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

民間中醫師潘德孚

最近，西方出現了很多的非主流醫學和醫學異教徒，他們在不斷揭露現代主流醫學的弊病。這些弊病中有涉及社會的，也有涉及醫學本身的，可是，都沒有找中根子。這個根子之一，就是誤身體為生命。因為西方的內科病理學，是以解剖學做基礎的。生病的人死了以后，病理學家就解剖尸體，想從尸體中找出死亡的原因。這樣建立起來的病理學，它“生產”出來的病理學家，會不會找到生病的原因呢？治病要治的是生病的原因 ，而解剖學解剖的是沒有了生命的尸體，在尸體里哪能找得到生病的原因？錯誤被商人所利用，醫學本質起了變化：從救人性命變成了害人性命；從幫人健康變成了誤人健康。

這個誤區就是西方醫生罷工，死亡率降低的原因。現在，西方的替代性醫療機構崛起，尤其是在美國，表現更為明顯。1998年，哈佛大學醫學院作了一次調查，替代性醫療機構的醫療費（營業額）已經超過正規醫院的醫療費。這說明擁有先進設備的、醫療費用可以報銷的美國正規醫院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的信任度，已經低于一直被醫療管理機構官員官員詆毀的、沒有先進設備的、要自掏腰包的替代性醫療機構。為什么人們寧可自掏腰包找替代性的醫療機構而不愿去可報銷的正規醫院？道理就在于他們覺得生命與健康無疑是金錢換不來的。

美國人民已經逐漸明白，他們的正規醫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當醫療成為人們的普遍要求的時候，這種矛盾更顯突出。正如美國伊利諾伊州醫生資格證書委員會主任門德爾松醫學博士說的一樣：“沒有比走進醫生辦公室、診所、醫院更危險的事情了。”人們求醫是為了治病。治病是為使生命健康。現在為了保健康到醫院尋醫生治病，卻成為最危險的事情，這該怎么解釋呢？關鍵是現代醫學犯了個大錯誤——把身體當做生命。醫學是研究使生命健康的學問，現在卻變成在身體上切切割割的技術，這種概念混淆，層次下降當然會使許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醫。

《內經》說：“形者，生之舍也。”“形”，就是指身體；“舍”就是指房子；“生”，就是指生命。形體是生命的房子；生命就像房子里的顧客。醫生治病把房子東挖西撬，結果是房子給挖破了，顧客不能住就逃走了。這并不是說房子破了就不能修，把破房子修好顧客住得就安穩了。但顧客生病，醫生卻沒事找事，在房子上尋找顧客生病的原因把房子弄壞，害得顧客沒法住。有許多時候西醫的醫生就是這么干的。絕大多數的醫生是想把醫療搞好的，可是醫學的內容卻限制了他們。這當然不是醫生的問題，而是醫學病理學的問題。

病理學就是研究活著的、有生命的人生病的道理。西方醫學在尸體上尋找生病的道理的結果，使醫學走錯方向，把生命醫學變成了軀體（尸體）醫學。本文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是為了糾正當前醫學的方向性錯誤——把身體當做生命。關于這個問題，西方醫學歷史中有很多的事例，本文略舉如下：

一、胸線淋巴體質學說

“早在1614年及其后的幾個世紀里，醫師們認為嬰兒死亡

 是由于肥大的胸腺壓迫導致窒息……在1889年，澳大利亞病理學家帕爾陶夫為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釋。他在解剖尸體時觀察到，不明原因突然死去的各種年齡的人，其胸腺和淋巴組織經常是肥大的，他認為死亡是由于一種全身狀態，它被命名為胸腺淋巴體質。這種解釋獲得很多醫生的承認，因為那時完全不知道胸腺的功能，這種解釋是難以反駁的。直到60年代才知道：對抗一些感染和細胞免疫反應必需有胸腺。它與輸血或移植的反應也有關系。”“1907年，美國兒科醫師弗里蘭德報告：用X線照射成功地治好了一個呼吸困難的病重嬰兒。在X線照片中，這嬰兒的胸腺似乎是很大的。在病人頸胸部照射后再拍攝一張照片，發現胸腺顯著縮小了。嬰兒恢復了健康。這種簡便而似乎無害的療法，很快就被一些權威的醫

師們所鼓吹，在美國和加拿大成為流行的療法。美國出版物經常報道嬰兒從胸腺死亡中獲救的故事。這種療法在英國只得到有限醫生的承認，在歐洲大陸也只有少數醫師應用。在1910~1950年間，幾千名嬰兒接受了X線照射。無疑在照射后胸腺幾乎都縮小，呼吸困難的嬰兒也恢復了健康。一些醫院常規地用X線拍攝每個新生兒的胸部照片，如發現胸腺肥大，進行X線照射，把它作為一項預防措施。”1955年，美國醫生辛普森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資料說，他們在1400名曾在嬰兒時接受X線照射的兒童中，發現13例癌癥；而在他們的未被照射的同胞1795名中，沒有一例癌癥。許多兒科醫生不相信這么少量的射線會引起癌癥，但后來報告的青少年癌癥患者幾乎都在嬰幼兒時期接受過X線的照射。“溫舍柏和羅思沃從世界醫學文獻和與27個國家醫

院的通訊，收集了704例青少年甲狀腺癌。有兩個事實是明顯的：1.這種病人的數目，從1940年開始急劇增加，到1960年起減少；2.美國的病例80%都有用X線照射胸腺的歷史。其他的病人由于要使扁桃體或咽扁桃體萎縮，都曾用X線或鐳照射。”

用X線照射胸腺的方法，到1950年還在做，也就是說，西醫的內科病理學，一直把身體當做生命的。1950年以后，美國紐約一家癌癥研究所發現許多青少年發甲狀腺癌與嬰兒期使用X線照射有關，這才停止了這一種治療方法。從1907年開始，到1950年為止，足足有43年，它逐漸鋪開，成為醫院診斷和治療的普遍施行的方法，受禍患的都是孩子。這些孩子長大后卻診斷出癌癥，多少孩子被傷害？

1953年，美國的病理學家、著名的胎兒和新生兒權威波特認為，她從來沒有發現胸腺肥大會壓迫氣管，或引起其他致病作用。……觀察力強的兒科醫師們指出，很多呼吸窘迫的幼嬰兒不治療也會痊愈。這是對原來的病理學說完全的否定。可見，胸腺淋巴體質這個講法，完全是由解剖學誤導出來的猜想。這種猜想又變成大規模的治療方法，禍害許多應該健康的人們。

美國完全接受X線照射胸腺的療法，而英國為什么會抱懷疑態度？這說明美國容易接受“新”方法，而英國人保守性較強。容易接受“新”方法者受害了，保守者受益了。這說明，在醫學中“新”療法不一定就是好東東。現在許多人仰慕醫學中的新科技應用，到美國學習醫療新科技回國的成了教授、專家，將來他們干著的是有益人們的生命健康的事或者是有害的事，誰知道？苦了的是受騙上當者。

胸腺做什么用？西醫在1950年前還不知道。曾經被宣傳認為闌尾是無用的退化的器官，最近有報道卻說它也是有用的，是為大腸收集細菌，調整腸內細菌平衡用的。如果大腸中某種細菌缺少，闌尾就可以給它復制出來。但那時候還曾流行一種割闌尾的手術，說是可防止許多體內疾病的發生。

二、內臟下垂與自身中毒論

19世紀，法國醫師格雷納（1848~1920）認為內臟下垂會引起種種疾病，并為此寫了30多篇論文。當時醫學界對此很感興趣，也產生了熱烈的爭論。1912年有位文獻學家統計，圍繞這個題目發表的論文已超過一千多篇，有人支持，也有人懷疑。在內勝下垂論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自身中毒論。當時的西醫用這兩種理論來解釋“沒有食欲、惡心、無力、抑郁、身體中部疼痛、背痛、失眠和長期生病，這一切加在一起，使人考慮到是一種疾病。常常描寫病人消瘦無力，心境憂郁，腹部隆起，皮如土色，呼吸急速，且往往不規則。”這種病態被稱為格雷納氏病。格雷納認為，腹內的腸襻內容物太大或過小，腸道在腹腔內痙攣，并且紐結，于是造成了腸停滯。部分梗阻的腸子呼吸了氣體，就失去胃、肝、脾、腎甚至子宮的支持，由于人是直立

的，因此腸管就下垂。腸停滯造成腸內容物腐敗，產生毒素。毒素被吸收，導致人的慢性中毒。這種錯誤的理論由英國著名的外籍醫生萊恩發展為自身中毒論。美國、法國都把格雷納氏病改稱為萊恩氏病。萊恩最先把小腸末端與大腸遠端吻合，即回腸乙狀結腸吻合術（回腸內容物不必經過漫長的結腸，直接到達乙狀結腸，可以減少自身中毒）。萊恩信念得到著名俄國動物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米契尼可夫的支持，后者認為大腸像闌尾一樣是個退化器官，沒有用處，是人類病痛的根源。……他自己和許多人都相信結腸切除術對治療很多病，如十二指腸潰瘍、膀胱疾病、類風濕關節炎、結核病、精神分裂癥、高血壓、動脈硬化，以及預防腸道癌癥，都是有價值的。他很熟練地做手術，死亡率很低，他做了超過一千次的結腸切

除術，經常是在一批批外科醫師熱情地觀摩下進行的。在英國，萊恩的理論被大多數人所懷疑和敵視，但在美國和歐洲大陸卻被很多人接受。結腸切除術是當時經常施行的手術。”

三、結扎胸廓內動脈

“有兩種手術是以再血管化（為組織或器官建立新的血液供應）概念為基礎的第一種手術是為了心臟；第二種手術是為了腦子。由于缺乏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這兩種手術都失敗了。……1936年開始設計了一系列手術，通過人為建立的心臟與周圍組織之間的側支循環，來增加冠狀動脈的血流量。在心臟表面與胸壁肌瓣之間，心與大網膜之間，心與心包膜（心周圍的纖維囊）之間，人工地制造粘連。這種粘連是直接把兩者縫合在一起，或是在心包囊內加入有刺激性的滑石粉。”最初的報告顯示許多病人心絞痛不發作或減輕，但沒有進行臨床對照組的試驗，其真正價值未能肯定。

“50年代，一組意大利外科醫師重新施行胸廓內動脈結扎手術。他們在1955年報告了70例，其中64人生存，而且病情改善。美國費城一組著名心臟外科醫師學習了這個報告，他們結扎了狗的胸廓內動脈后，它的第一支血壓增高，血液經過溝通動脈流入心肌，他們證明了動物實驗效果是令人滿意的，于是就熱情地施行這種手術。他們用少量的狗進行了適當的對照試驗，發現結扎冠狀動脈一條主干后，同時結扎胸廓內動脈的狗存活較多，不結扎的狗多數死亡。后來，他們為冠狀動脈血流不足、大多數有心絞痛而不能工作的病人進行了一大組（沒有對照組）手術。在一年半內，他們為150名病人做了手術。術后幾個月內大約有三分之二病人完全無心絞痛，或病情顯著改善。”

“這種手術比較簡單，手術死亡率低，少于1%；效果似乎是良好的；而冠心病則是常見的。于是意大利和美國的外科醫師們熱情地應用這種技術，在3年內做可好幾百次手術，其中在醫學雜志上已報告了456例。其他觀察者肯定了結果是滿意的。不僅大多數病人覺得好轉，而且還能進行日常活動。有些病例手術后心電圖轉為正常。”

以上所述的結扎胸廓內動脈的實驗和實踐，有很多數據都科學地證明了這種方法設計和研究實踐無比成功。但后來的人們做了另一個實驗卻使它馬上威信掃地。“病人隨機地分配在手術組（結扎動脈）和對照組。對照組和手術組同樣做手術，唯一的區別是不結扎動脈，這種叫假手術或外科安慰劑。事前已向參加者們解釋了這個計劃。病人和評價療效的醫師都不知道施什么手術（雙盲法）。共有35個病人，其中14人是對照組。對照組有10人顯著好轉，心絞痛不發作，活動能力提高。有幾個人能恢復工作。少數證據顯示心電圖有所改善。這是手術切口的強烈心理效應（或安慰劑效應）。結扎了兩條胸廓內動脈的手術組病人，其效果與對照組同樣良好。可惜，這兩個組的效果都不持久。”

既然，做手術與未做手術的效果完全一樣，這當然證明了手術的無效。醫生沒有治好病，但是，他的治療卻使病人覺得健康恢復了。覺得恢復與真正恢復當然有所不同——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不過，它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好的消息，這樣做的后果不僅只是病沒治好，而是病人因肢體的損傷而減少了痊愈的百分比。另外，它又向我們彰示一個好的消息：人們單憑他的精神安慰，就能產生難以相信的愈病能力。所以，一切傷害病人精神復原能力的一切診斷或醫療手段，包括語言，都是錯誤的。

四、病灶感染論

“在牙齒、扁桃體或其他部位的局部細菌感染灶，會引起各種常見病的理論，流行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并比其他任何一種概念導致更多不必要的手術。它也造成了很多愚蠢的、不愉快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醫療實踐。在1910年至1950年間，幾乎所有的醫師都受這種理論的影響，甚至現在醫學界也沒有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當然，現代醫學教科書只是為了譴責才提到它的名稱。”

病灶感染論的意思是指人身體上有某些受細菌感染的病灶，這里的病原菌會隨著血液流動，然后定位在某處，如心臟、腎臟等各處，導致許多疾病的發生。

“在1910年至1915年間，美國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國病理學家亨特爾一起，提出了這個似乎很有道理的醫學理論——病灶感染論。比凌的理論受到一位勤奮的細菌學家羅辛橈的支持。

19世紀后半葉，巴斯德和郭霍建立了疾病由細菌引起的理論，隨后鑒定出引起結核病、霍亂、鼠疫、白喉、傷寒和其他傳染病的病原菌，于是導致研究可能引起多種慢性病和不明原因的精神病的病原菌。那時普遍認為大多數疾病的原因，似乎都已經發現了

……

這個理論假定，很多慢性疾病是由于低毒性細菌感染灶（或巢）所引起的。這些毒素進入血流，并侵入身體其他部位。這些慢性感染被假定是疾病的根源。亨特爾于1910年在馬克吉爾大學，用這種輕率的話務員對醫科學生們發表演講：‘貧血、胃炎、結腸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發熱、紫癜、各種神經疾病（從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實質病變）、慢性風濕病、腎臟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發于口腔敗血癥。’

病灶感染論比自身中毒論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熱心人，在醫學界很受尊敬，并被廣泛地承認。實際上它比自身中毒論更有優勢。結果在北美和英國人口中，一部分人成為多種內科和外科治療的對象。歐洲大陸的醫師們不太受騙。”

受騙者為驅除慢性病而進行了各種手術，如拔牙、扁桃體切除、闌尾切除、膽囊摘除、子宮切除、前列腺切除、結腸切除等，“為了治療許多疾病還進行一些內科療法。它包括對咽喉和副鼻竇物以類聚應用抗菌藥（常用銀的化合物），結腸灌洗，以及前列腺按摩。”

病灶感染論使很多人切除了許多有用的器官，導致殘疾甚至死亡。“在40年代，大多數醫學表單普遍認為，上述治療結果曾經是一場惡夢。不過，它卻不像自身中毒論及其療法那樣受到輿論指責，沒有莫里哀或肖伯納讓病灶感染論的鼓吹者當眾出丑。”由于以上原因，21世紀的一些中國西醫腎病專家，還在述說某些隱慝性腎炎可能與慢性扁桃體炎有關。

五、通過靜靜增加腦供血量。

“在1944年，美國克利夫蘭一家醫學院的三位醫師，為智力遲鈍、大腦麻痹、驚厥的病人設計了一種向腦皮層增加供血量的新手術手術是在頸右部把頸動脈與頸內靜脈側邊對側邊地吻合起來，在吻合口下方結扎靜脈（靜脈血就不能回流心臟）。動脈血壓高，就把含氧多的動脈血通過吻合口擠進靜脈，再向上進入腦靜脈。他們假定這些這些動脈血也會進入腦的毛細血管，因此會向神經細胞供應更多的氧。他們第二個假定是：病人因腦損傷而造成智力遲鈍、驚厥和大腦麻痹，在腦中有很多生存的但沒有功能的神經細胞，通過這種方式增加血液供應后，有可能使它們復活。”后來發現“原來所說的并發癥少和死亡率較低的早期經驗都不能證實。在手術時或術后，有6%病人死亡；一些人病情惡化，發生更多的痙攣，智力遲鈍更嚴重；

少數人發生持續的心力衰竭。進一步觀察清楚地揭示：當動脈血到達腦表面的靜脈時，它并不再進入腦毛細血管。它進入了腦左側的互相連通的很多靜脈內，。整個概念是根本錯誤的。這種手術只應用了4年便普遍同意放棄。”

六、冰凍治療胃潰瘍

“美國明蘇尼達大學醫學院外科教授瓦金斯夭，他因對腸梗阻問題而名聞世界。1962年1月他在倫敦皇家外科醫師學院發表了著名的演講。他敘述了胃生理學的歷史，并提出消化性潰瘍的新療法——胃冰凍，他相信可以用它來代替胃切除手術。同年春天，他在美國醫學會年會上作了較詳細的、但仍屬初步的報告。四年之前，他已報告胃局部冰凍治療胃出血有效。……這是一種戲劇性的和廣為宣傳的方法；它比較簡單，似乎起作用，而且以一名列前茅著名外科醫師為首的杰出研究組已宣布它有效。使冷卻液循環流動的胃冰凍機，已成為世界各國很多醫院的必要設備。……上述研究結果，使胃冰凍在應用幾年內就放棄了。胃冰凍有嚴重的并發癥，雖然是很少見的。它所聲稱的好處沒有被證實。”（以上材料都來自：《現代醫藥中

的錯誤》美]愛德華•蘭伯特著，劉經棠、朱正芳譯，廣東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七、幾點經驗教訓：

（一）時空背景

以上所述的時間，差不多都發生在上個世紀初至60年代，也是中國人全面確定中國文化的高峰時期。當時，中國文化界的所有頭面人物，幾乎全都認為中國必須全盤西化，這樣才叫做革命。殊不知恰恰在醫學、醫療文化上，西方的醫學文化，尤其是內科醫學，它們還在襁褓之中，像一個哇哇學語的小孩，不是這樣錯就是那樣錯。我們卻總是把這些當寶貝。當西方發現錯誤正在想方設法改正，我們卻抱回來當真理。

為什么說西方發現錯誤后要想方設法改正呢？因為，西方醫學與中國的不同，是一種市場醫學；而中國的醫學一直沒進入市場——中國還沒有市場。醫學與市場，歷來是不相容的。因為，市場是賺錢的，醫學是用錢的；醫學是要命不要錢的，市場是要錢不要命的。醫學一進入市場，也就變成要錢不要命的了。這才有穿白袍的黑心人之說。醫學與市場結合后，發現錯誤要改正是很困難的，這叫做既成事實。例如醫學就會造成一個既成事實的得益集團。它們控制了權力，就會用權力排擠影響它們利益的一切勢力。政客們要拉選票不愿意得罪這個勢力龐大的集團。美國70年代宣布治癌失敗，圍繞著治癌而產生的利益集團必然會阻止這個消息的傳播。美國到1995年，癌癥患者的死亡率才開始按1.2%的幅度減少，時間差了25年。十幾年后

才減少13%。西方在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批判的病灶感染論，我國醫學界的一些專家至今還在販賣。這不是說明醫學上了市場后改正的困難嗎？

（二）西醫內科治療學錯誤的根子是把身體當生命

醫學的本意是通過醫療維護生命健康。醫療是醫學的實踐行為。醫療實踐的結果可以證明醫學研究的是非。但醫學研究的基礎卻決定醫療實踐的成敗。現代醫學以尸體為病理基礎，人死后在尸體上尋找死亡的原因，找出某些異常的地方。死亡本是生命信息運行的終止，病理學家學家到了身體上某個器官的變化或者損壞，就猜測是這些地方造成死亡并提出一個相應的概念。以后，便有一些醫生利用實踐所得證明這個概念的正確，推而廣之。于是就拿生病的人做治療實驗，結果是許多生命失去，有的人則損害了健康。西醫的病理學家，幾乎都是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很多治療內科病的方法，都是由這些人提出來的。解剖學固然是一門科學，它是研究人體結構的科學，不能完全替代醫學。

也許有人會問：這不是說明軀體與生命是一致的，不可分的嗎？誤解正在這里。軀體猶如電腦硬件，生命就像電腦軟件。電腦的活動靠軟件的運行而得以活著。病毒傷害軟件使電腦“生病”，病毒使電腦死機，你用解剖電腦的硬件能查得到生病的原因嗎？對電腦來說，是軟件生病，不是硬件生病；對人來說，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

上個世紀的30年代到50年代，西方大學講堂中已經對上述的一些治療方法進行批判，但是由于沒有認識到它的根子是在尸體上尋找生病的原因，把解剖學當做內科醫學的基礎，把生命當做身體，犯的是方向性錯誤。這一根本原理沒有解決，批判有什么用呢？

錯誤一次次發生，卻沒有人知道這失敗的總根子為何——把身體當作生命。迄今為止，西醫的病理學家仍然還是以身體為生命。所以，進入西醫院校學習的學生，仍把解剖學當做基礎課程，而不知道解剖學只能作為外科醫生手術的指導，而不能成為醫學內科的病理依據。可以這生認為：你到醫院里檢查，醫生告訴你的，基本上是生病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此，醫生治療的目標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試想：治病治結果不治原因，能治好病嗎？

（三）外科醫生是技師，不是醫生

本文在上面所提到的弗里蘭德、萊恩、比棱、亨特爾、麥金斯夭等都是很有才能、很有責任心的外科醫生。他們在醫學界的業績，使人們不能不對他表示尊敬。但是，人們并沒有分清這是他的技術好，而不是他的醫學水平高。技術是手上的技巧，醫學是生命的學問。可見，西方醫學界并沒有把這兩個概念搞清楚。萊恩自己也一樣沒有搞明白。所以，外科醫生本應稱為技師，不應稱為醫師。如果做當時就能這么做，萊恩也就不會提出自身中毒論了。

醫學是研究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醫療是使用某種技能進行醫護的操作。我們也應該把醫師與技師分清楚：醫師是為病人策劃打好一場戰勝疾病戰爭的策劃師；技師是進行某種實際操作技術的師傅。醫師要用的是頭腦；技師要用的是雙手。2008年11月，我在原創中醫復興論壇上曾經講到，外科醫生不應稱為醫生，應稱為技師。這是有根據的。從歷史上看，國外流行過幾種失敗的治病理論與某些技術，都是由外科醫生提出來的，應用于治療內科疾病，結果無不以大失敗告終。這些波及全世界的醫療失敗都意味著無數生命的損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人們卻不知道它的根源出在概念上，就是把技師當做醫師。

（四）按病名用藥，是刻舟求劍的愚蠢行為

一個世紀前，中國人生了病，請醫生看病，很少有病人會問醫生他生的是什么病。因為，中醫只根據“證”來治病的，用不著病名。中醫的這種方法叫辨證論治，只是醫生會懂、會用，病人不會懂，也不會用。上個世紀，西醫進入我國，帶來了用病名治病的方法：得什么病名用什么藥，有規定的藥物名稱和數量，當醫生的方便——照規定處方，做病人的也能聽得懂，這不是很科學嗎？西方科學的要求是定性、定量。這種西醫按病名治病的方法既能定性，又能定量，不是很科學了嗎？

但是，生命無法定性定量。因為，生命是動態的，時時刻刻在變的，定性定量的死板是不宜于治生命生的病，例如上午病人發熱、流鼻水打噴嚏，你覺得是感冒，用感冒藥。但是到下午，病人可能變成了肺炎。因為，病人得的是麻疹，你錯用了退熱藥，病情就變得嚴重了。有的病人發熱，看起來很嚴重，下午出了汗就自然痊愈了。如果你用藥，反而可能重起來。因為藥進入人體，也是一種有毒的東西，病人自衛能力進行解毒，就有可能提高體溫，增強代謝能力。這不是錯用藥的結果嗎？

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實踐，用病名治病的西醫，并沒有顯示它的科學優勢：許多有病名的病，無藥可用；有病名，有規定的藥物，卻用之不會好；更多的是許多病無法叫出病名，只能叫做綜合征——無藥可治。而且，綜合征越來越多，好些能叫出病名的病，也變成了綜合征了——也就是被認為能治的病，變成了不可治之病了。

原來病名是西方外科醫學的產物。西方醫學先發展起來的是外科。外科需要病名是為做手術服務的。做手術需要界限清楚，外科刀才不會劃錯地方。后來西方醫學發展了內科，就把病名這個條件也帶到內科來。外科發展起來只是技術，也就是只能在軀體上切切割割。內科卻完全不同，它是被生命主宰著的。一處生病，全身關聯。這叫做疾病的整體性，不能用外科手術來解決的。內科疾病是生命活動而產生的疾病，不是只要了解身體結構就可以當醫生的。首先必須研究有關生命的種種問題，例如生命的起源、生病的原因等等問題。還必須理解生命是個整體，不能“分而治之”。

（五）西醫與中醫各有所長，只是層次不同

解剖學是一門研究人體結構的學問，只能教育學生認識人的身體，只能使他們學會切割人身體某些部位的技術，卻沒有教學生認識生命。不認識生命的醫生去治病，不危險才怪呢！他們把病灶認為是生病的原因，以為只要切除掉病灶就能治愈疾病，把這種方法叫做“除根術”，受騙上當的人還真不少。這句話本來有明顯的錯誤，但沒一個人質疑。這又是什么道理？何斌輝先生以顯意識與潛意識的相互作用已經做了說明。你的顯意識天天接觸這些謊話，就由顯意識不斷地進入潛意識，就身不由己了。恐怖分子引爆自己與先進國家的老百姓同歸于盡，他們為什么不想一想這種本就是毫無意義的事，卻一定要這么做道理何在？就在于他們自幼就給灌輸了復仇主義的教育。

是人，就需要健康。有生命的，稱為人。如果人失去了生命，就不能再稱為人，而成為尸體了。因此，是生命需要健康，不是身體需要健康。這一點，許多人沒有搞清楚，所以，大家都說身體健康，而沒有聽人說生命健康。這一個誤區，也就造成了現在的醫療誤區：把身體當做生命了。

中國的中醫學，是一種模糊的醫學；西方的醫學是一種清晰的醫學。模糊的醫學是以研究生命做基礎的；清晰的醫學是以研究身體做基礎的。生命是一個從小到大，到衰老死亡的過程，永遠是動態的，看不見，摸不著，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所以是模糊的；身體可以度量，有多大，多高，多重，都可以測得到，可以越分越細，所以是清晰的。

學中醫，要讀《內經》，《內經》是一部研究生命學問的書。學西醫，要學解剖學，解剖學是論述身體結構的書。這種書是用來指導做手術的技術的。所以，學中醫，是用來治生命生病的學問；學西醫，是用來學習在身體上做手術的外科技術。研究生命的學問要使用的是邏輯推理；外科技術則是靠熟練而得到的手工技巧。這是各有所長，只是層次高低不同。

西醫的內科治療，沒有一種療法不始自個案的。例如弗里蘭德的胸腺肥大照射治療，發表的是個案。我們的中醫學術界在強調中醫學西醫，連醫學論文發表也要求使用西醫的格式。中醫治好了病，也要求用西醫的病名，要求有分型分類的統計數字。個案就不能發表。生命是個體的，個體便各有特異性，不同的人沒有同樣的病。這說明，中醫的學術界也中了病名的圈套。其實，不是西醫消滅中醫，中醫的學術界就在消滅著中醫呢！

（六）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沒有發現醫學誤入歧途

100年前，法國科學院院長弗朗科伊斯•馬根迪教授說：“如果連一個可以遵循的正確的生理原則都沒有，那么我們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醫成功的可悲心理了。無論這會多么痛苦地刺傷我們的虛榮心，我都要毫不遲疑地宣布：我們完全忽視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礙的實質，以致不會考慮產生更好療效的方法。我們應該把病人交給大自然去治療，可實際上，我們經常是硬著頭皮去行醫，根本不知道自己行醫的原因和合理性；我們正面目一個巨大的危險：行醫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現代醫療批判》第130~131頁）

英國的Vernon  Coleman說：“最有可能殺害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某個劫匪、盜賊、醉酒的司機，而是你的醫生。”（《別讓醫生殺死你•導言》朱毅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

醫學的一大特點是治療錯誤治死了人從不承認錯誤的。因為有兩個原因：一是人本來就是會死的，病死和治死是很難分清楚的，醫生負不起治死人的責任；二是社會需要醫學，醫學需要醫療實踐，沒有實踐就不能提高，因此，也就只能允許醫學犯錯誤。但是，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醫療化的時代，也就是醫療普及的時代，醫學的錯誤就變成不可容忍了。

醫療沒有普及的時候，看病的人少，我們覺不到這種錯誤的嚴重性；當醫療成為人們普遍需要的時候，這種錯誤才會突顯而引起注意。很多內科病本是不需要治療的，按現在主流醫學（西醫）的治療水平，熬熬過要比用藥治療好得多。例如發熱，普遍的是不加以治療都能自愈；而加以治療反容易造成變癥而難愈。西方現在提出疾病前驅期這個概念，就是指發熱頭幾天病人得的是什么病還不知道，就不應加以治療。這樣的實踐證明其結果比以前進行退熱、消炎的效果要好。許多發熱的患者，因打了退熱針，或用了強的松而使病情變得復雜難治。有的發熱因醫生使用了創傷性的檢查，減弱了病人對疾病的抵抗力而使病情增重而久久不愈。所以，很多時候醫生在幫倒忙。這不僅是指西醫，許多中醫亦因沒有學好醫療知識，使用了

錯誤的治療方法，把病治壞了的，《傷寒論》的太陽病條文中就曾舉過很多例子。

羅斯先生說：“所有錯誤中最嚴重的錯誤是，醫學界至今沒有發現自己誤入了歧途，醫學仍遵循疾病——治療的思維方向，而不是生活方式——健康的思維方向。”這種方向性的錯誤，就導致手術亂用而對生命一無所知，因此造成人為的傷害。使許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