為什么?《李白和杜甫》一書中也做了詳細的考察，寫的同樣很精彩，這里不做贅述。
而杜甫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郭沫若是有些看不起，至少認為“現實主義”“人民詩人”的頭銜，杜甫當不起。
在郭沫若看來，奉杜甫為詩圣，這是一年多年來的“成見”，實際上并非如此。
杜甫在詩歌之中愛哭窮，愛訴述自己的貧困，但是往往夸大，和實際情況核對下來，有很大的懸殊。例如在他48歲時，寫下《同谷七歌》中說自己“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把自己些的就像在山谷里過野人生活一樣。
然而，杜甫48歲這一年就履行了四次，春末從洛陽回華州，秋天由華州去秦州，初冬從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去成都。在同谷一共待了一個月，就說一年四季在山谷里挨餓，把自己的貧困夸大的太不著邊際了。
能經常作這樣旅行的，能是普通老百姓嗎？當然不是。杜甫在洛陽、在長安、在重慶、在成都都曾有相當的家產。比如在夔州他主管的土地達一萬畝以上，他在一次饋贈中，就送給了朋友果園四十畝；在成都草堂杜甫不論其他，光是竹林就有百畝以上......
杜甫的生活，并非我們長期塑造的孤苦形象，而是實實在在的地主生活，相比于普通老百姓，只可以用“優渥”來形容。
縱覽杜甫一生，年少時，在偃師縣由陸渾山莊，在長安杜曲有大片桑麻田，中年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園，這些杜甫并不隱晦，在詩歌中都有所表現。然而，卻有不少“研究家”們要為杜甫隱晦，有意無意的是“詩圣”或“人民詩人”的觀念在作怪！
而杜甫的詩歌，真的符合“人民詩人”這一頭銜嗎？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詩中做了大量的論證說明了杜甫傳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歌中，盡管有不少描寫現實和矛盾的，但是結論中又主要是為統治者隱過，把橫征暴斂、種種吃人行為，歸罪在統治底層的奸猾小吏，而說在上的“貴人”是仁慈的。
杜甫甚至歌頌過好幾個鎮壓農命起·義的權貴，在這一點上，杜甫遠不如李白。
因而，過分夸大《三吏》《三別》的人民性，把杜甫作為人民詩人的標桿，是不切實際的。
如果杜甫真是“超越了自己的jie級”，杜甫不僅不能成為千百年來封建官方所承認的“詩圣”，恐怕連他的姓名都早已消聲覓跡，或者遭受了一千多年“亂臣賊子”的罵名了。
郭沫若是反對過分抬高杜甫的，杜甫關心老百姓，既不如同時代同時代投筆從戎，投身農民反抗運·動的蘇渙，（蘇渙在封建歷史中被描寫為亂臣賊子），更不如與郭沫若同時代的千千萬萬的革·命者。
就拿郭沫若本身來說，那也是鐵骨錚錚，北伐時期就投筆從戎，四一二最黑暗的時刻發表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號召反蔣；他參加武昌起義，而后在蔣光頭通緝下離國；1937年在祖國最危難的關頭，重新回國，始終戰斗在文化戰線上，創辦《救亡日報》、創作《屈原》、《南冠草》......,以筆為刀，同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國內的賣國走狗們，不分日夜的廝殺。
僅就郭沫若的生平來說，也可以甩安史之亂中只知避難遠遁，還要為“貴人”說好話的杜甫幾條街！
這里，我只說了郭沫若《李白和杜甫》的其中的一個結論，書中的論述是十分豐富的。就連積極反對郭沫若的人，都不得不對郭老的學術表示敬佩“可以看出那個時代做學問的人，很嚴謹很廣博，每有論述，必引出處。絕不信口雌黃”！
可以看一下本書的目錄，你便可以知道郭沫若研究方向的扎實！
滑稽的是，在今天，大眾視野中的郭沫若儼然變成了一個小丑，這無疑是四十年來意識形態領域最為顯著的“成果”之一。四十年來，對郭沫若的攻擊和誹謗一刻也未曾停止過。
郭沫若是一個革·命家、文學家、史學家，一代大文豪。但是當代人卻把他否定掉了。
如何可見郭沫若大學問家水準？莫過于看一看他的作品！
而在如何認識李白和杜甫，如何認識世人對杜甫的千年誤解？誰人能有如此的深刻和說服力，仍舊是非郭沫若莫屬！
通過讀此書，一些深受時代影響的年輕人評論說：“讀了這本書，使我對郭沫若肅然起敬。拋開文中政治上的傾向，郭沫若是真的文才澎湃，聰明過人。作書時年過八十，依然寫得如此富有生命力，實在是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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