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是一種習慣的說法，也有稱“延安歲月”和“延安時期”的。狹義地講，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離，這10年的歷史;廣義地說，從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陜甘支隊(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抵達陜北吳起鎮(zhèn)，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吳堡縣東渡黃河離開，這13年的歷史。

“延安十三年”，橫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三個歷史階段，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發(fā)展到成熟壯年的歷程;是中華民族由一盤散沙到同仇敵愾，最終取得一百多年來反對外族侵略的斗爭第一次徹底勝利的歷程;是解放區(qū)軍民由抵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到轉入全線戰(zhàn)略反攻，贏得奪取全國勝利曙光的歷程。同時，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和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得到系統(tǒng)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也就是說，“延安十三年”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fā)展成熟的關鍵時期。不僅如此，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是在這個時期得到鞏固的。

遵義會議會址

一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fā)、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和中國革命的發(fā)展，既是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和早期中共黨員與廣大工農群眾努力奮斗的結果，也得益于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指導，并得到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共一大就提出要“密切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并規(guī)定一個月要向其匯報一次工作。從中共二大起，中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二者形成組織隸屬關系。此后不僅是路線方針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選擇，都要征得共產國際的批準。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才改變。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出身湖南韶山農村的他，在私塾讀書之后，17歲才接受近代教育。在中國第一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中，沒有留學經歷的毛澤東，是通過譯著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但是，他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的的宏大志向，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堅強意志，以“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的求真務實精神，成為湖南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和中共湖南早期組織的創(chuàng)建者;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后，他領導湖南建黨建團和工人運動，其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受到陳獨秀的表揚，“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毛澤東既非世家子弟，又無同盟會和國民黨的工作經歷，但他從事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受到了國民黨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仇視，不僅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還一度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從事現代農民運動的，但是他最早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革命。他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后，領導發(fā)動起來的湘、鄂、贛、豫等省上千萬加入農會的農民，在幾個月內成就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沒有成就的事業(yè)”;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成為土地革命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中最卓越的領導者，成為工農紅軍的締造者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長征途中的風口浪尖上，毛澤東眾望所歸，成為在危急關頭挽救中國革命的不二人選。

關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的觀點，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幾乎是眾口一詞，沒有任何異議。近些年，又有一種觀點認為，遵義會議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際上都沒有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只是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會后的分工中張聞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2月5日)，而毛澤東還只是“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的幫助者”，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是在開展延安整風之后。雖然它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描述是準確的，但就實際領導作用的角度來說，筆者不贊同后一種觀點，認為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載入史冊的，是中共由幼年轉入成熟的標志。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偉大轉折不是一蹴而就的。遵義會議的醞釀和召開經歷了血與火的磨難，遵義會議精神的貫徹和落實也有一個坎坷艱難的過程。遵義會議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指揮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確立了正確的軍事路線、組織路線，改變了軍事指揮體制，確定了陜甘戰(zhàn)略發(fā)展方向，克服了張國右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危機，戰(zhàn)勝了國民黨軍的重重堵截和艱難困苦，終于長征勝利抵達吳起鎮(zhèn)。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軍事指揮和領導才干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繼而在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沙窩會議調整常委的分工，正式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成為黨內“在軍事指揮上最后下決心的負責者”。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與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同步，瀘定會議后離開長征隊伍輾轉來到莫斯科的陳云，于10月15日向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系統(tǒng)地匯報了紅軍長征的經過，特別是遵義會議的情況，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闡述了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以及紅軍能夠轉危為安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取得西征偉大勝利的主要因素。這是自1934年10月初因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和電臺被國民黨破獲(中央蘇區(qū)與莫斯科的電訊聯(lián)系是通過上海中轉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lián)系中斷整整一年后，共產國際方面第一次得到來自中共中央的全面匯報。作為那段歷史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和遵義會議的參加者，陳云非常清楚遵義會議及其以后的長征中毛澤東并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不是“黨內委托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但是，他在匯報遵義會議的成就時明確寫道：“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陳云還特別強調，“我們黨能夠靈活和正確地領導國內戰(zhàn)爭。培養(yǎng)出了這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黨的領袖和身經百戰(zhàn)、智勇雙全的將領。我們有真正英勇的，為民眾根本利益而不惜犧性的共產黨干部”。陳云的匯報不僅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也引起斯大林的特別關注。他專門抽出時間于12月3日下午再次接見陳云、王明和康生，詳細詢問關于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左起：項英、何克全、陳紹禹、陳云、劉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

二

1935年11月3日，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陜北甘泉縣下寺灣，毛澤東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1936年12月7日，毛澤東又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同期，陜甘蘇區(qū)正處在多路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中，而內部因繼續(xù)執(zhí)行王明教條主義路線的北方局代表等發(fā)動的錯誤肅反，致使劉志丹等一大批骨干被抓、被殺，人心惶惶，形勢危急;從全黨來說，遵義會議開始的偉大轉折，其歷史過程仍未完結。面對日軍強敵深入和民族危亡，黨的正確政治路線尚未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想路線，還只是毛澤東等少數領導人的認識，遠未成為全黨的共識。

在此前后，毛澤東及其戰(zhàn)友們先后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東征戰(zhàn)役、西征戰(zhàn)役、山城堡戰(zhàn)役。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策應因發(fā)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不僅粉碎了各路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qū)的“圍剿”，而且沉重打擊了根據地周邊地區(qū)的敵軍，大大拓展了蘇區(qū)，使原來的陜甘蘇區(qū)發(fā)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陜西、甘肅、寧夏三省的26個縣和200萬人口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這標志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棲息地和出發(fā)點。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黨中央系統(tǒng)闡述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戰(zhàn)略思想，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全面調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氣力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并制定了以西北統(tǒng)一戰(zhàn)線帶動全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戰(zhàn)略方針，最終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革命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全國性抗戰(zhàn)爆發(fā)后，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會議上，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決定進一步擴大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組成。毛澤東為軍委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從此，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是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1940年的毛澤東

三

但是，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和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及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等戰(zhàn)略方針，受到從蘇聯(lián)回來的王明的嚴峻挑戰(zhàn)。

當時，蘇聯(lián)方面對中共中央在中國國內所執(zhí)行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不理解，對中共及其軍隊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作用估計不足，把牽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國民政府。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認為：中國共產黨過去領導紅軍為建立蘇維埃而斗爭，現在同是這些人，卻要實行另一種新的政策。如果我們詳細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含有使黨和黨的干部墮落，從思想上解除武裝的危險性，并可能導致某種渙散”。“我們從這里糾正的可能性十分有限。為達到這一目的，需要有對國際形勢很有研究的新人來幫助中共中央。”于是王明和康生奉命從莫斯科回國，于1937年11月29日飛抵延安。

王明回國前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斯大林指示他：“現在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參與領導。”王明回國后，受到毛澤東等的真誠歡迎。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至14日召開會議，王明作長篇發(fā)言，自稱代表國際路線，來傳達斯大林對于實施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策略和新見解。他指出：“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yōu)勢的力量”，“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認為：“沒有統(tǒng)一的國防軍和統(tǒng)一的正規(guī)軍是不能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游擊戰(zhàn)不能戰(zhàn)勝日本。”王明的發(fā)言造成不少與會者轉而檢討自己的所謂“錯誤”。

毛澤東于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這個情況時說：“1937年12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只對持久戰(zhàn)、游擊戰(zhàn)、統(tǒng)戰(zhàn)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周恩來在1943年的中央會議上，就談過自己在王明回國后的一段時間，“對王明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有容忍和退讓的地方”。張聞天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也說，自己對王明回國后宣傳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夠“清醒”。王明發(fā)言的不良影響，在張聞天起草的關于這次會議情況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得到反映：“此次政治局一致地接受了國際的指示，檢查了過去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的一些經驗教訓，糾正了實際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有了新的發(fā)展。”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及其以后一段時間的行為，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政策產生了嚴重分歧，在黨內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亂，客觀上也對中國共產黨在華中和華東地區(qū)發(fā)動組織抗日武裝產生了消極影響，因為王明忽視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意義和輕視敵后游擊戰(zhàn)爭的作用。在國民黨正面戰(zhàn)場接連潰敗、大片國士淪陷、國民黨軍抗戰(zhàn)乏力、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后，王明的幻想就破滅了，他們的主張也徹底成為空談。

1938年3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zhàn)的情況和國共兩黨的關系。任弼時的書面報告和口頭匯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戰(zhàn)以來的實際情況和中共所采取的各項政策有了較全面的客觀了解，從而部分地糾正了他們的一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認識和主張。6月11日，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經過討論通過決議，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和困難的條件下所靈活實行的向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轉變，致使國共兩黨重新進行合作，使各民族力量團結起來與日本侵略者作斗爭。”7月，季米特洛夫約見任弼時和在蘇聯(lián)治病后即將回國的王稼祥。他鄭重地說：應該告訴全黨，要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9月14日，從蘇聯(lián)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談話。當時，陳云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但毛澤東覺得時機還不成熟，沒有同意。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關于“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tǒng)一領導問題”的意見，從而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實際上具有的領袖地位。六屆六中全會總結了張國燾分裂主義和王明在全面抗戰(zhàn)初期非組織行為的危害。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制定并通過《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等幾個組織建設方面的文件，以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鞏固黨的團結統(tǒng)一。王明在會上作《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和《目前抗戰(zhàn)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zhàn)爭取最后勝利》的長篇發(fā)言，對毛澤東的報告表示“我都同意”的態(tài)度。王明甚至說：“全黨必須團結統(tǒng)一，我們黨一定能統(tǒng)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領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

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張聞天主動把工作逐漸向毛澤東轉移。據其夫人劉英回憶：1939年初，張聞天把政治局會議開會的地點從自己的藍家坪住地，移到楊家?guī)X毛澤東的住地舉行，雖然政治局會議仍由他主持，但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由毛澤東作總結和決斷。同年夏季后，張聞天提出把他名義上的負總責“完全解放”，主要去做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到1940年5月，張聞天索性把住處和自己負責的中央秘書處這個機構，也搬到毛澤東在楊家?guī)X的住地附近，事實上把黨內負總責的工作全部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臺上

四

六屆六中全會后，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日益深入和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中國共產黨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愈加鞏固。

1941年10月，陳云在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會議上發(fā)言說：“遵義會議前后，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主席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后，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后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zhàn)問題上，對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認識到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zhàn)》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1943年8月2日，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發(fā)表演說指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fā)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fā)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任弼時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中央蘇區(qū)時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一九三八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zhàn)》、《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又看到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系、領導整風運動以及對各種政策之掌握，對毛澤東則完全‘愛戴佩服’，而且‘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博古也在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上明確表示：武漢時期(1938年)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

10月6日，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fā)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

12月，張聞天在其《反省筆記》中寫道，從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給我思想上的轉變幫助最大”，“我從黨史上發(fā)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中國黨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我從莫斯科帶來及四中全會后中央當權時所發(fā)揮的一套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同志，不但是我黨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的這個觀點，也就是這個時候建立的，我對毛澤東同志心悅誠服的感覺，也是從此時發(fā)展起來的”。

即使是一直頑固不化的王明，雖然托病沒有參加九月會議，但也在12月1日，由其妻子孟慶樹代筆為其寫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全程參加延安高級干部整風運動的楊尚昆回憶：“回想起來，我覺得延安整風學習馬列，研究歷史，分清路線，整頓‘三風’，特別是毛主席提倡‘實事求是’，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這是很偉大的，不然，全黨的思想統(tǒng)一不了，七大可能開不成功，以后中國革命的發(fā)展也不會那么快取得勝利。”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精簡與調整中央領導機構，以及加強中央的統(tǒng)一領導等問題。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后，正式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

1944年春，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開始進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階段。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討論黨的歷史問題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1931年初到1934年底黨的歷史上若干重要問題作了結論，規(guī)定了正確處理歷史問題的重要原則。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主持起草并多次精心修改的《關于若于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方法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給予極高的評價，指出在全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對于黨在歷史上的若干問題，特別是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作了全面的系統(tǒng)的批判，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作出了正確總結對歷史上犯錯誤的同志以“懲前總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進行了誠懇的批評。毛澤東在討論《決議》時特別謙虛地指出：《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決議》體現了整風運動的勝利成果，使全黨對黨的歷史有了統(tǒng)一的認識，為全黨的團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和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作了充分準備。

中共七大最重要的成就是正式確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一開始，毛澤東不同意七大黨章中“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他明確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fā)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經過全黨的醞釀討論和修改，他才接受了全黨的意見和建議，同意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來為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命名和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規(guī)定。

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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