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風整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指責毛澤東最嚴重的“罪狀”是“文化大革命”，把它定性為一場大災難，國民經濟因此而搞到崩潰的邊緣。誠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幫”的干擾，也由于毛澤東在某些方面判斷失誤，或聽信了讒言，出現極“左”，我當時是很反感的，我沒有參加任何“組織”，對一切極左行為深惡痛絕，但根據我以往親身經歷的“政治運動”，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堅信那些搞法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堅信毛主席會發現，會糾正的。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極“左”作法源遠流長，“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早先一些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人搞極“左”的繼續和發展，例如“整風整社”和“四清”，只不過這兩次運動是在農村，是整下面，整“基層干部”，搞得再“左”，也觸犯不到自己的利益，甚至還可以借此表現自己“最革命”，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團。而“文化大革命”是在城市，整上面，整“當權派”“即得利益者”,觸犯了這些人，現在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大造輿論，把“四人幫”搞的一切，甚至是過去自己搞的一些錯事、壞事，都強加到毛澤東頭上。利用毛澤東的失誤，混淆視聽，欺騙廣大善良群眾，以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達到個人目的。僅就我親身經歷的在農村搞的一些“運動”，看看是誰在搞極“左”。　　

“整風整社”。1960年底至1961年春,在農村開展“整風整社”運動,解決“五風” (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問題，毛主席說：要用錢買回農民的積極性（即在刮共產風時折遷的社員的房屋、豬、雞、鍋、碗、瓢、盆等一切東西，都由國家拿錢按價退賠兌現）。“五風”的確脫離群眾，給農村的生產、生活造成很大困難，解決這個問題本來是極好的事，可是在“運動”進行中卻大大走了樣。我參加地委工作組到某縣一個公社的管理區的一個大隊（海拔　1700米　以上），我所駐的生產隊，雖然群眾對干部也有意見，有個別人甚至意見還很大，但我認為這個生產隊總的情況很不錯，冬季生產搞得好，我們進駐時，他們已經按自己的計劃種完了南麥和洋芋各幾十畝（高山積雪，此時已不能再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了）；食堂生活安排得好，食堂做的壇子菜擺了一屋子，地里埋了幾大坑蘿卜、包菜等蔬菜（高山積雪，與北方一樣，地里沒有鮮菜了，只能貯藏在地窖里）.樓上還堆了不少曬干了的折兒根等代食品，每頓飯有三、四個菜，除糧食定量外，代食品是各取所需，不受限制。領導這個生產隊的是隊長小王（20多歲）和大隊會計、大隊婦聯主任（是夫妻倆）。按說這樣好的農村基層干部的確不錯，我認為我住的這個生產隊沒有問題，可是工作組長和工作隊副隊長硬說群眾沒有發動起來，“蓋子”沒有揭開，說婦聯主任與生產隊長有皮絆關系就是大問題，而且在土改時這個婦聯主任（當時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就曾控訴過地主誘奸了她，可見她就是階級敵人派進來的。就這樣硬是將生產隊長和婦聯主任斗了,撤了他們的職,換上一個姓李的又懶、又偷、對隊長意見最大的青年當隊長。我一直想不通，一些人不知是什么心態,下去蹲點,特別是搞“運動”,一定要把當地干部整成“落后保守”，或整成“階級敵人”。我一直有疑惑，往往比較偏遠、沒工作隊去的地方，生產還搞得好些，我當時駐的那個生產隊就是這樣。我的住戶是貧協組長，本來對小王隊長等人也有意見，但并不贊成撤王換李當隊長。我的思想很不通，對另一工作隊員說：反正搞完運動我們拍屁股走人，如果我是本地干部，打死我也不會這樣做，以后這個隊的生產怎么辦？當然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挨了多次批，不過批的火藥味還不算重，離“斗”字還很遠，當然我也知道想入黨是不可能了（我從1950年抗美援朝的“參干”運動開始，對共產黨發自內心的擁護和崇敬，多么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總覺得自己條件不夠，誠心誠意要求改造自己，鍛煉自己，總是主動要求到艱苦的地方工作，到基層工作，但每次都是碰到這類情況，始終未能如愿。到了80年代以后，不正之風蔓延，我看不慣，就再也沒有入黨要求了。）這些極“左”的搞法，難道都要歸罪于毛主席？誰知他們是怎樣向上面匯報的，一定是把事情說得一團漆黑，以顯示自己的水平高吧！后來，還是毛主席發現了問題，加以糾正。春節過后，再到另一個公社的大隊搞“整風整社”時，就沒有再搞極“左”的作法了。此次運動結束后，我又參加了地委所在縣的一個大隊辦點（地委工作組原來在一個管理區辦點兩年，組長“左”得出奇，所以全工作組都是極“左”的，實在太脫離群眾，不得不趁“整風整社”之機撤了出來），這次這個組長比較從實際出發，不搞瞎指揮，不搞極“左”，工作組與當地的干群關系比較融洽。可見，極“左”的作法，并不是執行毛主席的路線，而是個人思想品德使然。不能將一切“左”的東西都強加到毛澤東頭上。　　

“四清運動”。1964年冬開始，由地委在其所轄的一個縣，將其半個縣搞四清試點，在全專區八個縣及地直單位共抽調6000人組成四清工作團，進駐這半個縣，在開展四清的公社成立四清分團，管理區成立四清工作隊，生產大隊成立四清工作組。抽調的隊員們集中學習40多天，主要學習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僅王的錄音報告就聽了一天，而且還人手一冊發了她厚厚的一本報告全文（是印成16開本的一本書，可惜此書在《二十三條》下來以后，收回去了）。神秘得很，在學習期間，集中食宿，不準與外界（包括家人）聯系。王光美在報告中，繪聲繪色，危言聳聽，的確很有煽動性（比江青的口才好多了），把桃園大隊的階級斗爭描繪得復雜曲折，介紹她自己是如何“扎根串連”發動群眾，才揭開“蓋子”的。雖然她演講很生動，非常吸引聽眾，但我內心并不以為然，覺得她是從來沒下過鄉的人，把一些事情說得太玄乎，她說大隊書記吳臣如何如何壞，其中令我記得最深的是說吳臣精得很，非常注意她的身份，多方打聽，跟蹤暗查，一次發現她留在地上的鞋底印，認為這種鞋只有北京有，由此推知她的來頭一定不小。說大隊會計趙××（忘記名字了）是漏劃地主，趙的兒子在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學習，這樣的人怎么可以掌握我們的尖端技術呢？要把他弄回來。她的結論是：桃園大隊是反革命兩面政權。根據她的講話，四清工作團首先在內部搞“三查四清”，三查，不僅要查自己，還要查每個隊員的豎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自己）、橫三代（即包括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旁系親屬）；四清，即要清理每個隊員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四不清”。搞得每個隊員人人自危，有的人因被清理出四清工作隊而自殺。我也是被清理出四清隊伍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四不清。不知為什么，我一點都不害怕，也不覺得難見人，得到通知，即高高興興捆起鋪蓋卷回家了。可惜，只有三天，又通知我歸隊了，原因是四清工作團中的女同志實在太少，而規定每個工作組都要有一定數量的女同志，女同志不夠分配，所以我又成了一名“光榮的”四清工作隊員。經過學習后的工作隊員，開赴開展四清的社、隊，個個“斗志昂揚”，“革命”得很，開展運動的方法也與桃園大隊一樣“左”極了。上面（四清工作團）發來的各種文件和《四清簡報》，都是介紹一些極“左”的經驗，我記得最深的有陳伯達在小站搞四清的經驗，也和桃園一樣，把小站說得一團漆黑，對所謂的“四不清干部”和“漏劃的地富反”，把“帽子”拿在群眾手里，什么時候不老實，就什么時候將帽子戴上去。我當時就說這條經驗我們學不到，我們怎么敢什么時候想給誰戴帽子就戴上呢？再一個，是我們省的省委書記搞的四清點，進駐了一個多月，蓋子還沒有揭開，還沒有入到門。于是我們都說，連省委書記都有沒入到門，那我們就更沒有沾邊了。根據桃園的經驗，為了防止被腐蝕，工作團規定隊員不準吃肉等等…。各工作隊根據各自的情況又增加了新的規定，比如我們的分團，地處海拔1400米以上的高山，我們工作隊更在海拔1800米的大隊，群眾生活非常困難，解放前基本上沒有鹽吃，解放后，雖然鹽的供應沒有問題，但由于，一是群眾手中的油鹽錢困難，二是一些老人已養成了很少吃鹽的習慣，所以當地人鹽吃的很淡，或者不吃鹽。高山水困難，氣候又冷，很少洗澡。于是分團就規定，不準吃鹽，不準洗澡。誰違反了這些規定，就提出批評或檢舉給《四清簡報》在全工作團通報，甚至受到處分。捕風捉影的事多得很，我們隊有一個隊員，在與社員同勞動時，喝了一個地主分子（因進村時間不久，不知其為地主成份）端來的一瓢水，就說他階級立場有問題，受到嚴厲批評。有一隊員，他的住戶家來了客，弄肉吃，也給他勸肉，他再三推謝，推來推去，將肉掉在了桌上，不好再退回菜碗，只得吃了，因此受到處分。《四清簡報》上，通報了另一個工作分團的、來自兩個縣的兩個隊員“打皮絆”，受到處分。看了簡報后，我們工作隊來自這兩個縣的隊員，都說本縣那位同志一貫正派得很，一定是對方那位女同志行為不端勾引的，結果兩個縣的兩位都是男同志，只不過其中一位的名字像女性的名字而已，鬧了一個如此天大的笑話。因此，搞得工作隊員人人自危，每次來了《四清簡報》，隊員們個個提心吊膽，趕快翻看有沒有自己上了《簡報》挨通報。分團還傳達下來一條經驗，對“三小干部”（生產隊的隊長、會計、保管）要抄家，甚至搜身，可以借口是他們家里可能藏了賬本，這樣才能能很快揭出問題。我想這些違法亂紀的作法，早就三令五申禁止過，為什么現在倒成了一條經驗？不過我們的工作隊長雖然口頭傳達，但并不贊成這些作法，采取敷衍應付的辦法，即便如此，也還是鬧了不少笑話。作為工作隊長，他要帶頭貫徹執行，就到一個保管員家“抄家”、“ 搜身”，保管員的妻子懷孕在身，工作隊長對她說，你身上是不是藏了賬本，拿來看看。老實巴交的保管員妻子，手忙腳亂地解圍裙帶子，太慌張，拉了褲腰帶（老式的大褲頭褲子，再加上懷孕肚子隆起），褲子掉了下來，隊長趁機起身就走，他的“抄家”，就此結束。我也是應付了事，我自報負責記賬，不動手“抄家”，每到一處，我就坐在大門口，聽著屋里抄家的的人大聲報著抄到的東西的數量，比如，臘肉多少，大米多少…,其實我一筆都沒有記,只是與他們的家人閑聊,要她們不要害怕,不要抵觸。由于隊長對我們的督促不力，我也就可以不認真照辦了。不過大多數隊員單純、極積，搜查抄家還是搞得熱火朝天。在這種極“左”思想的指導下，工作隊員們幾乎都把自己所住的生產隊“整”成“反革命兩面政權”。我住的生產隊當然也“挖”了不少問題，但是要將它說成反革命兩面政權，再怎么也不像，我只好說：生產隊長雖然是貧農，但富裕農民思想嚴重，可以說是“富裕農民當道”吧（當時將干部劃成五類：一、二類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三類是富裕農民當道，也就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四類是“拉出去”的，就是被階級敵人拉過去了，已經變質了，成了階級異己分子，例如桃園大隊的書記吳臣；五類是“打進來”的，也就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例如桃園大隊的會計趙××。過后，我們的工作組長還是對我說；“你還是整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的材料吧。” 我口頭上答應，但遲遲不整材料，一直拖到《二十三條》下來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二十三條》下來以后，我們的工作隊長，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說哩！難怪我們搞的不是毛澤東思想，是搞的王光美思想。”我雖然內心很同意隊長的說法，同時也為他捏了一把汗，心想他的膽子真大，敢說這樣的話。雖然極“左”來自上面，也和下面一些光圖表現自己的人的思想品德有關，也有些人是太單純，或是接觸農村的實際太少，一味盲從，這樣上下呼應，愈演愈烈。 　　

為什么《桃園經驗》在當時能那樣被認真貫徹執行？直到我讀了2006年2月21日《作家文摘》上刊載的，黃崢撰寫的“王光美訪談錄”，才弄明白了一些問題，才知道毛主席為什么將“階級斗爭”估計得那么嚴重，為什么說“全國基層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現將“訪談錄”文中王光美的一些談話摘錄如下：“1963年11月下旬，我參加河北省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的四清工作,…在桃園大隊經過發動群眾，確實揭露出許多問題。…春節前夕回家過年，我向少奇同志詳細匯報了桃園大隊四清的情況。我說根子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腐蝕和影響，根子在地富。”“…少奇同志談了他的意見,我當時作了記錄,回河北時向省委傳達了。后來少奇同志自己還把河北省委的傳達記錄報送毛主席審閱。”“…我在中南海春藕齋舞會上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了解情況，問得很細。主席說為什么他們敢這樣？根子在上面。”“…1964年春節過后,各四清試點單位揭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當時的感覺，階級斗爭的形勢十分嚴峻。1964年底，我結束在桃園大隊的工作。回北京后，中央直屬機關黨委要我向機關干部作一個關于“四清”的報告，講了桃園大隊四清的做法和體會。不久，又應邀在全國婦聯召集的會上講了一次。”“…1964年5月至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會上，毛主席說，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 （看來，是根據王光美等匯報的情況作出此判斷的）。“…少奇提出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以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干部。”“…1964年6月，我陪少奇到天津，劉子厚、林鐵要我在省委召開的工作會議上介紹一下經驗，這次比在北京講得詳細，講了兩個半天。…7月6日到濟南，也在山東省委召開的工作會上講了一次。當時會上反應強烈，與會同志說是幾個沒想到：沒想到我這樣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點，能講出這么一些經驗。當時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工作隊下去之后不知怎么開展工作，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組織傳達學習我的報告。這樣，少奇同志就請河北省委的肖風同志幫忙，將我在河北報告的錄音整理出來。…先后到安徽、江蘇、上海、鄭州、湖北、湖南、廣東…一路上每個地方都提出要我講一講。結果只有在湖北武漢沒有講。王任重同志對我說，天氣太熱，鐃了你吧！讓大家聽錄音。不少地方要求印發書面材料，陳伯達幾次找來，極力主張發出這個材料。…周恩來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國婦聯介紹桃園大隊四清的講話記錄，給少奇同志寫來一個條子，建議把這個講話記錄轉發下去。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園大隊的經驗轉發各地參考，要我再認真修改一下。8月19日，少奇同志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轉發了桃園大隊的經驗總結。”“1965年1月3日，我參加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會議，他對前一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批評。他說，一萬多人集中在一個縣，集中很長時間學習文件，不依靠群眾，搞神秘化，扎根串連，使運動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瑣哲學，人海戰術，要那么多工作隊干什么？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按：我們地區集中6000人搞半個縣，就是這樣搞的）。“毛主席的這些批評，看來主要是針對少奇的。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一再延長，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來，重新起草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從王光美的這席談話中，使我體會到毛主席的一些“左”的指導思想，都是來自王光美、陳伯達等人物反映情況，以致作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的手里”的判斷，重新提出“階級斗爭”。更可悲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所養成的專看“主子”的“顏色”而“拍馬屁”的傳統，使王任重、劉子厚等高級干部，竟把《桃園經驗》作為圣旨，不遺余力吹捧，貫徹，以致上行下效，極“左”風刮遍全國。后來，還是毛澤東發現了問題（與延安整風時康生搞的“搶救運動”一樣），制定《二十三條》才制止了這場“浩劫”。現在把這些賬都算在毛澤東頭上，公道嗎？王光美的談話也讓我看出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一切壞事的根子都在上面，而不是什么地、富，是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依靠群眾，開展群眾運動，而不是聽任上面派去的工作組帶著“框框”認定。 “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工作組，還是搞的《桃園大隊經驗》那一套，所以毛澤東說派工作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至今仍認為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是對的，看看現在貪污腐化成風，難道根子不是在上面嗎？現在借口文化大革命“亂”，不準搞“四大”，不準群眾監督，所以一些掌握實權的官員，根本不把群眾放在眼里，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買官賣官，行賄受賄，吃喝嫖賭，化公為私，國有資產流失，…不一而足。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 那批人，有幾個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慧暴富起來的？在此風氣的帶動下，造成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敗壞，一切向錢看，有權的：貪、拿、占；社會低層的一些眼饞的人：偷、搶、騙；顧什么禮義廉恥。只苦了一般的老實老百姓，只能在下面發發牢騷，說說怪話而已。有的人還因此大肆標榜，現在如何如何“民主”，什么話都可以說。這種“民主”有什么用？你在下面說，他根本不會聽，也聽不見，對他的貪、占一點妨礙都沒有，發揚這樣的“民主”，何樂而不為。　　

有的人為了掩蓋自己的不法行為，轉移群眾視聽，開口閉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災難，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好像比解放初期還困難，還苦，果真如此嗎？誠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幫的干擾，利用青年學生的幼稚，制造混亂，以達其篡黨奪權的目的，的確給當時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的經濟建設造成很大損失，我當時對這些也是極端反感的。但從我經歷過的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看，每次都有“左”的干擾（包括延安整風和四清運動），每次都是毛澤東自己發現而予以糾正。所以，文化大革命雖鬧得翻天覆地，我也同樣挨了不少整，但我堅信這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會糾正的。只是由于毛澤東老了，在某種程度上被駕空，正如我當時工作的農科所的一些老工人所說：“毛主席受了蒙蔽”，以致于沒來得及糾正罷了。即使如此，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的社會治安比現在好，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的風氣沒現在普遍。生產建設也并是現在所說的那樣完全停頓，我在農村，農業生產照樣正常進行，“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搞得熱火朝天（按：近三十年倒是停止了，甚至有些已建成的設施還遭到了破壞）。據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字，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超額16.2%~14.1%新建鐵路交付營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工農業總產值在每年平均增長12.5%基礎上還超額了1.7%，五年內在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1300億元的基礎上超額1.6%，主要經濟指標都完成和突破了計劃。“兩彈一星”是在這期間搞成功的（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起步，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期間并沒有停止）；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也是在這期間動工興建的；雜交水稻也是在此期間，幾乎是全國與此相關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協作攻關，研試成功。薄一波也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在改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環境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國對我國的封鎖。外交局面打開后，經濟關系也拓展了，打開了向西方引進技術的大門。70年代，我國從日本、聯邦德國、美國等10多個國家引進22套大型設備，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了重大作用。”沒有這些基礎，“改革開放”得了嗎？沒有這些基礎，能有今天的經濟“騰飛”嗎？　　

的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建國以來的經濟工作中，是有不少失誤（現在指責得最多的還有“大躍進”），但誰沒有失誤？從解放到毛澤東逝世總共27年，當時國內是什么基礎，國際是什么環境，在那樣困難的時代，能夠搞那么多建設，已屬不易。何況在搞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的確沒有經驗，他前大半輩子都是在邊遠貧困落后的農村，在為了求生存的戰爭環境中艱苦拼搏。沒料到在后來的三四年時間，一下子就由最落后的山村進入城市，掌握全國政權，可以說一點城市工作和經濟建設的經驗都沒有，怎么可能有現在某些人所要求的、十全十美的搞經濟建設的方法呢？能要求他不犯錯誤，不走彎路嗎？毛澤東早就說過：“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共產黨早期犯的錯誤還小嗎？幾乎斷送了整個革命，不得不被逼走上長征路，困難之極，危險之極，毛澤東不僅沒埋怨，沒指責，還說長征是革命的宣傳隊，播種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他有限的生命中，能為我們國家做出如此大的貢獻，打下這么好的基礎，不肯定，不宣傳，對他的些許失誤卻橫加指責，公平嗎？著名文學家郁達夫曾說“沒有英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一群可憐的生物體，而有了英雄人物卻不知道崇拜和愛戴的民族則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飲水要思源，不能這樣忘恩負義。如果毛澤東能永遠年富力強，我相信這些失誤是會糾正的。　　

回憶我的這些經歷（是一個在基層工作的、最普通的農業科技工作者的經歷）更使我崇敬毛澤東的偉大人品，雖然很多錯事是別人不執行他的革命路線，或是背著他干的，但他一律承擔責任，不諉過于人。而有的人卻“將一切功勞歸于個人，一切錯誤推給別人”就連賴以取得革命勝利的“毛澤東思想”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言外之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思想，現在津津樂道的“一國兩制”更是他發明的，而一切錯誤卻與已無關。將別人的失誤所造成的損失吹毛求疵，加以擴大；而對自己的失誤造成的損失，卻晦莫如深。誰是偉人，誰是小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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