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當料峭的春風拂過華北大地，毛澤東帶領著中央領導機關離開西柏坡，向著北平（今北京）的方向行進。

　　這時，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命運的戰略決戰進入歷史轉折關頭，經過28 年浴血奮戰，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曙光在前，一個新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即將誕生。

　　這一年，毛澤東56歲。在準備出發進京時，毛澤東只睡了四五個小時， 他興奮地對周恩來說：“ 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 趕考’ 嘛。進京‘ 趕考’去， 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來笑著說：“ 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 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時刻保持“趕考”的清醒狀態，中國共產黨人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優異的答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百年輝煌。

　　除了家喻戶曉的“趕考對”，還有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毛澤東回首艱苦卓絕的革命生涯，激動地對身邊工作人員李銀橋等人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呢！”

　　毛澤東青年求學時期曾遇到過很多老師，但他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可見李大釗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雖然在大家的印象中，李大釗似乎總是留著八字長胡年紀很大的樣子，但事實上他只比毛澤東年長4歲。毛澤東首次見到李大釗的時候，他就已經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圖書館主任了，而那時毛澤東才剛開始“北漂”生活。

　　一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那時，他剛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正和他的好朋友蔡和森等人協助組織一批青年奔赴法國實行勤工儉學。

　　去國外學習的機會寶貴，就算放在今天，依然也很有吸引力。但是毛澤東卻有著自己的想法，他說：“我并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石曾那里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毛澤東曾經的老師楊昌濟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希望毛澤東來京后“入北京大學”，以便打下“可大可久之基”。但毛澤東卻沒有按照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這里面原因有很多。按照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規定，毛澤東是中等師范畢業生，需要先工作幾年才能報考大學。也可能是出于經濟上的原因。另外，毛澤東一向推崇自學，當時似乎也并不想直接進入大學去讀書。

1919年的毛澤東

　　既然不讀書，又想留在北京，總得找一份工作，有了收入才能在北京生活下去。“壓力山大”的毛澤東深知自己的處境，他想到找自己在北京的老師幫忙，他說：“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后，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后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1918年的李大釗

　　在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的館長辦公室內，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李大釗。雖然這次見面主要是李大釗給毛澤東交代工作任務，但他們倆之間的師生緣分就此拉開了序幕。

　　那時，毛澤東的工資是8塊錢，雖然比起北大教授們動輒兩三百元的工資來說差得遠，但對比當時北京的消費水平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那時候，北京的豬肉每斤1角2分，普通工人月薪大約3元，普通軍官的月薪也只有10元。靠8塊錢過不上富足的生活，但起碼可以在北京站住腳。

　　說到這里，我們要知道，毛澤東一生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對吃穿從不怎么講究。他曾對衛士田云玉說：“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時候，只有八元錢。到街上買過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極了。”1936年在斯諾采訪時，他說：“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美對于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里。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里，在故宮的庭院里，我卻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李大釗很器重毛澤東，稱贊他是“湖南學生青年的杰出領袖”，并讓他接觸了多方面的圖書館工作，例如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等等，他還同毛澤東一起整理過書刊。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職務嚴格來說應該叫“書記”，是北大圖書館的初級職務，享受的也是最低一級工薪。但這個工作對毛澤東來說，是相當稱心的，使他有了閱讀了解當時新書新刊信息的便利，結識知名學者和進步青年。

　　工作是暫時穩定了，但新的煩惱隨之而來。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說到這段經歷：“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以慈母之心對待北大青年，贏得了毛澤東的尊敬和愛戴。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年初，李大釗先后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nevism的勝利》和《新紀元》等膾炙人口的文章，同時期還有很多的公開演講活動。而毛澤東能夠直接與粉絲量龐大的李大釗一起研究、討論、聆聽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這對于他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機遇。也就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開始“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得益于李大釗提供的工作機會，毛澤東在工作之余能夠在北大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這也使他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潮和“頭面人物”，著實增長了見識。比如閃爍著新文化運動光芒的陳獨秀以及蔡元培、陶孟和、胡適等等。以前只能在文章里見到人名，現在卻活生生地出現在自己眼前，毛澤東激動的心情不亞于你在工作地點碰到了大明星。

　　這期間，毛澤東還參加了北大的哲學研究會和新聞研究會（后改名為新聞學研究會）。尤其是在新聞學研究會里，《京報》的創辦者邵飄萍對毛澤東“幫助很大”，使他增長了新聞學的理論和實踐技能。我們知道，后來毛澤東南征北戰，靠一支筆就能“橫掃萬軍”，這與北大這段時間的學習是分不開的。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只有短短幾個月。1919年3月，毛澤東從北京動身回湖南。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歸途中繞道上海。途中他到山東曲阜游覽了孔廟，看了孔子墓、孔子弟子濯足的小溪、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鎮。在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看了孟子的出生地。還游覽了泰山。環繞過《三國演義》上有名的徐州城墻、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墻。到達浦口的時候，他又不名一文了，也沒有車票，也找不到人可以借錢。更糟的是，他僅有的一雙鞋子被賊偷走了。怎么辦呢？天無絕人之路，在火車站外，毛澤東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位老朋友，借到錢買了一雙鞋，買了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此后的旅途中，毛澤東一路盯著他的新鞋，以防再被偷走。到了上海，把朋友們送上輪船后，他就啟程回長沙了。

　　在這幾個月中，他結識了老師、朋友，學習了知識，尤其是了解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可以說收獲很大。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李大釗對他的幫助。

　　二

　　1919年4月，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思想回到長沙。一個月后，五四運動就爆發了，并立刻震動了全國。毛澤東積極響應，參與領導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二十所學校統一罷課，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開始更深入思考中國問題。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志，并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25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齊，他只好代筆補白。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當時正值酷暑，蚊蟲叮咬，一般人不勝其苦，毛澤東卻顧不上這些，他揮汗疾書，廢寢忘食。一天早上，太陽出來老高了，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掀開蚊帳，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只都顯得肚皮飽滿”。在這種異常艱苦的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這個雜志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在省外也引人注目。李大釗在看到這個雜志后，他十分重視，立馬通過《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向全國的讀者加以介紹和推薦：“能看到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興。”看到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至四期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后，李大釗又在1919年12月28日的《新生活》第19期上發表了題為《大聯合》的短論，對毛澤東的民眾大聯合的主張極為贊同。就沖這個支持力度，李大釗絕對可以登上民國“別人家的導師”十佳榜單。

　　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是1919年12月，他率領湖南的“驅張代表團”，赴京請愿，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里。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由于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

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合影，圖右三為李大釗

　　在1920年年初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未被多數人所認識，但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雖然這個研究會到1921年11月才公開宣布成立，但它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時起，即開始了研究“馬克思派學說”的活動。

1920年的李大釗

　　那時，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很少，中文譯本更為罕見，但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卻早已把“搜集此項書籍”作為了“研究上重要的先務”。因此，這時候他們已經收藏了一定數量馬克思列寧的著作，并且他們還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雖然毛澤東沒有參加研究會的發起，但是毛澤東的朋友鄧中夏、羅章龍是研究會的發起人，因此在李大釗以及鄧中夏、羅章龍等人的推薦下，毛澤東接觸到了關于十月革命和共產主義的中文版珍貴書籍，這對于毛澤東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毛澤東（左四）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與鄧中夏（左五）等人的合影

　　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毛澤東也說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三

　　1920年的4月，毛澤東再次離開了北京，回到了長沙，但此后的很長時間里他仍與李大釗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20年六七月間，毛澤東在長沙籌備創辦文化書社。但本錢太少，周轉困難。這時候，毛澤東的人生導師李大釗又再次站出來為他解決資金上的問題。后來，這間書社存在了長達7年之久，頗受各界讀者的歡迎。實際上，這間書社是毛澤東在湖南建立的一個研究與傳播革命真理，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革命活動。它的存在，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創建中國共產黨及在建黨初期作為秘密聯絡機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李大釗是這項革命活動的有力后援者。

　　李大釗曾于1925年年底至1926年年初，寫作了一篇《土地與農民》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依據馬列主義的觀點，提出了“中國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的正確論斷。毛澤東對于李大釗的這篇論文，非常重視，1926年9月，他在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曾把李大釗的這篇論文收入他所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當作學員學習的材料。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軍民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我們有理由推測，李大釗關于農民問題的思考，為毛澤東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路遙曾在《人生》的扉頁中曾寫道：“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網絡上有人問：“生活中得一良師，是何感受？”一個高贊回答這樣說：“就像你平淡無奇的生命中突然出現一道光，啟發你、引導你想到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想要什么樣的人生，一切都有了方向。”照這種說法來看，李大釗就是毛澤東青春歲月里的一道光，他道德高尚，宅心仁厚，光明磊落，為了革命理想信念奮不顧身，高擎著真理的火炬，照亮了來自湖南的進步青年毛澤東，指引他沿著共產主義道路前進。毛澤東稱李大釗為“真正的老師”，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他深深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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