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勞動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好地方:http://www.popyard.org余致浚，1935年5月在上海由地下黨員劉真同志介紹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并在劉真直接領導下工作。抗戰初期在贛南，受江西地下黨省委的派遣，打入國民黨機關，擔任蔣經國的“私人秘書”。為爭取蔣經國抗日，促進國共兩黨合作，做黨的上層地下統戰工作。后來，奉黨的命令，在轉移打埋伏的途中，被偽軍逮捕，被解送日本憲兵隊關押時受酷刑，但他對黨忠貞不渝，堅守黨的機密。脫險后，奔赴敵后根據地，之后，投奔解放區，繼續為黨奮斗。解放后從事黨的宣傳和教學工作，奉獻畢生精力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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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要他打入國民黨機關

      從1935年5月至抗戰前夕，余致浚在上海時一直在地下黨員劉真同志的領導下做地下工作。“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后，他與劉真失去了聯系，就打算從上海去武漢，想從那里轉道赴延安。余致浚到武漢后聽到新四軍在南昌籌建的消息，就想去新四軍打游擊，董必武也表示支持，由武漢辦事處給他寫了封介紹信給南昌新四軍辦事處。1937年10月，他到南昌時，新四軍辦事處已正式成立，新四軍辦事處負責人之一黃道同志告訴他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成立一個政訓處，組織上想讓他去報考政訓處的政訓大隊。當時，保安司令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任，保安司令部下設保安處、政治訓練處和新兵督練處。蔣經國被任命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余致浚想，自己是為了參加新四軍打游擊才來江西的，怎么卻要他去報考國民黨的機關？但因為是黨組織的決定，他同意了。幾天后，余致浚去政訓處應試，被錄取了，就這樣進了政訓處舉辦的政訓大隊。他在政訓大隊受訓三個月后，被分配到江西省保安二團任少校政治助理員。余致浚到南昌后，改名葛洛，由黃道同志與他直接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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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蔣經國“私人秘書”

      1939年春，日軍正向江西步步逼進，江西省的軍政機關內部非常混亂，紛紛向江西南部撤退。南昌淪陷前夕，蔣經國率手下部分人馬遷往贛州。贛南原是老革命根據地，紅軍長征后成了國民黨統治區。蔣經國到贛州后，熊式輝即任命蔣為贛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余致浚則隨政訓處轉移到吉安，這時，中共江西省委已決定派他到贛州蔣經國那里工作。

      蔣經國從1925年到1937年在蘇聯最艱苦的年代受到革命的嚴格鍛煉。剛回國，便于1937年底到了南昌，一到江西，就被熊式輝委任為江西保安司令部少將副處長。這是一個有職無權的閑差。蔣當時還很年輕，受了多年蘇聯的革命教育，回國時正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為。熊式輝企圖限制蔣經國的活動，又鑒于他是蔣介石的公子，對他奈何不得。因此，蔣經國和熊式輝之間有著深刻的矛盾。

      1937年冬在南昌時，余致浚就認識蔣經國。當時，他在南昌政訓處的“政訓大隊”學習，蔣經國來大隊講演，一身士兵服打扮，非常低調，引起聽者很大的好感。1938年冬，余致浚從政訓處調到贛州督練處工作，當時的處長就是蔣經國。他們吃住都在一起，慢慢就熟悉起來。他發現蔣經國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很想改變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和僵化狀態，并公開贊揚和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贛南，蔣首先采取“除暴安良”的措施，打擊地方惡霸、流氓、地痞的氣焰；禁煙、禁賭、禁娼；提倡公仆精神；下訪農村，改良社會風氣，更提出“建設新贛南”的計劃，希望有自己的一番新天地。但是，蔣經國要實現“建設新贛南”的計劃，就要受到惡霸特務勢力的打擊和熊式輝的壓制，所以，蔣要有所作為，就不得不依靠進步力量的支持。

      當時，我們黨看到蔣經國的抗日態度是真誠的、積極的，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總方針下，對于一切主張抗日的力量，都采取爭取、團結、幫助的態度。所以，在蔣經國那里工作的地下黨員，盡量促使蔣經國抗日，并利用蔣的名義進行合法的工作，積極支持并幫助蔣經國“建設新贛南”計劃的實施。

      1939年春，蔣經國在贛州接任專員職務后，需要用人，江西地下省黨委決定派余致浚到蔣經國的身邊工作。蔣經國委任他當“私人秘書”，以這個名義領取薪水，主要為蔣經國出謀獻策，并為蔣做文字工作。當時有個專區動員委員會，蔣經國是主任委員，他在動員委員會主編《動員旬刊》。贛州地下黨市委宣傳部長薛汕（雷寧）同志領導一個上層的“文化黨小組”，主要任務就是做蔣經國的統戰工作，余致浚是薛汕領導下的一個黨員。江西地下省委指示：“一定要做好蔣經國的統一戰線的工作，調動一切力量，幫助他做出成績，但不能存幻想……”薛汕在他寫的《與蔣經國相處的日子》一書中，多次提到葛洛（余致浚）。書中有一段文字說：“我在動委會的得力助手是黨員葛洛，他負責宣傳。蔣經國對外發表的文章，大多經他起草，他與蔣經國見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洛辦理去了。”其中還說道：“有什么事，大多由我們領導的‘文化黨小組’成員之一的葛洛去辦，為什么要由他去呢？因為是蔣特意請他來的，主要是為蔣捉刀，起草文稿，以應各方報刊的需要。‘蔣經國又發表文章了’。各方都很注意，滿以為蔣的文章文情并茂，其實都是這位同志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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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蔣經國的一次談話

      余致浚逝世后，家人從其遺留手稿中發現一份材料，里面談到了他與蔣經國的一次談話：

      “1940年初的一個傍晚，從抗日前線傳來勝利大捷的喜訊，大家都非常高興。這是一個晚飯后，我正在辦公室趕寫社論，政工大隊隊長張騰龍來找我，我們就興高采烈地談起了近日從前線不斷傳來的捷報。這時，蔣經國突然闖進來了，問我們什么事這么高興。他是從外面歸來，路過我們的辦公室，聽到我們的談笑聲，就推門進來看看。他好像喝了幾杯酒，臉紅紅的。坐下談了幾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熱的水，他就邀請我們到他家里去喝熱咖啡。他的辦公室和臥室緊挨著我的辦公室，是個相當精致的小院子。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室內生了個木炭小火盆，當時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顯得很舒服。我們正繼續談到前線喜訊時，蔣經國突然把談鋒轉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了。平時我們談話從來不涉及有關中共領導方面的問題，而蔣現在卻主動提出來，我們自然是仔細聆聽。他對《論持久戰》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文章對于抗日戰爭的形勢、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戰爭形式的運用，以及戰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讀了叫人萬分信服。他還說，他已閱讀過七八遍了，有時間還要下功夫去鉆研。同時，他從書架上取出一本《論持久戰》的單行本，全書已翻閱得很舊了，書上紅藍鉛筆畫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書邊周圍寫滿了中文和俄文，看來他對這本小冊子非常喜愛，是認真閱讀過的。對于毛澤東，他只是就書論書，未涉及其他問題。他稱周恩來是個了不起的偉大政治家，表現對周的人格無限的崇敬，雖未談具體內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實意說的。也許他知道西安事變時，周恩來拯救了他的父親，有感恩思想；或者周對他的回國也曾給過幫助。這樣的談話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就沒有談論過類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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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生活書店的斗爭

      在廣州、武漢被日寇侵占后，抗戰形勢出現逆流，汪精衛公開投敵，日寇大力誘降，國民黨內部的投降派大肆活動。這些頑固派的主攻矛頭都集中到主張抗日最堅決的共產黨方面，于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第一次反共的逆潮。

      1939年春南昌淪陷后，江西境內國民黨右派又大肆散布亡國論調，動搖人民抗敵意志，取締愛國青年抗日救亡活動，查禁封閉傳播抗戰言論先進思想的進步書店，如生活書店等等。正當江西境內人心震蕩的時刻，傳出了蔣經國出任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的消息，余致浚根據蔣經國一年來在江西的工作表現，認為蔣是堅持抗戰的，作風上比較民主，較能體察下情。所以，在江西其他地區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的青年，在工作遭受迫害無法繼續活動的情況下，紛紛跑到贛州，希望能為抗日救亡盡一份力量。生活書店在南昌、吉安、上饒各地分店逐個關閉后，我們黨還想在贛州保留一個最后據點。書店的經理張又新就找到余致浚，要他向蔣經國疏通，批準他們的書店能在贛州開業。余致浚當然希望贛州能有個生活書店，他就找了個合適的機會，向蔣經國征求意見，并極力促使蔣批準這個要求。

      蔣皺著眉頭，面有難色地說：省政府已有密令，封閉全省的生活書店，現在各地都已陸續執行了，我如不執行，不是顯得我剛上任就同熊式輝唱對臺戲嗎？余致浚想，蔣經國講得也在理，這確是件難辦的事。他不便與蔣強求，就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個問題。他說：“在您管轄下的贛州，連一個進步書店也保不住，還要封閉，群眾將會怎樣看待你呢？”蔣沉思很久，才緩慢地說，這樣做政治影響很不好吧。余致浚見蔣有可商量的余地了，就乘機說，是否另想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呢？蔣經國同意了。于是他倆坐下來反復推敲，權衡利弊。最后，終于想出一個一致同意的辦法：即由余致浚出面，由專員公署出錢，把生活書店的書刊全部收購下來，在贛州以專署名義，改個名字，另開書店。這樣，蔣經國就不用公開與熊式輝對抗，而又可把生活書店現有的書保留下來，以滿足贛州進步讀者的需求。書店取名“江西文化服務社”，蔣指令余致浚全面負責，實際老板還是蔣經國。

      當時，國民黨的地方黨部對書店等文化單位十分苛求，必定會來無理取鬧。書店經理吳越就同蔣經國商定，對書店發行的書刊規定一條原則，必須有當地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的審查證。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領導，有審查證就可以售書。

      江西文化服務社正式開張后，吸引了眾多渴望了解新形勢、新知識的讀者，書店的名聲也不脛而走。書店在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同時，也受到了國民黨特務的干擾和搗亂。這些特務也知道書店老板是蔣經國，不敢過分無理，但還是常來找岔子。一次，三青團書記陳宗瀅拿了一本桂林生活書店出版的書，對經理吳越說，這本書有宣傳共產黨的內容，不能出售。吳越一看書的背面印有“桂林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的審查證，就對陳說，蔣專員說過，凡有審查證的書刊都可以出售，不同意收起來，兩人便爭吵起來，各不相讓。陳非常生氣，拿了這本書去找蔣經國評理，蔣看了看內容又把背面的審查證看了，笑著對陳說：這本書是桂林出版的，他們當地 “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既已審查通過，又何必節外生枝干預這件事。陳碰了一個軟釘子，也就灰溜溜地走了。

      陳見多次找岔子未得逞，不久就當面向蔣經國提出把書店劃歸三青團辦。蔣當初并未同意，隨便搪塞了過去。但陳執意不從，蔣就找余致浚和吳越共同商量對策。余致浚談了他的想法：第一，書店可以名義上給三青團辦；第二，書店名稱也可以隨他們更改；第三，書店的人權、財權、營業權仍歸專署領導，三青團不得過問；第四，書店現有的經理和工作人員維持原狀，不得更動。蔣經國同意了他的意見，就找陳談了，陳全部接受這種做法。于是書店名義上歸三青團管，并改名“青年書店”，陳宗瀅表面上接收了這個書店。又過了一段日子，陳宗瀅看見書臺上新擺出的《新華南》半月刊，對吳越說，這本雜志有問題，收起來。吳越見后面有圖書審查證，就對他說，這本雜志是有審查證的，按規定可以賣。陳執意不從，吳不便同他辯論，就把書臺上的《新華南》半月刊全部收起來了。陳見狀笑笑走開了，然而，從此也就引來了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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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脫牢獄之災

      在贛州的抗日救亡活動正呈現轟轟烈烈之時，“贛州變紅”了、“蔣經國要在贛州搞‘赤化’了”等等謠言紛紛傳到了重慶，蔣介石本來就疑心他的兒子“睡國民黨的床，做共產黨的夢”，就把蔣經國召回重慶。陳宗瀅乘蔣經國去重慶之機，突然襲擊了書店，抓走了吳越及店里的全部工作人員，抄走很多書籍。從此，贛州的三青團幾乎全部被重慶來的一伙人控制了。黨決定地下黨員立即疏散聽令。

      “又抓共產黨了”，傳言頓時四起，人心惶惶。很快，蔣介石又相繼增派了“中統”、“軍統”和憲兵來贛州，同時，又調了大批“藍衣社”來搗亂，蔣經國手下的工作人員把蔣緊急請回。緊接著，熊式輝發出電報，開出黑名單，命蔣經國將他的核心成員黃中美、許季元、高理文、周百皆（這四人都是蔣在蘇聯的同學）和余致浚以及雷寧等一批人捉拿送省保安司令部候審。幾天后，省黨部中統頭目又拿著一份同樣的名單逼蔣經國簽批（蔣經國與熊式輝和各派系特務有約在先，無論誰要在贛南抓人，都必須有他的簽字批準），蔣經國明知這是熊式輝借機來打擊他，一番斗爭無效后也只能被迫執行，從余致浚開始的前幾個人被蔣保下來了，從雷寧開始進行逮捕。贛州大搜捕共產黨地下人員和愛國青年的恐怖行動就此開始。雷寧后來由著名民主人士雷潔瓊保釋出獄，他在《與蔣經國相處的日子》一書中寫道： “葛洛（余致浚）是他（指蔣）直接聘請的，雖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牢里，所以就從雷寧起……”贛南此時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地下黨組織決定轉移。1940年4月初，中共地下江西省委命余致浚轉移去桂林。他即向蔣經國提出辭呈，要求離開贛州去桂林治病。幾經交涉，蔣終于同意余致浚離開贛南，并贈送一筆路費，禮送他前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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