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與王實味問題再研究
——以供給制為中心
摘要：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的重大事件，王實味問題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王實味《野百合花》等雜文所揭示的問題，相當程度上與當時革命隊伍中的分配制度——供給制有關。不可否認，供給制中確有與中共革命理念相背的方面。正因為此，毛澤東原初意義上的整風，與王實味等左翼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是暗合的，所以才會造成整風初期的“延安之春”。此后，整風運動由“偏向”導致“轉向”，由王實味所提出的，毛澤東與廣大群眾共同認可的問題，被大批判的聲浪遮蔽掉了。因為王實味的悲劇命運，供給制究竟平等與否，也成了一個非歷史的問題。領袖、干部與群眾共同創造了歷史。
關鍵詞：延安整風 毛澤東 王實味 供給制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的重大事件，王實味問題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在現有的關于延安整風與王實味問題的研究中，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學者（如高華），都未對王實味《野百合花》雜文所揭示的問題本身做過研究。而王實味《野百合花》等雜文所揭示的問題，相當程度上與當時革命隊伍中的分配制度——供給制有關。本文擬就延安整風與王實味問題中的供給制因素做一番歷史的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解體后，中共開始轉入農村進行武裝斗爭。在1927年9月秋收暴動后不久，中共在根據地的紅軍與機關工作人員中實行了一種區別于舊式軍隊等級薪餉制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一般被稱為“供給制”。
財富分配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作為一種分配制度，當時中共實行的供給制自然也會遭到一些批評。這些批評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批評認為“現有的這些標準還太少，不能適合所有的人”，另一種批評意見則認為“目前現行的生活標準太多了，衣分數色，食分幾等，實有更改之必要，應提倡與士卒同甘苦的精神，生活費的分配，實應朝著向中看齊，縮短距離的方向做去。”[1]后一種批評主要來自抗戰后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知識分子。最著名的莫過于1942年3月，在延安整風運動初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研究員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認為當時延安存在著等級制度，并且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在一些“大人物”享受“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待遇的同時，“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2]。《野百合花》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分兩次發表，由此引發了軒然大波。
供給制究竟是否平等？在現今的史學界也是存在爭論的。就筆者的考察，目前學術界關于中共根據地時期供給制的學術性研究很少。僅有的一些著作一般也是在述及人民公社化運動時在許多農村曾短暫推行的供給制與建國之后工資制度演變時略有提及，如《新中國工資史稿》[3]，這些論著一般認為供給制具有標準低、大體平均、略有差別的特點[4]。供給制的這種平等性質也是建國后老干部對革命歷史回憶的重點之一。 最典型的當屬位居新中國十大元帥之一的羅榮桓的回憶。1956年羅榮桓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場座談會上就講到：“秋收起義以前，軍官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和士兵的待遇懸殊很大。三灣改編以后，因為斗爭很艱苦，那時最需要的是官兵艱苦與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關系，對干部的考驗和改造也起了積極的作用?！?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5" name=_ednref5>[5]
與強調供給制平等性質不同的是，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中結合王實味事件對供給制做了幾乎完全相反的評價。高華認為，延安時期實行的供給制實際上是一種“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這種制度是適應戰時環境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分配方法與傳統“論功行賞”原則的“新舊雜糅的混合物”，而象王實味這樣的延安青年知識分子跌至了這種等級差序制度的最底層。當然，高華也認為在40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質待遇的差別還不是十分明顯”，僅僅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應制度和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服裝供應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6]
不管怎樣，王實味的觀點當時的確得到了延安很多青年學生與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與支持。[7]就連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范文瀾也在墻報上寫文章提出要“徹底民主”，“絕對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前面碰出血來”。[8]王實味觀點的反對者是中共高干（尤其是軍隊領導人）和中共中央機關勤雜人員，以及相當一批延安文化人[9]。反對者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認為延安根本不存在“等級制度”；另一種則認為存在等級制度，但這種等級制是合理的，理由有三：：（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10]
王實味問題的出現自然是與當時的延安整風運動分不開的。眾所周知，1942年的整風對象，首當其沖的就是“教條主義”。被視為教條主義頭號代表的王明在1941年9月會議上即因任弼時與王稼祥轉達了季米特洛夫對其的批評，而一蹶不振。所以，毛澤東1942年初發動延安整風運動，與打王明這只“死老虎”已關系不大，就整風運動的最初目的而言，毛澤東也并不是針對一般黨員群眾，他的基本目標是那些“手中有權的領導干部”[11]。當時王實味所在單位領導李維漢也認為“整風的對象，主要是老干部（當時是中年干部）。”[12]
對1940年代初的延安狀況，毛澤東是中共領導人中比較敢于正視其問題的。1941年8月2日，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3" name=_ednref13>[13]
毛澤東原初意義上的整風自然引起了具有理想主義熱情的青年知識分子的響應。很快，延安各大單位出現了許多刊登諷刺性雜文的墻報，比如中央青委的《輕騎隊》，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西北局的《西北風》，等等。由此又出現了在《解放日報》第四版上一些尖銳批評老干部棄舊娶新等生活作風的雜文，比如丁玲的《三八節有感》。[14]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也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兩次在《解放日報》第四版上連載。根據胡喬木的回憶，當毛澤東看到在《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的《野百會花》后，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報紙作出深刻檢查”。[15]胡喬木這一回憶被研究者廣泛引用，但迄今為止只是孤證。根據這時毛對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寫作雜文的態度，很難從胡喬木的回憶就得出毛澤東這個時候就想打擊王實味的結論。比如，同樣是刊登諷刺性雜文的《輕騎隊》出版以后，毛澤東不僅期期都看，“還叫他的警衛員也看”。他不僅稱贊《輕騎隊》的內容，還在1942年2月8日延安干部會的演講中稱贊《輕騎隊》文章的文風是“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主義的文風?！?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6" name=_ednref16>[16]
1942年3月31日 ，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針對《野百合花》講了這么一大段話：“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涑鞍导?，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SUP> [17]
不難看出，此時的毛澤東依舊承認“我們工作制度中有很多缺點。”
王實味《野百合花》矛頭所向的中共高干們是如何反應的呢？時任八路軍359旅旅長的王震在看了包括《野百合花》在內的《矢與的》墻報后氣憤地說：“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后方吃飽飯罵黨?！?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8" name=_ednref18>[18] 在4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康生也指出，《輕騎隊》以及王實味、丁玲兩人文風不正，并且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主張對青年要注意引導，提倡積極的批評，不符合黨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對此，中共領導人之間看法不一，一些人認為暴露暴露有好處，只有亂起來，才便于有目標地開展斗爭，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則認為放得太過，搞不好會出現莫斯科當年清黨斗爭的情況，為托派所利用，鬧成分裂，難以收場。[19]
毛澤東的態度是一面強調整風要有計劃有領導地進行，不能放任自流。思想斗爭的火力，不能只對著老干部，而應對著新老干部雙方的毛病，而且態度一定要好，態度不好，就會引起人家不滿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熱罵還好，冷嘲就不好，因為它會搞得疑神疑鬼。這種空氣不要在共產黨里面增長，它不利于大家，它使黨不團結，使黨分裂。不要暗箭，應該是采取積極的態度上下夾攻。
另一方面，毛澤東仍主張要“放”，強調對工作人員的不平之氣，要讓他們發泄。并且堅定地認為，“對于我們各部門的工作，這一次要來一個徹底的檢查”。[20]
4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澤東專門到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矢與的》墻報[21]。毛這時的態度，相當微妙。當時的一部分同情和支持王實味觀點的人認為：“毛澤東同志支持我們?！钡鷨棠净貞浢珴蓶|當時說了一句：“思想斗爭有了目標?！边@一回憶得到了李維漢的支持[22]，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則加了一句，“思想斗爭有了目標，這也是有的放矢嘛?！?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3" name=_ednref23>[23]很明顯，無論是胡喬木，還是李維漢，都認為毛澤東所謂“目標”指的就是王實味這樣的“自由化”分子。但筆者認為，在缺乏上下文的語境下，毛澤東這句話很難說就是支持李維漢這樣的當時處境被動的領導干部的意思，因為毛澤東這時的態度還是要“放”。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黨內大奸》一書的《王實味事件：整風運動的“偏向”與“轉向”》中所披露的毛當時講話的完整內容是：“這些東西[24]很有教育意義，我們的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這也叫有的放矢嘛！我看不要著急，先組織延安所有機關、學校、部隊、工廠的人員輪流參觀，然后讓大家結合學習整風文件，展開廣泛的討論，徹底分清是非，辯明問題實質，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真理總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發展，鞏固起來的，真理不怕反，也反不倒！越反越正確?！痹撐慕又贸隽艘粋€異乎尋常的結論——以上兩種對毛當時態度的解讀都是“主觀臆斷”。從現有的回憶材料來看，毛澤東看過墻報后，曾召集過延安高干會議，會上以至會后，毛澤東并沒有存心提出要整王實味。所謂“思想斗爭有目標了”應該指兩方面的現象，“一是指王實味所代表的這種思想傾向或者說社會思潮(即當時延安風行的‘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潮)；一是指王實味的文章和《矢與的》的內容所揭示的社會現象(即長官意志、官僚主義等級觀念)。而王實味其所以成為整風運動中正面戰場上的目標，這大概要歸咎于王實味自己太激烈、太固執?！?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5" name=_ednref25>[25]結合3月至4月初毛的一系列言行，筆者認為這一論斷相當準確得概括了毛澤東當時的態度。
此時，王實味的文章還未被上綱上線。齊肅在4月初的《解放日報》上率先發表商榷文章，認為：“我以為今天在延安在生活上，在供給制度上，在許多工作上確是存在有嚴重的缺點。甚至有個別的通知，窯洞錢的臘肉掛得老長，蹺起腿來當寓公的。但需要的是嚴正的尖銳的批評，誠懇坦白的態度，卻絕不是牢騷和冷嘲?！?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6" name=_ednref26>[26]不難看出，齊肅的文章跟毛澤東的調子相當一致，即在承認“許多工作確是存在有嚴重的缺點”的前提下，著重批評王實味等青年知識分子提意見的方式與態度。
4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邀請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的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到楊家嶺談話。毛澤東一見面就問：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一個人沒受過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又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7" name=_ednref27>[27]毛澤東這時的態度仍然是堅持兩方面問題都要批評，延安“也有缺點”。
把王實味問題局限于思想領域，并且堅持以“放”為主的整風方針，毛澤東的這一態度一直堅持到五月底。楊奎松指出，“一直到五月底，毛澤東仍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相反，他相信形勢是好的，并試圖緩和新老干部中正在白熱化的矛盾，要求老干部要愛護新干部。他為此明確告訴黨的高級干部稱，你們所說到的“所有發生問題的作品，我們說都沒有什么大問題?！驗槟切┩靖径际歉锩?，都是從外面或根據地來的，他們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許多，時間還很長，現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時候或某次說話寫文章，誒有弄好，這是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可以解決，都不是什么嚴重問題?！?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8" name=_ednref28>[28]
5月下旬，整風運動突然發生了轉向——對象由“手中有權的干部”變為下層黨員干部群眾，并且引發了審干和搶救運動。造成整風運動發生悲劇性轉向的原因，因為缺乏檔案資料，我們現在很難準確地加以說明。根據一些研究者披露的材料，這種轉向大致是與當時中共根據地內憂外患的形勢有關。一方面，中共很多根據地都處于日偽圍攻的險惡環境，加之國共關系持續惡化，一些情報顯示蔣介石準備軍事進攻與內部破壞同時進行，中共中央不得不加強對根據地人員的組織審查，以“發現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國民黨的輿論對王實味等的言論有頗多的呼應與贊賞，很多中共領導人又對此不斷強調，這不得不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29]
以上情況促使毛澤東在5月下旬做出了一個決定，就是將王實味的文章印發各單位討論，并且要組織反駁。這不可避免地使整風轉入了審干，思想問題與組織問題結合在一起。
1942年5月27日 ，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月1日 至 6月11日 ，中央研究院的民主集中制座談會由清算極端民主化偏向轉為清算王實味的斗爭。原來同情與支持王實味觀點的人或真心或被迫地轉向了對王實味的大批判。范文瀾指出：“在《野百合花》上證明王實味同志是我們的思想敵人。”[30]伯釗認為：“《野百合花》作者的立場同無產階級黨的立場是對立的，是錯誤的?！?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31" name=_ednref31>[31]陳伯達、張如心和丁玲更是從理論的高度把王實味的觀點完全歸為“托派”另類。[32]
倒是詩人艾青對王實味事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等級制度”特別作了逐條說明：“王實味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 所謂‘衣分三色’，就是藍色斜紋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并非什么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而我們也不只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謂‘食分五等’，最高級的也不過四個菜一碗湯；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飯加清水大鍋菜”，“共產黨最高首長們的伙食，還不如大后方機關里當官的來得講究呢!”。
對王實味所說：“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艾青也逐一進行了反駁：“延安學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兩餐小米飯（每周吃一兩次饃）菜是大鍋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有時）還可以吃肉。王實味所說的‘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是發生在某學校剛開辦的時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馱米的緣故，曾一連吃了幾天稀粥。這是一種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現象”，“至于說‘害病的通知喝不到一口面湯’，這是誰也不會置信的事，延安醫院里的病人，比起大后方醫院的有錢人，當然不如，但大后方沒有錢的人就不能住醫院；延安的醫院卻一律免費且平等待遇，病人們的生活，比醫院里一般工作人員的要好得多?！?/p>
對津貼費問題。艾青指出：“延安的津貼是有微小差別的，那等級就是‘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五種。所有的工作人員，從最高的‘首長’，到每個黨員的差別，就只有這五種。另外也有特殊優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術人員’”。 [33]
顯而易見，艾青主要還是站在延安并不存在等級制（即前文所述的第一種反對者）這個角度去批評王實味的。
這場爭論最后以王實味的被迫檢討而結束[34]。就供給制而言，艾青的說法毫無疑問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前文已經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恕不贅述，僅以傷病員待遇為例，就拿1942年供給標準來說，傷病員的伙食除了按一般的伙食費的規定外，“每日另增發一元”[35]，到了1943年，病號在醫院者已可享受小灶待遇[36]。楊奎松研究了供給制后也認為：“實際上，和國內這時任何一種收入分配制度相比，中共的供給制已經是最貼近平等性質的一種分配制度了。”[37]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實味提出供給制問題三年后，對前面提到的兩種對供給制的批評意見，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在抗戰結束后不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這是我黨建軍原則之一”，“但是較特殊的優待，工資所得的差別，便是應當和必需的，若情況越是朝著和平建設的道路發展，則這種生活待遇的差別，就會增加、擴大，并逐漸得朝著按勞得酬的方向走。”[38]
邊區財廳特別指出：“薪俸制度是生活費分配的一種較合理制度。所謂薪的標準，是按其工作的質量，講技術講能力，論勤惰，而給予相當的報酬。也就是依照各人的勞動簡單與復雜的程度及其工作的勤惰的標準來進行分配，這是按勞得酬的橫切面”，“所謂俸的標準是論功績，系指對革命對人民曾立過功勞苦績，或則有長久的工作歷史，或則因公積勞成疾，或則為人民的戰爭中負傷殘廢等等原因。由于歷史上所積累的勞動的量功勛，而給予一定的或長期的，身前的甚至死后其妻兒家屬仍可領取的報酬。如年俸、養老金、年金等等，這是按勞得酬的縱斷面?！?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39" name=_ednref39>[39]
對于生活費的發放，邊區財廳認為應該模仿鐵路、郵政的管理方法，朝著薪俸制度的方向發展，“將來在大城市，在長期和平建設的時候，薪金制的采用，便是勢所必行了”。[40]但由于不久后國共內戰爆發，中共根據地財政再度陷入困境，這一設想的真正實行要等到新中國建國前夕了。
很明顯，邊區財廳也是反對王實味觀點的，但與艾青不同的是，邊區財廳主要還是從等級制的合理性這個角度（即前文所述第二種反對者）去為等級制作辯護。
可以認為，這是中共財經部門內部第一次系統總結供給制的利弊得失并研討供給制的發展方向以及存廢問題，也可以看作是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后，供給制迅速向薪金制轉變的濫觴。
問題在于，毛澤東原初意義上的整風中途夭折了，運動的“偏向”導致了“轉向”，王實味《野百合花》等墻報雜文所揭示的，廣大群眾與毛澤東共同認可的問題——革命隊伍中存在的陰暗面，被大批判的聲浪給掩蓋起來了。當年熱忱參與整風的個人群體，以及實質上反對整風的群體的言論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影響和干擾了毛的進軍，歷史就這樣順著各種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進。領袖、干部與群眾共同創造了歷史。
[1]《經費供給工作的簡單總結（初稿）》（陜甘寧邊區財政廳1945年11月），陜西省檔案館編：《供給制文件匯集（1937-1949）》，1958年西安印，無出版單位，第60頁
[2]《解放日報》 1942年3月23日 ，第4版
[3] 莊啟東等著，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
[4] 如張玉亮：《紅軍初創時期的供給制與經濟民主》，《黨史博采》1999年第4期；黃文主：《中央紅軍最早實行供給制》，《軍事歷史》1999年第3期；朱鴻召：《延安時期的供給制生活》，《上海文學》1999年第3期
[5]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頁
[6]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22-328頁
[7] 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81-483頁；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44頁；《胡績偉自述》（四卷本），香港：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http://56cun.anyp.cn/blog/archive/108800/070504053623264.aspx
[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85-486頁
[9] 參見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44頁
[10]《解放日報》 1942年3月23日 ，第4版；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44頁
[11]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3版，第150頁
[12]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78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74頁
[14] 見《解放日報》 1942年3月9日 ，第4版
[1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9頁
[16] 宋曉夢：《李銳其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頁
[17] 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91頁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83頁
[19]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3版，第150-151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72-373頁；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5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83頁
[22]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83頁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73-374頁
[24] 指《矢與的》等墻報
[25] 高潔、路平：《康生和延安審干運動》，程敏編：《黨內大奸》，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頁
[26] 齊肅：《讀〈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報》 1942年4月7日 ，第4版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78頁
[2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3版，第151頁
[29]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3版，第152頁
[30] 范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 1942年6月9日 ，第4版
[31] 伯釗：《繼“讀〈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報》 1942年6月9日 ，第4版
[32] 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斗爭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 1942年6月16日 ，第4版；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在中央研究院斗爭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 1942年6月17日 ，第4版；陳伯達：《寫在實味同志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之后》，《解放日報》 1942年7月3日 ，第4版
[33] 艾青：《現實不容歪曲》，《解放日報》 1942年6月24日 ，第4版
[34] 王因“托派”問題被逮捕和1947年被處決是另一個問題，本文僅就王實味文章中涉及到供給制而言
[35]《一九四二年度邊區財政實行統籌統支辦法》（陜甘寧邊區財政廳 1941年12月15日 頒發），《供給制文件匯集》，第7頁
[36]《西北財經辦事處關于1943年度供給標準的規定（邊區政府批準）》，《供給制文件匯集》，第11頁
[37]《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與等級制的形成》，未刊稿
[38]《經費供給工作的簡單總結（初稿）》（陜甘寧邊區財政廳1945年10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60頁
[39]《經費供給工作的簡單總結（初稿）》（陜甘寧邊區財政廳1945年10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66頁
[40]《經費供給工作的簡單總結（初稿）》（陜甘寧邊區財政廳1945年10月），《供給制文件匯集》，第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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