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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個命題。在經過溫水煮青蛙,“資本要素”業已深入全社會并成為支配人們思想行為和利益分配原則的當下,已無多少現實意義,反而會讓那些人尷尬。實際上,主流很多年都不提這個口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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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倘若活在當下,禁言、封號、喝茶,一樣都跑不掉,如果是黨員,還會被處分,甚至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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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如果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已成為經濟的主角,資本家不會長期甘當政治上的臣屬角色,必然要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參與權和文化領導權,即使不能直接參與,也會尋找其代理人,如同尋找產權代持人那樣。政治權利、文化領導權和經濟權利的這種媾和關系,是權貴資本社會的一種典型結構。在這種結構當中,掌握政經文化權力一方與被剝奪政經文化權力一方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斗爭形式,即馬克思所說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長期的,無法調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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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李玲教授者是五毛和右派的可能性比較大。右派和五毛在很多問題上勢不兩立,但在反毛上是高度一致的,不同的是,右派赤裸裸地反毛,五毛則打著毛粉甚至左派旗號反毛。用孔慶東先生的話說,這正是革命的艱難和復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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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復辟以正義和勝利者面目出現時,必然是血腥的。那些歡慶的群眾做夢也不會想到,過不了多久,就該他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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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有免費醫療(公立醫院),還有免費或低收費教育(公立學校),而在那些反對免費醫療的人看來,由于提供的服務和質量都比收費的差(如預約時間太長),容易讓一些人占便宜,決不能仿效。這跟他們指責毛時代公有制養懶漢,乃至反對北歐福利社會主義的理由如出一轍。可見他們是一些什么人,他們聲稱的所謂健全醫療體制是什么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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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先不說那么多,也不奢望回歸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在現行體制下讓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群眾有病可治,有學可上,哪怕服務質量差點兒,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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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在悉尼參觀一個藝術展時,見過高氏兄弟這組名為“當代啟示錄”的雕塑,當時感到極為震驚和憤怒。 “這樣公然以侮辱人民領袖為生的走狗,竟然能混跡國內藝術界多年而安然無恙,才是令人震驚的。高兟被捕了,他背后的那些吹鼓手、保護傘依舊還在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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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迎九月九,未語淚先流。明年仲秋時,還來獻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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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一些人階級覺悟比以前有所提高,這是好事,但在斗爭策略和理解力,包括語文水平等方面,正如老胡教育某女作家時所說,“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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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不承認他們是資產階級,有些無產階級也不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這大概就是老胡們認為的復雜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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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與白》最早是作家出版社徐樂(《人境》責編)的約稿,完稿后取名《致八十年代》(當時還沒有想寫三部),發給出版社,編輯評價甚高,稱很久沒讀到這么好的小說了(見《時間的證詞》),送審后很快告知已列入出版計劃,然而過了好幾個月沒見后續消息,遂開始寫第二部、第三部。全書完成后,我將稿子一起發給編輯,卻如泥牛入海,再無任何回音。我懶得催問,尋思他們也許,大約是被第二部出場的洪太行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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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真是一塊奇特的土地,歷史上出過忠貞不渝的毛主席的好戰士焦裕綠、張欽禮和震驚中外的信陽事件罪魁禍首吳芝圈。當代有靠吸吮老百姓血汗錢成為超級富豪和改開先鋒的房產大鱷許皮帶,以及大大小小的鐵桿反毛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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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免費醫療跟反對民主的人同一邏輯,貌似都是為了國家著想。對這些疑似趙家人,我只送上魯迅先生的八個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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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任何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進步社會革命,但在這樣的革命尚未到來之前,我也支持任何減輕被剝壓階級痛苦的社會改良,如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好比面對一個危重病人,首先考慮的是救治,其次才是別的問題。一個因為患者缺錢拒之于醫院門外等死的社會,是違反天理人道的,再也不能任其存在下去了。而在我看來,那些因為不能全面恢復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否定并攻擊免費醫療的冷血的“左”派,客觀上將自己置于民眾對立面,充當了利益集團的幫兇。歷史上,這類人曾經有一個響亮的名號:空頭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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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滅亡之前,關于崇禎帝和李闖王的各種傳言滿天飛,朝廷上下,人心恍恍,直到明王朝土崩瓦解。大清覆滅之前也是如此。武昌起義爆發前夕,關于清廷和革命黨的各種傳言已遍布朝野,與其說大清亡于辛亥首義那幾聲炸彈,還不如說是亡于瀕臨崩塌的民心。由此可見,任何王朝的更替和社會大變局來臨之際,往往是各種謠言段子異常活躍的時期。這并非因為謠言制造者多么高明,讓人難辨真假,而是因為人們對現實已普遍失去信心,寧愿相信那是真的。 就此而言,謠言承擔了傳輸民意的特殊功用。所謂“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的說法,正是這種社會心理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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