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主席的書架上都有什么書？

　　1950年逄先知在毛主席那里幫他管圖書的時候，毛主席的書總共還不到十個書架。經過十幾年的建設，逄先知在離開這個工作崗位的時候，也就是1966年夏，毛主席的藏書已經達到幾萬冊，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毛主席需要的個人藏書室。

　　毛主席的書架上都有哪些書呢？在《我眼中的毛澤東》一書中，收錄了逄先知這樣一篇文章，他向我們介紹了他的工作經歷，還專門給我們介紹毛主席的書籍和讀書生活。（以下為逄先知記述原文）

　　毛主席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魯迅的全集和其他各類書籍以外，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萬有文庫》、《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翻譯叢書等等，基本上備齊了。就個人藏書來說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滿足毛主席的需要。他還經常要我們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1958年夏，北京圖書館換發新的借書證，我們特地給他辦了一個。北圖的同志出于對毛主席的敬重，把他的借書證編為第一號。

　　毛主席讀書的范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記述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就哲學來說，不但讀基本原理，也讀中外哲學思想史，還讀邏輯學、美學、宗教哲學等。

　　這里稍微多介紹一點毛主席對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閱讀情況。他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他都讀過一些。對于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加注意。《六祖壇經》一書，毛主席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編纂的語錄。

　　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主席幾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經》，他也讀過。毛主席閱讀宗教經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他說：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

　　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一個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說：“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

　　再以科學技術書為例。從各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直到某些技術書籍，毛主席也廣泛涉獵，而對生命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最有興趣。

　　1951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邀請周世釗和蔣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對他們說：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可惜，可能不容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

　　毛主席常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1958年9月，張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視察工作。有一天，在行進的列車中，毛主席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冶金工業的書。張治中詫異地問他：你也要鉆研科技的書？毛主席說：是呀，人的知識面要寬些。毛主席經常用這句話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不論是做秘書工作的，做警衛工作的，還是做醫護工作。1957年他親筆寫信給他的秘書林克，要他“鉆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

　　毛主席跟書籍可以說是形影不離。在他的臥室里，辦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過的地方······都放著書。每次外出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杭州、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廬山等地圖書館，都留下了毛主席借書的記載。毛主席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必先作兩方面的調查。一是向人作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一是向書本做調查，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風土人情以及古人寫的有關當地的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