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是香港人更愛國，還是內地人更愛國。

　　我所說的愛國，就是指反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入侵，希望中國人民團結，希望中國發展壯大，希望中國人民平等、自由、公正，并為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這個問題有些復雜，因為，人要分類，香港人有愛國的，也有恨國的；內地人，有愛國的，也有恨國的。

　　我是說，那些愛國的群體中，是香港人更愛國，還是內地人更愛國。

　　我覺得，在那些愛國的群體中，可能是香港人更愛國。內地人，雖然，檔愛國，但表現不如香港人民那么熱切。某種意義上，是香港人民在引導內地人民如何愛國。

　　為什么這么說呢？一是因為，香港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買辦資本勢力侵略中國的橋頭堡，所有賣國、叛國的行為，在香港上演得最全面，所有民族敗類、買辦精英，都匯集在香港，給香港人民制造了種種災難，感受到切膚之痛。比如，李半城控制房地產開發，控制香港土地，抬高香港房價，全面壓榨香港人民。比如英國人打著民主的旗號，離間香港和內地人民的血肉關系，攻擊中央人民政府，孤立愛國者。最后，英國舊殖民主義者，干脆勾結美帝國主義，鼓動香港伯流氓，在香港反復制造動亂。

　　香港人民，對這些陰謀詭計，離得最近，觀察得最清楚。所以， 香港人民是能強烈的敵友意識的，是能夠分清敵友的，是知道如何愛國的。2017年9月，買辦文人龍某在香浸會大學演講，問大家“人生最早的啟蒙歌曲是什么？”，該大學副校長說，是“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完全出乎龍應臺的意料，把龍某嚇得花容失色、目瞪口呆：在香港這場老牌殖民地，居然是愛國歌曲成了主流，這怎么得了？這不是意味著多年的殖民地文化教育失敗了嗎？老實說，也出乎我的意料。《我的祖國》這首革命歌曲，即使在內地，也多年沒有人唱了，“禮失而求諸野”，居然在香港的大學里，可以搞大合唱，甚至年青人都會唱，怪不得買辦文人龍某吃驚。2019年，香港元朗區的老百姓，會自發團結起來，去打擊那些動亂分子，這和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三元里老百姓團結起來、自發抗英的偉大行動，簡直一模一樣。

　　我看香港電影，比如成龍的《紅番區》，簡直就是社會主義民警察，勇斗美國地痞；周星馳的《龍的傳人》《新精武門》，差不多是社會主義小青年，教訓香港資本主義流氓。即使是內地的電影，也多年不重視這種教化效果了。這算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文化輸出吧？

　　香港人民的一舉一動，流露出一種看不見摸不著，又無處不在的責任感。

　　——那種深藏在骨骼和靈魂深處的民族責任感！不知道什么時候，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就突然暴發了出來，讓敵人措手不及。

　　我們的敵人最害怕的就是這種責任感，它們不擇手段、挖空心思、無孔不入、數十年如一日，搞殖民化教育、宣傳，就是為了消滅這個責任感。結果，一曲《我的祖國》，就證明了他們的心血，白費了。

　　回想一下，龍應臺被中國北京的某著名大學隆重邀請，大講“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嚴”時，有幾人起身反駁她？沒有，下面聽講的大學領導、老師、學生，照樣聽得津津有味，甚至還會有掌聲，奴性太強了——龍某臺可能就是從這個掌聲中，得出了錯誤判斷，她以為她的殖人化教育，成功了。即使是香港動亂期間，中國內地仍然有那么一伙人，對香港的動亂勢力和行動，是支持的！堅決反對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平息這場暴亂。個別人，甚至還打著“左派”的名頭——老實說，霸權主義者對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滲透控制，真的很全面，連“左派”這種影響力極小的圈子，也沒有放過。

　　如果有人在講臺上，給我講“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嚴”，我會站起來反駁嗎？十有八九不會，一是因為我多少沾上一些市儈味道，二是如果我在這種場合起來反對，恐怕會成為眾矢之的——我還真的有過這樣的經歷。

　　對比一下，我覺得，一定程度上，應該是香港群體更愛國，他們有勇氣當著著名買辦文人的面，唱《我的祖國》，讓她手足無措，讓她出丑；敢于出面對美英殖民主義者扶植的亂港分子，揮出拳頭——打了亂港分子，也打了內地的買辦文化。至于內地的愛國群眾，由于他們距離叛國、賣國的行為，相對稍遠，不如香港那么近，可能愛國感情的暴發，也不如香港人民那么直接、突然。相信，如果能夠直面叛國、賣國的言行，內地人民愛國感情的暴發，也會和香港人民一樣強烈、自然。

　　除了愛國者之外，叛國、賣國者，民族敗類，香港與內地一樣，也都有，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控制著重要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媒體，有權、有財、有勢、有時間、有講臺、有大喇叭，其勢力、影響很大。香港的民族敗類，不用多說，大家看看，政府議員、大型媒體、大買辦資本家、大法官、專家學者、文人，某安生、某銘、某英、半城，某衛視，當然也有為數不少的普通流氓無產者，還有流竄到香港的國際政治流氓，背后都有美國霸權大力資助。內地的叛國者、賣國者，民族敗類，從權勢、財力、政治地位、社會影響方面來看，內地的叛國、賣國勢力，相比于香港，要強大得多，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著名大學的著名專家教授、學科帶頭人、特殊津貼享受者、兩院院士、著名媒體人、著名作家、著名大企業家，他們手段更加靈活，控制輿論平臺的能力更多，欺騙性、隱蔽性更強，不太容易識別，即使識別了，也不容易處理。

　　結果就是典型的買辦文人龍應臺能跑到我們首都最著名的大學講課，受到熱烈歡迎。某最著名大學的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敢公然講維護和平最簡單的辦法是投降；某軍事院校著名教授敢公開支持烏克蘭、攻擊俄羅斯的反霸斗爭；某國字號媒體的主編，常年陰陽怪氣，甚至敢說如果中美開戰，解放軍沒有勝算；某著名大企業家公然敢叫板中央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政治原則；某參事、學者敢公開叫囂取消所有制概念……在中國內地，拿美國、日本某基金會、甚至政府的資助，按照美國人、日本人的要求搞課題研究、寫小作文、搞輿論炒作，抹黑、歪曲、攻訐我黨、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歷史，是公開的，是合法的，甚至是一種榮耀！收到熱烈掌聲。沒有得到美國人、日本人資助，則是水平低的表現——思想文化宣傳教育領域的買辦風氣如此濃厚，讓人齒冷。

　　香港似乎還沒有墮落到這一地步。至少，如黎某英那樣公開充當美國的走狗，還是違法的，至少是不光彩的，主流輿論是批判的。而在內地，這么做并不違法，甚至也不違紀，更甚至還會受到各方的支持、贊揚，有大量的講黨課的機會。

　　香港的買辦風氣、殖民地文化，正在改變。因為香港動亂，這種改變反而加速了，壞事變成了好事。近些年，內地的文化風氣也在改變，已經多次發生過買辦文人在講臺上被青年學生轟下臺的事件，但龍某臺、張某玲、莫某言等買辦文人，仍然很香。“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徹底扭轉，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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