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往往決定團隊作風——兼談湖北的幾起公眾事件的處理模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似乎又是一句“極左”時代的口號，但這是有道理的。之所以引用“極左時代”的口號，是為了避免引用另外一句不太好聽、但流傳久遠的關于“上梁”與“下梁”關系的俗語。記得電視劇《亮劍》里面有幾句臺詞，大概是說一個團隊的作風，往往由團隊的領導決定，越是個性鮮明的領導，對團隊作風的影響越大。有些網友對此感覺憤憤不平，覺得這過于強調領導作用，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老僧作為持左派立場的網友，當然也是秉持集體主義的人民史觀，反對個人主義的英雄史觀。不過這并不妨礙我承認團隊領導對團隊作風具有重大影響，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那么，承認這點與我堅持的“人民史觀”有矛盾嗎？這并不矛盾，下面我就說說具體的原因。

　　所謂人民史觀，是指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起決定作用的都是人民。但是，“人民”（people）是一個復數名詞，指的是一個群體，而任何群體要形成一個整體，都需要進行內部分工，或者說群體成員具有不同的“工作位置”是群體力量得以體現的前提條件，任何沒有內部分工的群體，都不成其為一個整體。那么，對于一個團隊來說，領導的“工作位置”是什么呢？領導領導，既“領”又“導”，無論是“領”或者是“導”，意思都是指“指引方向”，要能形成有效的“指引”，那么“看得見”是大家能夠“被指引”的前提，所以對于任何團隊來說，“領導”往往居于團隊信息系統的核心位置，這是“領導”這個崗位的職務需求。這樣說吧，領導就好比人的大腦，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發號司令”，大腦當然是人體的信息中心。

　　由于領導處于“信息系統”的核心地位，所以按照原理，領導的一言一行都將釋放給團隊所有成員，如同電腦中所有的信息都需要經過cpu處理一樣。那么團隊整體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簡而言之，就是團隊成員放棄自己部分個人風格，吸收某種特定的風格，在眾多的團隊活動過程中，逐漸錘煉成個人風格的一部分。而由于領導的信息輻射能力相對來說是團隊中最大的，所以也最容易將自己的個人風格帶入團隊之中，從而影響團隊整體風格的形成。從這個角度來看，領導天然是榜樣，而榜樣未必是領導，不處于領導位置的榜樣必須花費額外的成本來塑造——主要是信息成本。

　　持集體主義觀點的人，一定是比較易于融入團隊的，“融入團隊”的另外一層含義就是接受集體，接受集體對自己的位置安排；接受了自己的位置，也才能接受別人的位置，包括領導的位置（這點往往被右邊的朋友諷刺為“奴性”，但比較吊詭的是“沒有奴性”的右派卻往往又很“怕死”，在危機面前當“范跑跑”，在外敵面前當“汪精衛”，所以誰“奴”誰“不奴”，還真是很難說。）。所以，秉持“人民史觀”的人一定信奉集體主義精神，或者說具有較強的團隊精神，而有團隊精神的人才會接受團隊核心的領導。這二者是統一的，而具有強烈個人主義色彩的人，往往是個人英雄主義者，這種人很難具有團隊協作精神。小崗的18好漢正是“個人英雄們”的代表。南街村的村民們因為“傻”，因為“沒有個性”，所以他們接受了王宏斌這個班長的領導，現在只好住別墅、享受供給，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而小崗村的“好漢們”就不一樣了，他們個個都是“英雄好漢”，誰也不服誰，以前是“算盤一響換隊長”，現在更是連村書記都選不出來，只能向上面要掛職干部，他們“英雄得”接受各種各樣的“援助”和“支持”，從免費電話到每年1000塊錢的養老，長江村的電視、初創時葡萄園中葡萄，到蓋房子的2萬補貼，.......。嗟，來食。確實“英雄”了得。

　　因此，團隊風格受領導的影響，正是團隊集體主義精神的體現，這與人民創造歷史并不違背，實際上正是相應的。

　　話題扯得好像有些遠，還是回到標題上來吧。去年曾經寫過一篇帖子，說如果2008年是“四川年”、“奧運年”，那么2009年就是“湖北年”，湖北在這一年多發生了幾件影響深遠的事情。從事情的開始來看，都算不上什么大事。野三關、石首的那點子事，起因都很簡單，治安事件而已，但最后都發展成了驚天動地的社會群體事件，這兩件事情的演變過程是值得大家吸取教訓的。事情的經過就不細說了，既然傷口已經愈合了，那就別再來揭開傷疤了吧。這里只談談去年湖北在處理公共突發事件時的幾點共性。從這些共性中來管窺地方政府的工作作風。

　　如前文所說，事件的起初都是簡單的刑事案件，一起是正當防衛，一起涉嫌謀殺，如果執法機關秉公執法，甚至很多媒體都可能不屑報道，因為沒有什么新聞性，簡簡單單，清清楚楚，誰愛看這樣的新聞？但是，在“有關部門”的強力“運作”下，硬是將“個案”辦成了“典型”，激起很多人的情感帶入，讓小案件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的大事情。那么這樣的結果是那些當事者愿意的嗎？肯定不是，我相信湖北某些當事者，現在恐怕腸子都悔青了——心里可能在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啊”。正是因為事件小，起初絕對沒有引起領導的“高度重視”，所以當事者才會在不經意之間展現本性，如果是“奧運”這樣的大項目，當事者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很難得有“意外”發生。那么，去年湖北的那些當事者“不經意”之間到底展現了怎樣的團隊作風呢？老僧歸納為幾個步驟：

1、事件之初，當事者習慣性的“護犢子”，“護犢子”背后是潛規則主導的利益交換，拿不出利益來交換的老百姓是不夠資格成為地方權力的“犢子”的。
2、事件暴露之后，當事者習慣性的“捂蓋子”，當然是動用權力和地方資源去“捂蓋子”，這個過程往往由于“捂”的動作過于粗暴，會擴大事態的影響，激起更大的公憤。
3、事態擴大之后，蓋子捂不住了，只手遮不了天了，于是就開始習慣性的“找面子”，想辦法找一架官道“尊嚴”的臺階，這個過程往往是好話說盡，百般狡辯。這里也說句題外話，這幾十年來，似乎“在任上”的任何官吏，無論大小，好象很少有人犯過錯。一句“我錯了，我承擔責任”似乎與當值官員沒有關系，很少有人“主動”承認錯誤。
4、事情無法收拾，想“找面子”的沒有找回來，但位子往往卻丟了，所以最后一步往往是某些人“丟位子”。

　　在上面幾個步驟中，前三個步驟我都強調了“習慣性”。于個人來說，是習慣；于團隊來說，是作風；于社會來說，就是文化。湖北的幾件公共事件的處理模式表明，那里的官場作風確實很有特點，可以用八個字形容：以權辱法，勇于推卸。但這其實不僅僅是湖北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某一個地方大員的問題，很多的地方的地方大員都有這個問題。這是官場文化的問題，一時半會恐怕解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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