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在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兩次向全黨干部建議讀書，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廬山會議以后，毛主席覺得國內、黨內的問題解決了，有條件讀書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社會主義部分”。那時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劉莊。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主席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并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朗讀，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么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個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21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四點左右開始，一直到九點左右吃晚飯為止。有時從三點、五點、六點開始讀，到七點、七點半、十點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九點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蘇州去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星期天白天在蘇州活動了一天，為了不耽誤讀書，星期天又坐夜車，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歲生日，讀書也沒有中斷。只是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個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夫人吳仲廉。江華是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飯后，主席贈送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丁家山讀書。這天從下午六點讀到晚上十點，讀了20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讀書。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結束，共17章。在杭州這段時間，讀完了第32章，第33章開了個頭。我每天下午作記錄，當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幫助我一起整理。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加上了一個標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隨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把第33章讀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會議期間，大家知道毛主席領著幾個人在讀書，也聽說主席發表了很多議論，都想知道主席發表了些什么議論。各個組紛紛要求傳達。我所在的那個組有朱總司令、小平同志。我問：主席沒說讓我們傳達，可以傳達嗎？小平同志說：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記錄一段一段地詳細傳達，用了兩三個半天。胡繩、田家英和陳伯達在他們所在的小組里也傳達了。

　　胡喬木在上海聽我傳達毛主席的談話后，覺得主席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問我，記錄整理是不是還有漏掉的？是不是還有沒有整理進去的？我說有。毛主席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劃橫道，或者在旁邊劃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劃，從頭至尾都這樣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劃了以后接著就發表議論，或長或短。

　　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那本教科書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劃了道道，既沒有議論，也沒有說對還是不對。這些沒有整理到談話記錄中去，沒有傳達。喬木把我的那本書拿去翻了一遍，對我說，他自己聽傳達后的印象不準確，我傳達的也不全面。

　　他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主席劃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簡要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里面沒有整理進去。整理的談話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讀書的見解。

　　上海會議后，毛主席又帶我們到廣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還有結束語，全部讀完了。這時已是1960年2月9日。廣州的這段讀書活動，陶鑄、胡喬木都參加了。

　　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注，涉及兩大問題：一個是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一個是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見。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和批注，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是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談話和批注的內容十分豐富，在這里，我舉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窺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見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結合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講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他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

　　再如，毛主席論述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的權利問題，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他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

　　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

　　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總之，人民必須自己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

　　春節以后，我們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黨組傳達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廣州讀書的談話內容。隨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廣州讀書的談話記錄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的談話記錄整理全了。

　　在廣州讀書期間，周總理向毛主席報告，說讀了主席關于教科書的談話，認為很好。他想組織國務院各個部委的負責同志一起讀書，一起學習毛主席談話記錄。主席表示同意。總理把送給他的那本談話記錄交給胡繩，要胡繩編一選本，印發給國務院各部委、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

　　接著，在中央黨校向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參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的全體同志又作了一次詳細傳達......

　　在毛主席的帶動下，讀政治經濟學在黨內蔚然成風。

　　編者的話：這部1954年版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收藏價值跟閱讀價值，想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同志跟書友一定不要錯過了！這本書是我們評價諸多歷史是非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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