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部分導演和演員，對大陸是一副清高、矯情、傲慢，甚至是敵意的嘴臉。
當然，我說的是部分，不是全部。
作為殖民地的時候，那里壓根沒有民主可言，英國佬走后，天天在那嘮叨民主。
很多人無非被西方新殖民主義洗腦了。
當年西方對中國封鎖，香港作為中國大陸與西方交往的窗口，發展起來是必然的。中國重返聯合國，尼克松訪華，中美合作，中國國力發展，這個窗口的作用變弱，如果他們不擁抱時代的變化，那批舊文化買辦的精英者，必會被拋棄。
這個窗口的規劃，不是1978年后開始，而是在新中國成立前。
1949年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講述對內外政策時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采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再說，香港的很多精英都是戰爭年代跑過去的，而且連淡水資源也離不開大陸。
也就是說，香港發展起來，離不開地理位置，離不開時代，離不開大陸人才的輸出，離不開大陸的資源。一旦時代變了，人才輸出沒了，就該回到本來的位置。
很多香港精英，從不去思考這些，高高在上充滿著優越感，是抵觸而不是擁抱。
前幾天，香港知名導演杜琪峰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部采訪時聲稱，最近是他“人生中最低潮的時候”，被問及《黑社會》為什么沒有續集？他說沒靈感，并歸咎于香港當前“政治氣候”，稱審核嚴，自己失去創作自由。
審核的因素可能有，但這是主要矛盾嗎？做為一名才子，連辯證唯物主義都不懂，格局小了點，避免不了文人的局限性。
當年香港的電影市場主要在臺灣，他們的審核就不嚴？
像梁家輝，就因為在內地拍了《垂簾聽政》和《火燒圓明園》，然后被臺灣當局給封殺，被逼的擺地攤；王晶導演，星爺主演拍個《上海灘賭圣》，還得換個女主角再一模一樣的拍一次才能在臺灣上映。
想一邊討好西方想著領獎，又高高在上諷刺惡心中國大陸，還想觀眾買單。
那是活在夢里！
是導演自己江郎才盡還是時代巨變？
都2024年了，還想拍之前那種古惑仔？
以前看香港的電影，覺得金三角和緬甸那里的大佬很厲害，這兩年中國出手直接把緬北詐騙集團老大都抓回來，你再這么吹東南亞那些所謂大佬，就太脫離了現實。
香港的很多導演或者所謂的才子，缺乏大局觀，而且非常不認可社會主義。
像金庸知名度夠大了吧，當年在香港《明報》發表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反對陳毅元帥“當了褲子也要造原子彈”的豪情。
如果沒有核武器，大國地位總歸不實，后來改革開放的果實又如何保護？
社會的運行，人民的解放，難道靠不事生產的幾個武俠就能解決嗎？
這幫文人騷客，膽識和格局總歸太小了。
不承認自身能力問題，那么審核嚴格不自由，就成了他們的借口和遮羞布。
這僅僅是部分香港導演或者文人的問題嗎？不是的，中國大陸也有買辦文人，他們格局小，骨頭軟，無膽識，被新殖民主義文化操控。
當年偉人為什么會批判《武訓傳》？
因為其中的內容就像偉人說的那樣——“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
當下有的作家不也是尋找地主和日軍是否存在稱贊的地方，于是出現地主樂善好施，勤勞致富，日軍散發著人性光輝。
武訓行乞辦學，表面看起來很有善舉，但這種是用小仁政破壞大仁政。
改變苦難，不能像武訓一樣“靠乞討去改變”，也不能靠“變成剝削者去改變”。
妄圖利用敵人的游戲規則消滅敵人，最后卻為敵人培養了更多的有生力量。為了塑造一個封建社會道德語境下高大上的“武訓”形象，刻意忽略了其背后剝削的經濟基礎、階級成分、階級立場，甚至反過來歪曲現實對其美化，最終使得電影的故事情節與主題脫離實際。
當下不也有導演為了塑造一個新殖民主義道德語境下的其他“武訓”形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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