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說他“幽默的要命”,孔慶東說他是“惡搞的祖宗”陳丹青說他是“中國第一好玩的人”。而他說自己,“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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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則說他,深刻地穿越時空。比如最近讀到他的這篇文章,叫做《宣傳與做戲》。
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于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卻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的。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面;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面卻總支撐維持著幾個洋式的“模范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范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只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復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梅蘭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戲臺上的時候是關云長,是林黛玉,下臺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后,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只好算是發熱昏了。
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例如楊縵華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為面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很該原諒的。但我以為應該這樣就拉倒。
現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后臺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么?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我們的社會,不缺少惡搞,不缺少幽默,也不少好玩,這些東西,都可以在如今的互聯網上暢行無阻,我們也沉迷其中,甘之如飴。
但是生活卻不僅是以上這些,還有工作、生活,打工熬夜,柴米油鹽醬醋茶,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更多的硬邦邦的現實,還有這現實掩蓋下的深刻。
越長大,越懂他。想象的世界再豐滿,也不及現實的骨干更堅硬。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不是憑借想象和勤勞可以彌合。然而,即使清醒而痛苦的掙扎,也比渾渾噩噩奶頭樂,更有希望!
他說,“據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他說,“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超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像又在提倡什么犯忌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
他說,“被壓迫者對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絕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他說“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魯迅的著作頗豐,先生的雜文更是無所不能,寫世道、寫人心、寫文學,出了非常多的金句。他談憤怒,勇者憤怒,抽刃像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談育兒: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長大后也做不了人。
對討厭自己的人的態度:我的怨敵可謂多矣,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先生有非常多令人振聾發聵的思想和言論,你質疑的,他百年前就質疑過,你憤怒的,他百年前就憤怒過,仿佛人們一生的困惑都能在他的言論里找到答案。
這套四冊版的《魯迅言論選輯》,1976年編成出版,好比是魯迅語錄選集。相比于《魯迅全集》,它好比樸實的老農民從自家菜園子里收到籃子里的果實,鮮艷奪目,而且原汁原味,不放任何添加劑,也不過度摘除它自然的老葉,原生態的五顏六色,令人眼饞。
能治好當代人“精神內耗”的,不是“二舅”的苦難與承受,而是魯迅的深刻與決絕。
閱讀魯迅,做人間清醒。
你有藥嗎?我有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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