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這樣說過:“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yōu)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chuàng)造作品時候的借鑒。”
在我國古代諸多優(yōu)秀燦爛的文學作品中,明代的著名文學家馮夢龍輯纂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有不俗的地位。
作者馮夢龍有著怎樣的人生呢?他本才華橫溢,然而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后來只得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侯慧卿的歌妓,在蘇州頻繁接觸茶坊酒樓的下層生活,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當時城市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社會財富的增加,明代中晚期出現了統治危機,靠著道德信條為基礎的國家統治機器,脆弱性已經暴露了出來。舊的道德價值體系,實質上不可避免地要面臨瓦解。于是像這種供廣大聽眾消閑取樂的世俗小說,終于漸漸形成了氣候,它們從口頭說唱文學發(fā)展成正式的書面語言。
中晚明正統文藝的假道學,受到了大量進步文學人士的激烈抨擊,馮夢龍的“三言”就誕生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批評儒家倫理文化,重新構建以“情教”為中心的道德批評格局,以此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情”與“理”的和諧統一。
他特別重視小說中描寫的“男女之情”,他曾提出“情始于男女”、“萬物為散錢,一情為線牽”,只要正確引導,可使它“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以達到“情教”的目的,產生像《六經》一樣的作用。他要“借男女之情,發(fā)名教之偽藥”,這種沖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在這三部小說集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馮夢龍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三點:
第一、情真。他重感情,認為情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東西,甚至他想設立一種“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
第二、文學作品要通俗易懂,這樣的作品才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第三、文學有教化作用,主張把社會教化的內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結合起來。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舉了里巷小兒聽《三國》故事受小說人物影響的例子:
里中兒代庖而創(chuàng)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三國志》來,關云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
這個例子生動的說明通俗小說的巨大影響力,確不是被奉為經典的《孝經》、《論語》這類書能辦到的。所以馮夢龍希望借著這些通俗作品去達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實踐。
這三部小說相繼輯成于明代天啟年間,“三言”各40篇,共120篇,約三分之一是宋元話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擬話本。
“三言”的命名有何內含呢?
明者,可以導愚;通者,可以適俗;恒者,習之不厭,傳之可久。馮夢龍明白地告訴后人,寫這套書的目的。
所以實際上,這部“三言”在今天依舊有相當的閱讀價值!感興趣的同志跟書友不要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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