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了解中國航空工業是1998年。那時我剛從海南回到北京,在原體改所老領導王小強的《產業論壇》辦公室當助手。當時王小強、鄧英淘他們和英國劍橋大學彼得·諾蘭教授合作,對中國多個工業行業做系列調研,航空工業是其中之一。我讀到彼得·諾蘭著〈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在國際競爭中的角色〉一文,文中提及:“文革”時期在上海自主研制了大型客機“運10”并成功試飛,由此中國成為繼美國、歐洲、蘇聯之后第四個有能力研制大型噴氣飛機的國家。但1980年代“運10”的成果被棄置,漸漸被人遺忘。未來中國航空工業將只能做美國、歐洲干線飛機的部件分制造商。
“運10”總設計師馬鳳山
“運10”的故事令我深感震撼。中國航空工業這樣重大的成果,為什么在自己的國家受到如此冷遇?中間發生了什么?
1999年,我回原單位,在所轄《經濟管理文摘》當主筆。想起上年在《產業論壇》時曾接過航空部的胡溪濤老先生的電話,就主動和他聯系,上門拜訪。
胡老退休前是航空部飛機局長,老新四軍。我問及“運10”的事情,他送我一本他自己寫的文集,全是“運10”下馬后關于民機發展戰略和政策研究報告,懇切建議恢復干線飛機項目。所述關于對外合作和內部爭論的種種情節,令人大開眼界。
我仔細研讀了胡老的材料,寫成〈天高云淡· 望斷南飛雁——從“運10”的夭折談起〉一文,發表在《經濟管理文摘》1999年第19期。發稿前將文章寄至上海飛機研究所(640所)征求意見,得到熱烈的回復。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主任梅永紅讀到此文后,找我深談了一次。這篇文章加上后來的調研報告和有關材料,就是這篇書稿的內容。
2000年6月3日,由北京惠泰國際投資咨詢公司(李三友)主辦、《經濟管理文摘》雜志社協辦“航空產業論壇”,在亮馬橋飯店召開,邀請了上海640所吳興世、程不時、上飛廠(5703)劉乾酉,介紹當年研制“運10”的情況和發展干線飛機的建議和構想。“航空產業論壇”是個小范圍的開門會,那天竟到了三百多人,都是聽到消息趕來的。空軍副司令員王定烈、國研中心原常務干事馬賓,軍科尹斌大校發言,熱情支持大飛機項目。
一個月后,科技部邀請中航一、二集團及一集團所屬上海廠所負責人,以及國家機關、軍隊、科學院各方面近百人專題討論。“大飛機問題”就此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關注。
此后,有關部門和地方的各種意見的內部討論爭鳴,持續了數年。期間種種曲折故事,真的是“足夠寫一本書”。
那幾年,“兩彈”功勛科學家王大珩先生、航空部胡溪濤前輩、上海市經委江上舟主任……等等許多同志,為大飛機項目多方奔走,做了大量工作。可惜他們中間很多人沒有等到中國的民航大飛機再上藍天。
2003年冬季,國務院啟動“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2006~2020)”前期論證,“大飛機”被列入重大科技專項之一。2006年,國務院成立“大型飛機方案論證委員會”(其中包括航空界七位院士),形成項目實施建議方案。2008年,負責研制生產運行民航飛機的中國商飛公司掛牌成立。大飛機項目終于正式啟動。
C919客機首架機在上海浦東基地廠房下線的資料照片。
幾年中,我有機會和科技、航空、政策研究、軍隊各方面同志接觸,在討論爭論中相互啟發,開闊眼界。特別是在和德高望重的老科學家、老前輩的交往中,為他們忠誠于社會主義和國家振興、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深深觸動。
走訪各地航空科研生產基地,身臨現場的震撼感受,絕不是在書本上讀“戰略產業”可以比擬的。看到那些身處偏遠山區的工人和科研人員,為國家航空事業忘我工作,但收入不足大城市工人的一半,我在想,搞改革研究的人不應該為他們想想嗎?如果他們的廠子在MBO改制中搞垮了,人才散了,對國家將意味著什么?
我過去習慣用單線的“市場化改革、對外開放”思維看問題。深入了解航空工業幾十年來的曲折經歷,不能不引起自己更多的思考。
1978年后國門打開,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科技鴻溝豁然展現在國人面前。開放引進,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和貿易渠道,給中國經濟帶來好處多多。但反面的效應是:我國前30年在航空、電子等高技術領域所積累的技術生產能力,被潮水般涌入的洋貨壓得抬不起頭,甚至被沖垮。1990年代航空界執著地央求和美歐合作開發,一次次地被洋人忽悠戲弄。我國的軍工界在慘痛的教訓中,最早認識到“戰略性高技術只能靠自力更生”這個真理。
當年的學界和媒體,充斥著貶斥毛主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思想的放肆言論(“兩彈一星”錯了嗎?!)將其等同于“閉關鎖國、保守落后”。有人曾當面質問我:“國際市場資源是有限的,你要搞科技自主創新,美國怎么辦?”有人對科學家們公開講,全球化時代科技要素自由流動,中國買技術即可,要你們沒什么用。甚至到今天,我們的C919已經飛國內航線了,還有位北大著名教授在冷嘲熱諷。
那時很多經濟學大咖,真的把西方的“比較優勢論”奉為真理,認為計劃經濟時搞“趕超戰略”錯了,作為窮國建設重工業~國防工業違反了經濟規律、垮掉活該。好像中國人只配永遠給西方當打工仔,等人家高興時給點技術恩賜。
1999年南斯拉夫使館挨炸后,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日甚一日,直到2018年的貿易戰、科技戰。當今的全球化是美國力保自己的霸主地位,哪來什么科技要素“自由流動”?
比較優勢論隱含的前提是國際市場自由競爭,背后的話是要讓先行國家保持競爭優勢。現實的邏輯是:后進國家要搞現代化,必須立足依靠自己的力量搞科技創新(然后是盡可能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而國家也應扶持新興產業(企業)并給以適時適度的保護。
我們中國是社會主義大國。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經過多輪改制,國有經濟占GDP比重已降至20%左右,但它集中了國家產業的精華。國防工業、航空工業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改革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服務國家強盛和共圖富裕的大目標,而不能“為市場化而市場化”。在大開放條件下,國家必須保持對戰略領域骨干企業和能力的自主可控,就是要依靠我們的國有骨干企業,和華為這樣忠誠于國家人民利益的民營企業。
誰要一貫到底地信奉新自由主義,必然堂而皇之地拿“自由競爭”理論反對“產業政策”,乃至極端化地主張“無保留市場化∕私有化,無條件開放”。這就是根本的價值觀問題了。
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旗幟鮮明地提出把“自主創新貫徹到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各環節”。中共18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科技的自立自強”。在這一精神鼓舞下,中國全新的干線飛機C919,2016年實現首飛,2022年取得中國民航適航證書,2023年正式進入航線運營。這是新世紀中國航空工業騰飛的一個重要標志。
2023年5月28日,中國的C919從上海起飛,開啟商業首航。
第一架、第二架C919進入航線市場,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國際民航飛機市場是寡頭壟斷市場。波音、空中客車已經在中國市場深耕多年,他們的競爭優勢和能量,不可小覷。
民航飛機市場,競爭的是飛機的安全性、可靠性、環保性、舒適性和性價比、飛機質量性能的不斷改進;在營銷手段、金融支持、客戶服務(配件供應、故障排除等)的周到性;更重要的是旅客對成熟飛機型號的信任度。這些競爭優勢不是短期內形成的,需要政府在國際規則范圍內的鼎力支持,也需要國內民航運輸公司和大眾旅客對國產飛機的支持和信任。
衷心祝愿,我們的中國商飛永葆“航空報國”精神,矢志奮進,我們越來越多的C919飛翔在祖國藍天,為人民帶來更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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