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奧巴馬的金融監管和救市政策，還是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混合，抑或是拜登的凱恩斯主義“回魂”，都只是在修補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各種問題，并不能根除其種種痼疾，新自由主義正走向“歷史的終結”。

　　回顧資本主義走過的歷程，總是伴隨著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也在不斷調整發展模式，以求獲得新的發展空間。早期資本主義采取國家干預扶持本國工商業資本發展、通過貿易保護積累財富的重商主義政策。19世紀尤其是進入大工業生產時代后，資本主義迫切需要擴大世界市場，因此實行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廢除關稅貿易壁壘，進行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和自由經營。當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前所未有的經濟大危機再一次迫使資本主義調整發展模式。

　　新自由主義得勢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列強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在全世界瓜分原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不斷減少國家干預，放任市場自由調節。然而，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滯后性帶來了嚴重的“生產過剩”，造成經濟危機頻發。與此相伴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共產主義運動此起彼伏，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斗爭越來越激烈。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蘇俄選取了一條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尤其是計劃經濟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否定，對資本主義世界造成巨大沖擊和外部壓力。在這種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學界開始醞釀一種改良古典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理論。1920年春，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論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后又分別于1922年和1927年出版《社會主義：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析》《自由主義》(也譯為《自由與繁榮的國度》)兩本專著。他大肆批判社會主義，為自由市場辯護。隨后，米塞斯和他的弟子哈耶克與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展開論戰。蘭格主張用計劃來指導市場，以彌補市場的缺陷，而米塞斯認為計劃經濟缺乏價格激勵，會使創新衰竭，加上決策者不用承擔破產責任，會不斷放大計劃經濟的弊病。這場論戰無果而終，但米塞斯和哈耶克創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得以萌芽并產生一定影響。

　　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爆發，徹底暴露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義者在全世界備受冷遇，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尋找新的出路。此時，蘇聯的計劃經濟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國力不斷上升，甚至有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勢頭。一系列內外壓力迫使資本主義世界作出調整。于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乘勢而起，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批判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凱恩斯否定自由市場條件下供給會創造需求，使得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保持平衡，就業也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論斷。他認為，市場無法通過自動調節實現充分就業，市場中個人的消費熱情和企業的投資熱情，會因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和投資邊際收益遞減而衰退，使得有效需求不足，自由市場無法解決這些困境，因此需要國家參與經濟的宏觀調控。

　　凱恩斯主義為資本主義擺脫困境帶來了希望，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正是遵循凱恩斯主義，依靠國家宏觀調控，大力整頓銀行與金融體系，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以工代賑”促進就業，才恢復了經濟并緩和了階級矛盾。二戰后，這種通過國家干預經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成為主流，而新自由主義則無人問津。

　　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此時也顯露出弊端。盡管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得到恢復和發展，但資本家追逐利潤最大化，不斷用機器代替人力，使得失業率上升;長期的政府干預使得政府機構膨脹，政府支出居高不下，進而加重企業稅負;加之經濟的過度開發，導致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石油價格暴漲，導致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造成世界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普遍陷入長期低增長甚至停滯狀態。此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新特征，通貨膨脹與經濟低增長和高失業率同步出現，這種現象被稱為“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簡稱“滯脹”。這意味著凱恩斯主義失效了。

　　此時的資本主義產業結構也出現了變化。英美等國的金融壟斷資本利用制造業陷入滯脹的時機，通過貸款、并購等手段逐步控制了實業。國內市場局限和政府干預成為金融壟斷資本的絆腳石，他們迫切需要新的理論來取代凱恩斯主義。沉寂已久的哈耶克及其在倫敦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弟子們，開始借機猛烈批判凱恩斯主義。隨后，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和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紛紛加入對凱恩斯主義的“圍剿”。這些學派扛起新自由主義大旗，主張更加自由放任的市場，認為政府的調控是阻礙經濟要素流動的原因，應將政府干預降到最小，放松管制;同時也應該取消公有制和國有經濟，進行全面私有化;國家不應干預個人自由，而個人在擁有自由選擇權的同時也應當自己承擔責任;國家干預最小化的同時，責任也應最小化，所以公共支出和公共福利也應該削減，“小政府”才最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

　　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同時，新自由主義者也在繼續否定社會主義。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再次走紅，眾多擁躉紛紛恐嚇公眾，一旦社會主義以集體的名義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支配權，實行計劃經濟，必然造成個體被集權奴役;私有制才是保護個人自由的最佳制度，自由競爭優于集體主義。這一論斷為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社會主義和國家調控提供了“理論武器”。

　　新自由主義的災難性后果

　　金融壟斷資本在利用新自由主義進行理論辯護和政策游說時，也在積極尋找政治代言人。1979年，代表英國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為英國首相，隨后便將哈耶克的理論轉化為經濟政策，冠名為“撒切爾主義”推行。1981年，美國共和黨人里根就職總統，隨后也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如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經濟學理論轉化為政策，命名為“里根經濟學”。撒切爾和里根在英美大刀闊斧地推行經濟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推行私有化改革，削減政府規模與社會福利，為金融壟斷資本松開韁繩，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滯脹的局面，同時也拉開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的序幕。

　　對于金融壟斷資本而言，英美兩國顯然難以滿足胃口，其目標是突破國界，“攻破社會主義陣營”，將寄生吸食的觸角延伸至世界每個角落。首先，他們加快新自由主義理論在全世界的滲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別于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自由主義理論逐漸占領資本主義國家的高校、研究機構和智庫，各種經濟學“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也將其奉為圭臬。美國中情局以及各財團大量招募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學生赴美國(主要是芝加哥大學)學習，通過學術研討、資助研究、學術交流等方式在第三世界國家培養大批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其次，金融壟斷資本運轉國家暴力機器，通過直接拆除他國主權屏障的方法強行推行新自由主義。比如，在美國的“拉美后花園”，中情局和美軍秘密資助智利的軍方強人皮諾切特于1973年發動兵變，殺害民選總統阿連德。政變成功后，皮諾切特提拔了多位曾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的經濟顧問，廢除了阿連德時期將部分外企和民企國有化的政策，轉而對智利銀行和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大幅削減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并取消對民族企業的關稅保護。這次政變使得美國財團與皮諾切特聯盟可以大舉廉價侵吞智利的國家資產，獲取暴利。巨額利潤進一步刺激了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野心，迫不及待尋找下一個目標。

　　1990年，金融壟斷資本已完成全球擴張的理論和實驗準備，控制了英美國家機器，聚集了足以實現目標的各種國際組織、新聞媒體和學術機構。時任美國總統布什授意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以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骨干，邀請以拉美地區國家為主的政府官員、經濟學家赴華盛頓開會，討論拉美地區的經濟改革問題。會議通過“華盛頓共識”，發布了10點政策聲明，呼吁各國進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除了讓“看不見的手”主宰國家經濟發展外，還要求各國放松對外資的限制，降低或取消各種貿易壁壘，放松或取消政府對經濟特別是金融的管制。“華盛頓共識”的形成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從理論主張變成集經濟政策、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于一體的資本主義新模式，同時吹響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號角。

　　1991年，蘇聯解體，曾經讓資本主義寢食難安的外部壓力消失了，新自由主義磨牙吮爪，準備享用一桌“饕餮大餐”。劇變后的蘇東各國紛紛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寄希望于西方能施以援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救世主”的姿態粉墨登場。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直接任命芝加哥大學畢業的蓋達爾組建顧問團，實行“休克療法”，快速而直接地在俄羅斯實行全面私有化，同時放開物價，緊縮財政與貨幣政策。其他前蘇東國家也先后以不同形式進行“休克療法”，使得這些國家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一夜之間被西方財團和本國寡頭掠奪一空。

　　除了在前蘇東地區趁火打劫外，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借機逼迫剛剛解除種族隔離的南非及被金融風暴卷入惡性通脹、債臺高筑的東南亞國家與韓國等各國簽下“城下之盟”，強迫各國接受將貨幣、銀行和金融體系改革捆綁在一起的一攬子“結構調整方案”，向西方財團大開方便之門。在伊斯蘭世界，美國用武力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又通過“顏色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制造政權更迭，扶持親美政權，推行新自由主義，打造中東“民主模板”。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給世界造成深重災難。在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縱容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結果是強勢的西方企業大肆摧毀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經濟，掠奪他國財富，使“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俄羅斯等前蘇東國家綜合國力一落千丈，至今未能恢復到解體前的水平;東南亞各國出現“過去五十年里規模最大的和平年代國內資產流向國外的情況”;拉美國家紛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東和北非、南非經濟轉型深陷泥潭。新自由主義任憑資本的邏輯主宰一切，推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造成嚴重兩極分化。據世界銀行統計，在新自由主義剛得勢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國家人均收入是最貧窮國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則達到330多倍;高收入國家的10億人口擁有全球財富的60%，中等收入國家的15億人口和低收入國家的35億人口各占20%。聯合國確認的最不發達國家則由1971年的25個增加到2021年的46個。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否認人類社會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敵視與其不同的發展理念與發展模式，加劇意識形態和文明間的沖突。西方在中東打造的“民主模板”不僅全部“爛尾”，而且陷入持續不斷的戰爭和沖突中，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由此產生的難民危機也禍延歐洲。

　　新自由主義反噬美國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肆虐最終反噬了美國自己。在克林頓執政末期，1999年，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不再對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作出嚴格區分，缺乏監管的各類銀行為拓展業務向那些收入不穩定、信用等級不達標的次級信用貸款者提供抵押貸款，推高了房地產業的虛假繁榮，銀行開始累積呆賬壞賬。金融業也紛紛脫離實體經濟，利用“金融巫術”將各種具有隱患的房地產相關金融衍生品推向市場，使金融隱患一步步擴大。這種繁華泡沫在2006年春季逐漸被刺破，大量無法償還銀行貸款的案例出現并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引發2007年的次貸危機，加速金融業中多重委托代理關系鏈條斷裂，最終導致2008年系統性金融危機。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數據，2008年全世界金融業資產損失高達50萬億美元，相當于全世界一年的經濟產出。

　　曾經在冷戰期間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也不斷被拋棄。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連續兩次大規模為富人減稅，取消房地產遺產稅，削減股息稅與資本增值稅。隨后，小布什又削減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將私有化推向極致，甚至連國家基本職能都可以“外包”。比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的部分安保、情報、物流供應，甚至監獄與審訊等工作都進行了私有化外包。結果是政府的調控監管能力持續弱化，任由資本掠奪社會財富，中下層民眾遭受貧富差距快速擴大和福利保障不斷下滑的雙重打擊，在經濟動蕩中受損最嚴重，長期積累的不滿最終導致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備受質疑。奧巴馬上臺后被迫積極救市，干預市場，加大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限制高風險交易的規模，用減免稅收的方式鼓勵企業擴大就業規模。但奧巴馬這種有限度的修補并沒有從根本上解除金融資本對全社會的綁架，制造了金融災難的財團不但未受到懲處，反而驅使政客動用公帑救市，等于將金融資本擴張的風險和惡果分攤給了全社會。奧巴馬任期內沒有解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和經濟長期“脫實向虛”的嚴重問題。尤其是美國制造業持續衰落，使得無產階級和中下層人士的不滿與日俱增，鄉村農牧場主、農民和礦工等覺得自己被城市精英邊緣化，最終導致美國民粹主義崛起，將沒有從政經驗的特朗普送上總統寶座。

　　特朗普上臺后繼續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改造。為實現對選民的承諾，特朗普扔掉自由貿易的大旗，轉而實行“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承諾通過與中國的關稅戰維護美國人的利益，重振美國制造業，將就業機會“從中國人手中奪過來”。但特朗普這種混雜著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的政策并不代表其放棄了新自由主義。特朗普廢除了奧巴馬的環保監管政策和醫改方案，實行大規模減稅和限制工會等政策，反而進一步延續了新自由主義。這種奇怪的組合也沒能挽救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危機，反而加劇國內政治極化，共和黨與民主黨及雙方支持者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不斷撕裂著整個社會。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長期削減公共福利、推行醫院等公共部門私有化改革的政策，嚴重削弱了資本主義國家應對疫情的能力，也導致無產階級等弱勢群體的處境進一步惡化。曾見證新自由主義“輝煌”的喬·拜登，在一片愁云慘淡中不得不重拾凱恩斯主義，就任美國總統后，他提出一系列大規模的政府調控政策，比如向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社區和個人提供經濟援助;升級基礎設施建設，振興制造業以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發展免費幼兒教育、免費社區大學等。這一系列努力都在重開凱恩斯主義的藥方，通過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等宏觀調控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帶動就業和收入增長。

　　但“拜登新政”根本無法解決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在極化政治下，受共和黨掣肘，拜登的最低工資制改革和對億萬富翁征收“富人稅”計劃面臨重重困難。即使成功，稅率也只能恢復到特朗普執政前的水平(從21%提高到28%)，遠低于1968年52%的歷史高點。美國稅制的階級差異在于工薪階層被征收高稅率，而不依賴工資收入的富人，其真正收入來源比如股票、遺產、資本利得等的稅率，自1997年以來持續降低，且政府還通過不斷降低公司稅率的方式為股東減稅。所以，只要不將資本利得稅與工資稅調到同一水平，就不可能真正觸及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只對低收入群體進行簡單的短期經濟援助，其效果會被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抵消，中下層人民的收入不僅沒有增加，貧困問題反而更加嚴重。

　　拜登提出的投資1.75萬億美元，在建筑、交通、工業、電力等領域發展清潔能源經濟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也面臨重重困難。真正的問題，一是在于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經濟脫實向虛和產業空心化，使得實業凋零，導致大規?；ㄈ狈β鋵嵄Ｕ?二是美國資本主義陷入新困境，即如果對富人和企業加稅計劃失敗，會使得大規模基建失去重要資金來源，但通過削減政府公共服務開支來節約資金，則又會導致選民福利受損，失去選票，所以只能繼續擴大國家赤字水平，增加財政風險。

　　無論是奧巴馬的金融監管和救市政策，還是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混合，抑或者是拜登的凱恩斯主義“回魂”，都只是在修補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各種問題，并不能根除其種種痼疾，新自由主義正走向“歷史的終結”。這種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鐘擺式的彷徨搖擺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越來越難以容納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自我改良的空間越來越小。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原載《歷史評論》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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