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地下電臺的創始人——李強

陳安生　  

                                 周恩來布置任務

    人們都記得革命歷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最后一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黨地下電臺發報員李俠向延安發出最后的電波：“同志們，永別了！我想念你們?！眹顸h特務沖了進來……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黨地下電臺極悲壯的一幕。
    但是，還有距此刻21年前的序幕，卻不為人們所知了。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個深夜：從蘇聯剛開完中共“六大”后回國的周恩來，再次住在特科交通科長李強家。李強那時23歲，正當英姿勃發之年，真名叫曾培洪，原是南洋學堂的土木工程專業的高材生，大革命時期加入我黨，在“五卅”運動中成長為學生運動領袖，參加過上海上工人武裝起義。此刻李強在負責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來的領導下，專門負責秘密交通聯絡和護送領導人進入蘇區的工作。年剛30歲的周恩來經常到李強家住宿。
    周恩來掀起窗簾一角，望著外面萬家燈火，對小自己7歲的青年人說：“培洪，你看這大上海，本來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可我們卻在這里站穩了腳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讓我們暢通無阻？”李強不解，半開玩笑說：“恩來同志，你是說，我們特科執行任務有了汽車、摩托車還不夠，還要搞幾架飛機？”周恩來沒有笑，搖搖頭，仍神秘地說：“搞飛機是將來的事，我們現在要搞的這個東西，速度比飛機還要快。”李強猜謎地望著窗外，也想不出指的是什么。周恩來拉上了窗簾，嚴肅地說：“培洪，為了溝通上海黨中央與各根據地的通信聯絡，中央決定建立我黨自己的無線電臺。為此你們特科第四科即交通科，從現在起專門負責建電臺。你是科長，又是工科大學生，就由你承擔研制發報機的任務！”
    李強一下明白了：原來是要建立秘密無線電臺！他既興奮又為難：“恩來同志，你曉得，我是學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鐵路公路、建橋蓋房，我都敢接受，可是我從沒和電訊打過交道，我連收發報機是什么模樣也不知道呀！”
    周恩來是因為李強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以自家資產研制黃色炸藥和手榴彈，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才來找這位我黨首制炸彈的青年專家的。周恩來說：“我倒看你是個雜家。炸藥。手榴彈也不是你的專業，你不是已經搞出來了？戰爭時期哪有現成的專家？不會的都可以學會！你腦子好使，動手能力又強，你就干吧，有什么難處找我，我會幫助你的。”李強沒二話了：“好！那就干起來再說！”
    夜更深了，周恩來繼續說：“白色恐怖下確實不易。國民黨對收發報機器材控制得非常嚴格，市面上沒有出售，所以逼著我們自己造，而且這方面的書也難買到。”李強一邊為周恩來收拾床鋪，一邊說：“沒有中文書就買英文書。”并情不自禁地唱起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周恩來也跟著合唱：“全靠我們自己！……”
    兩個青年戰友，中華英才，躺在床上聊了一宿。從這夜開始，由黨的“六大”決定的，由周恩來布置的建立地下電臺的工作，在李強家中拉開了序幕。從這時起，周恩來就有意識地要讓李強為日后成為黨內技術專家做準備，使李強有幸在腥風血雨中也能鉆研技術，發揮專長，在職業革命者隊伍中扮演一個獨特的角色。

                                  創建秘密電臺

    從 1928年 10月至 1929年春的半年時間里，李強任科長的特科四科被改為無線電通訊科。他仍任科長，除了參與一些重大的營救被捕領導人和懲處叛徒任務外，主要精力投入研制電臺。位于法租界福熙路403號的我黨特科交通聯絡站是一家制作變壓器的電器公司，叫“紹敦電器公司”。其老板蔡紹敦是地下黨員，曾留日成為電機專業碩士，為李強提供了公司的騎樓作為制作電臺的車間。李強在這個臨時車間里安置了車、銑、鉗、刨4臺機床，經由陳康察看確認安全后開始了學習研制。天天窗外刀光劍影、警車尖叫，室內燈光融融、圖紙線路。李強憑著英語功底，潛心研讀英文版的美國課本和無線電雜志，他的無線電知識和實踐能力一天天提高。
    李強還擴大社會交往，“混進”亞美無線電公司的車間，“偷”學工人的操作；“借”出大華科學儀器公司的機器回來連夜拆下裝上，照著畫出草圖，第二天送回；然后“按圖索驥”，到外國洋行去買零件，與伙計幾句英文對白，就買到了無線電禁品；洋行沒有的零件，他就自己動手做。到1929年春末，李強終于做出了幾臺收發報機，悄悄拿到上海碼頭的大輪船上去賣，賺了一些錢作為特科經費。
    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指示上海法租界地下黨支部書記張沈川學習無線電報務，其生活費由李強發給。李強常常幫助張沈川學習無線電理論。張沈川于1928年冬考進國民黨第6軍用電臺內的“上海無線電學?！睂W習發報，并偷抄了兩本軍用密電碼。
    這樣，李強和張沈川，一個制作電臺搞機務，一個搞報務，兩個人成為我黨無線電臺的創始人。此外，在蘇聯，我黨于 1928年委派了毛齊華、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涂作潮、宋濂、潭獻猶、劉希吾等10人秘密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形成了我黨第一批無線電專業人才。他們先后回國加入秘密電臺工作。
    也是同一年，特科勇士錢壯飛也打入了國民黨上海中統特務頭子徐思曾任局長的無線電管理局，任機要秘書，利用敵人的電臺搜集情報給我黨特科。還有李克農、胡底也打入了敵人特務核心機構。這樣，一是建立我黨的電臺，二是利用敵人的電臺，形成了上海——南京——天津的情報網絡。
    至1929年8月底，曾發生了4起敵偵探突襲張沈川住處的意外事件，居然沒有搜出李強剛放在這兒的一臺收發報機和無線電器材及屋頂天線。一天李強突然通知張沈川：白鑫叛變，出賣了彭湃等5名軍委領導，趕快轉移。之后，李強參與了營救彭湃的行動，但劫車未成，彭湃等英勇就義。
    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以李強與張沈川為教員，舉辦了第一期中共無線電培訓班，對各省選送的優秀青年黃尚英、王子綱、伍云甫、曾三、曾華倫、王有才、劉光慧、趙蔭祥、蒲秋潮等采取分散居住、單線施教的方式進行秘密培訓。
    歷史應當記?。?929年秋冬之際，上海英租界極司菲爾路，?？道?號三樓上一對假扮“夫婦”——氣度不凡的張沈川和端莊華貴的蒲秋潮，在李強的指導下，向黑暗的夜空收發報，“嘟嘟嘟……”這是我黨的第一次電波在空中傳播，是由我黨第一臺自制的、笨重的、只有50瓦功率的電臺發出的。國民黨軍警很快察覺了共產黨的電臺，他們與租界巡捕房勾結，車載定向電臺，每天晚上兜馬路，巡回偵察我黨電臺的方位。李強他們就不斷變換地點，與特務偵探捉迷藏。
    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已建立起大小十幾個革命根據地，紅軍已發展為14個軍10萬人左右。在這種形勢下，在上海的黨中央急需在白色恐怖較松的香港建立一個新的電臺，以加強與南方局和根據地的中轉聯絡。
    1929年冬，李強只身來到國民黨管不到的香港選址建臺，地點定在九龍彌敦道街的一座海邊中式小樓里。不久又與報務員黃尚英攜帶兩只大鐵皮箱裝著自制收發報機，混過港警檢查來到香港這座中式小樓，安裝好第二座電臺。黃尚英向上海發出信息，上海收報的是張沈川“太太”蒲秋潮，兩人一下跳了起來。這個1929年12月11日的滬港通報具有了不起的意義。密碼是周恩來親自編制的，名叫“豪密”，第一份電報是鄧穎超譯出來的。從此，上海黨中央與中共南方局及各蘇區互相通報了。李強稱這是“我黨通信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革命”。這次滬港電臺通報的第一條重要消息是“廣西百色起義成功了！”這是鄧小平根據前不久他找到香港，與李強當面約好了的呼號、波長和時間，而從百色發出的（廣西與上海相距太遠，直接發往上海，黨中央收不到，只能是百色——香港——上海）。這之后，留在香港的報務員黃尚英因日夜操勞，僅半年就病倒了，于 1930年8月去世，年僅 20歲。
    黨中央開始在各地設立秘密電臺，于1930年10月在上海四成里一座三層小樓掛上“福利電器公司”的牌子，開辦第二期中共秘密無線電訓練班，總負責人是顧順章，實際負責人是李強，他和張沈川仍一個教機務，一個教報務。還有涂作潮、吳克堅、方仲如等參加管理和教學。學員是各地省市黨委選派的，共16人。
    不久，就發生了兩起偵探闖入訓練班的嚴重情況。但是特科負責人顧順章驕傲大意，拒不聽取李強轉移分散辦學的建議，在開班一個多月的1930年12月 17日，巡捕就把培訓班連鍋端，將張沈川為首的20名教員、學員和收發報器材全部裝進了囚車。這就是震驚黨中央的“福利公司事件”。當時李強正巧到不遠的毛齊華家去吃午飯了，涂作潮外出買油漆了，才得以脫險。李強趕緊騎著摩托車通知其他同志轉移，取走各處的電訊設備和中央文件。黨中央指示他暫停一切活動，由陳壽呂接任第四科科長。
    不久，李強手下的3位無線電人員伍云甫、曾三、涂作潮被派往江西蘇區建立紅軍總部電臺。李強為他們餞行，席間他痛惜培訓班的損失。紅軍總部電臺利用繳獲的大功率100瓦電臺，大大密切了黨中央與各蘇區紅軍的聯絡，也密切了與全國和全世界的聯系，形成了集中指揮。紅軍如猛虎添翼，粉碎了敵人一次一次圍剿。青年李強和他的戰友們奮不顧身的工作功不可沒，他們用生命和智慧開創了中共無線電通訊事業。

                                  “李強公式”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幸有錢壯飛截獲密電，周恩來、陳云、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黨中央及特科負責人爭分奪秒，搶在敵人前面，轉移機關和人員，我黨躲過了一場重大災難。但是，特科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關系全部作廢，特科“三騎士”聶榮臻、陳賡、李強陸續撤離上海，黨中央也從上海撤到中央蘇區瑞金。這時，周恩來為李強安排好了一切赴蘇留學事宜?！崩顝娪?月經由哈爾濱來到了蘇聯莫斯科。先由李立三把他安頓在共產國際宿舍住下，后由王明派他到蘇聯郵電部通信科學院上班。這雖是王明有意排擠，卻使他有幸從26歲到33歲進行了7年的科研、學習和教學工作。李強沒有上中山大學去政治深造，卻投身于自己擅長的通信科研領域，成為黨內著名的通信科學家。
    社會主義的蘇聯尊重知識分子，給李強較寬裕的科研環境和較高收入。李強如魚得水，拿出六分之七的時間工作，即星期天都搭上，用來搞學習與研究，經常到深夜。甚至一兩天不睡覺。他通過一年多的大量運算、推導，用英文完成了無線電科學論文《發信菱形天線》，在蘇聯無線電界引起震動，被蘇聯政府提升為研究員，成為全蘇7位無線電專家之一，名字被收入蘇聯百科詞典之中，研究成果被命名為“李強公式”。
    1932年至1934年，李強還被派到共產國際無線電培訓班擔任教員，用英文給各國黨員講授數學、物理、無線電原理。1937年，他再次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學員講課，教他們自己制作零件，這是他在上海特科培訓班的老行當。課余時間，他又學習木匠活、放電影及騎馬、射擊。這7年蘇聯生活使他具有了科學家的素質、廣博的科學知識、流利的俄語水平，和眾多的蘇聯朋友。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剛開始開放時，他經常在各種場合宣傳蘇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經驗。這也是產生“李強公式”的原因和“李強公式”產生的影響。
    1937年7月7日中國發生盧溝橋事變。李強歸心似箭，于1938年初，幾經周折，萬里征程，回到祖國，來到延安，投入抗日救亡斗爭。

                               毛澤東為李強題詞

    回到延安后，李強先后擔任了中央軍委軍工局副局長、局長，在莽莽黃土高原上，白手起家，辦起了槍炮廠、炸藥廠、煉鋼廠及制藥廠、煉油廠……。僅1939－1943年，延安軍工廠就生產了步槍9758枝、擲彈筒1500門、手榴彈58萬顆、擲彈筒彈19.8萬發、迫擊炮彈3.8萬發、修槍1萬枝、修炮千門。這是他在上海首制炸彈的輝煌繼續，也是他從蘇聯學來的“重視知識、重視人才” 的結果。他頂住“搶救運動”中康生的“左”傾政策，保護了沈鴻、錢志道等專家、工程師，才取得這樣的成就。他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模范。1944年毛主席為他題詞：
    堅持到底  為李強同志書
                        毛澤東
    此后，李強又擔任了延安自然科學院第四任院長，培養了大量的未來新中國科技人才，有的當了部長、局長，甚至國家領導人，如沈鴻、錢志道、吳際霖、彭世祿、李鵬、葉選平等。解放戰爭時期，李強受命建造了短波廣播發射臺后，把新華社的聲音傳向全世界。他又重操舊業，成為新中國廣播事業的奠基者。
    新中國剛成立，毛澤東就訪問蘇聯，李強隨行?？紤]到李強既懂技術，又懂俄語，毛澤東面命李強：“你改行搞外貿好不好？”通信專家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李強留在了莫斯科，任外貿部副部長，常駐蘇聯任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
    在進行了中蘇貿易、抗美援朝軍火貿易、中蘇分裂中斷貿易之后，李強在“文革”中任外貿部部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他主管援越抗美的物資供應。在內憂外患中，年逾花甲的他日夜苦撐，保證了中蘇軍火物資源源不斷運輸到越南前線。65歲時，他甚至接受周恩來的布置，就像40多年前接受周恩來交給建立電臺任務一樣，于 1970年 12月親自率隊潛入到越南南方前線叢林，考察援越抗美的戰況、物資供應情況，任炮火連天，冒生命危險而在所不惜。
    “文革”高潮時，李強把毛主席對他的題同“堅持到底”的真跡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這對造反派起到了震懾作用，使他們較少干擾援越工作；周恩來的保護也使他免受皮肉之苦。他頂住“四人幫”的破壞，艱難地開展東西方外貿工作，以外貿促外交。
    “文革”后，年逾古稀的李強以他淵博的知識、寬闊的眼界、敏銳的思想，第一個向中央提議利用外國貸款，第一個引進美國可口可樂生產線等，最先促進對外開放，為與歐美、港澳貿易作了大量工作。
    李強于1983年退居二線，1996年逝世，享年91歲。李強真正做到了如毛澤東當年鼓勵的那樣：“堅持到底”，走完了一個革命家兼科學家的豐富多彩的傳奇一生。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12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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