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利瑪竇要保留一份歷史的清醒
鄭彪
緬懷歷史，從來都要著眼現實，指導現實，尤其要避免誤導現實。利瑪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通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方文化名人。今年是利瑪竇逝世400周年，紀念利瑪竇，理所當然。但是這種紀念，尤其要從當代現實出發，更要保留一份歷史的清醒。
近代自西人來華傳教，中西文化沖突終于釀成政治沖突。其中傳教士的作用微妙，既成為中西文化溝通的媒介，又在政治上包括在文化總體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正因為如此，其政治、文化上的負面作用是為近代西方傳教活動定性的基本依據，中國學人的這種觀點從明清到民國，再到80年代改革開放前，基本如此。但是，一個時期以來，這個歷史結論無形中被修正，甚至被推翻。在一些論者的筆下，耶穌會士總體上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成為中國近代啟蒙主義的“先驅”。這種觀點迎合了新自由主義思潮，掩蓋了近代中西文明沖突的性質，不僅在理論上不正確，也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在實踐上有害。
近代西方傳教士的東亞鼻祖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人，貴族背景。1540年后，受羅馬教廷、耶穌會和葡萄牙國王派遣，來到東亞，有宗教大使和葡萄牙國王代表雙重身份。國王給他的任務是向整個東方傳播福音。西方傳教方式歷來是“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劍”，葡萄牙傳教士在印度就是通過沒收財產、投入監獄等暴力手段強制當地人信教（羅馬天主教）。沙勿略是東方殖民者的宗教頭領，負有極為重要的秘密使命，即領導、策劃、部署、實施東方的傳教活動，并確定向“未開發國家和地區”傳教路線圖和打入的方法。在印度和日本的幾年，沙勿略意識到，在文明發達和相對富強的東方社會像在其他地方那樣迅速歸化大批民眾的傳教方式，很不現實。特別是在西方海軍與明朝海軍屢次交戰失敗和在對中國有所了解以后，沙勿略產生了對中國通過學術滲透進而進行宗教和政治滲透的思想和計劃。1552年他在寫給葡萄牙國王若翰三世信中說：“中國在日本的對面。擁有眾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學士，他們極重視學術；并且以為研究學術是一件頂光榮不過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學問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權柄的。同依賴中國作學術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樣。”為此，他建議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必須有高深的學問、絕頂的聰明，而且要有豐富的天文學知識。他顯然了解到當時中國亟需修改歷法。沙勿略為利馬竇等人的成功預先規劃了思路：第一，改變居高臨下強迫信教的傳統方法，以學術為交流媒介、政治掩護、敲門磚和晉身之階；第二，必須熟練掌握中國語言文字；第三，走政治上層路線；第四，不言而喻地，對中國傳教不能急功近利，要有長期歸化思想。沙勿略于1522年偷渡到達中國廣東新寧縣上川島，不久因病死去。因其在東方傳教殖民事業中的政治地位、先驅作用和獻身精神，在西方天主教界享有殊榮，成為后來傳教士的精神領袖。之后派往中國的早期耶穌會士如利馬竇、湯若望等人都是精心挑選的有高度宗教獻身精神的飽學之士。沙勿略不僅是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精神導師，實際上也是20世紀喬治·凱南的精神導師，是“和平演變”的鼻祖。
耶穌會創建于1534年，原名耶穌軍，是具有軍事化性質的神學機構和負有特殊使命的神學教育系統，下設有神學院和若干大學，組織嚴密，紀律森嚴，以軍人的服從為第一守則，以培養海外高級傳教士為重要的培養目標之一。耶穌會是歐洲宗教反改革的產物，鑒于天主教腐敗，面臨政治危機，它以維護和振興天主教為目的。因此它敵視一切近代新思潮，如近代科學、個性解放、思想自由、人文主義、民族主義和教會民族化等。所以，耶穌會是中世紀神權和教權的最后一根支柱，是近代西方殖民擴張的高級政治特種部隊。由于使命重大，耶穌會士的選拔和培養極為嚴格，要求品行端正，天資聰慧，必須經過長達十四年以上的考驗和訓練，主要集中在信念、道德和學識等方面。信念方面，必須發誓終身信守貧窮、貞潔、服從，絕對忠于教皇。道德方面，以《神操》一書為守則，每天進行默想、內省、懺悔、祈禱，培養宗教的熱誠、簡樸、服從、堅定不移、不避艱險的品質，對道德修養要求相當高。學識方面，不僅要求掌握包括神學、哲學、語言學、文學、歷史學、倫理學、教育學、修辭學、拉丁語、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等在內的各學科，還要求在許多學科有高深的造詣，有獨到的見解。總之必須成為飽學之士，以便與文藝復興以來的新思想相對抗和與儒學相對抗，更重要的是用以提升傳教的影響力，特別是走上層路線的影響力，這也是一種軟實力。所以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如利馬竇等許多人，綜合素質較高，很快就能打入中國政治的上層圈子，并贏得尊敬、信任和重用。
基督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分裂為舊教即天主教（Catholic）和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由耶穌會士等在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都是天主教。他們帶來的西學是作為敲門磚，但這些知識也多是歐洲中世紀的學問，是舊學，不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新學。利馬竇來華宣傳的就是公元二世紀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而不是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直到18世紀中葉即哥白尼身后200年、牛頓身后差不多100年，中國人還在重復利馬竇傳播的九重天的一套陳詞濫調。即使被認為是傳教士中對中國近代科學最有貢獻的湯若望（1591-1666）所反復論證的，也是這套東西。湯若望豈不知哥白尼學說？事實上，徐光啟、李之藻等就是被傳教士欺騙，李的誤譯公元二世紀的托勒密是一例，徐光啟的受騙上當也是一例。徐光啟是具有啟蒙思想和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愿望的仁人志士，向利馬竇學習天文歷法數學等知識，后來又修訂歷法，譯有《幾何原本》，自有其成就。但是他對天主教所做的可以“補儒易佛”的結論和對中世紀西方社會的認識無疑是與傳教士交往中上當受騙。例如他寫道：“佛教東來千八百年，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必欲使人盡為善，則（西洋）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蓋彼西洋鄰近三十余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關，其長治久安如此。”顯然這是由于傳教士掩蓋西方中世紀的黑暗和罪惡，掩蓋中世紀晚期的饑荒、瘟疫、戰亂頻仍，為了抬高天主教的教化治平功能所編造的神話。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當時中國所需要的是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思想與近代科學，但耶穌會所傳來的這套經院哲學剛好是和新科學新思想相對抗的落后理論，而對于當時的古典科學，則諱莫如深，故意掩蓋起來。當時世界學術思想的新潮流以及中國歷史發展的新方向都和耶穌會的過了時而且退了色的時代精神是矛盾著的。”他指出：“所以我們不可以把十六七世紀耶穌會傳入的‘西學’看成是近代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謂‘西學’的前驅。”（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而利馬竇作為傳教士中頗有儒風的飽學之士，極為聰明地在進行一系列“合儒”、“補儒”、“益儒”的精心準備之后，提出“超儒”，恰恰暴露了他作為西方文化殖民者包藏的禍心。所謂“超儒”，是認為儒學是代表低級階段的真理，而天主教即所謂“天學”則是更高一級的真理，主張用“天學”來對儒學進行一番經院哲學式的改造。利馬竇是耶穌會的奇才，他能掌握漢語并鉆進中國古代學術中去進行深入研究，很是難能可貴，更讓今天失去傳統文化的中國人汗顏。特別是他能對中西學術進行深入比較研究，以捍衛自己的“天學”，這種鮮明的“為我所用”的國際文化交流的學術立場、刻苦鉆研的學術精神和比較研究的方法，不僅令人欽佩贊嘆，而且當代中國學者應當能從中得到啟示。盡管如此，與一個時期以來利馬竇的名字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享有的極高聲譽相比，實在是過譽了。利馬竇和其他一些耶穌會士在傳教過程中也對中國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不能改變整個問題的性質。必須指出，用“天學”來改造儒學，是“以夷變夏”的基礎理論工作，是一種“文明沖突”中的變相傳教，對中國人來說，是誅心之論，所以遭到明朝士大夫的激烈反對。何兆武先生指出：“耶穌會是宗教反改革的產物，是正統教會在反異端斗爭中的宗教特務組織。耶穌會在歐洲用‘火堆和監獄’對近代科學進行那樣血腥的迫害，而一到中國居然能換了副面孔竟會把科學傳來，這種說法顯然是不顧最起碼的常識。”（同上）基督說，當你帶著欲念去窺視一個婦女時，你已經犯了強奸罪。按照基督的說法，耶穌會士豈不是一伙實打實的文化強奸犯？當然，這只是用西方文化所作的邏輯推理，中國人對利馬竇等人還是應當保留一份尊敬，特別是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敬業、學習、忠于職守和為事業獻身的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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