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與常識——談談楊奎松教授的收入差距說

浴火涅磐

前陣子，B大某著名教授發表了一篇宏論，說什么毛時代的收入差距遠遠大于蔣光頭時代。那么，他的依據是什么呢？是拿毛時代等級工資表和蔣光頭時代公務人員的等級工資表作對比，因為前者比后者大。事實是不是如楊教授忽悠的這樣？我們不妨作個簡要分析。

第一，毛時代的那個級別工資，是涵蓋了全體干部工人的（毛時代工人工資收入最低的是學徒工，每月18元），他拿出來作比較的醬光頭時代工資，則只是官員（公務人員），不包括工人。而在解放前，中國工人的收入狀況是什么樣的？這里略舉一例——1925年全國電報局人員月薪共25級，最低的試用人員為每月10 元，最高的24級為180元，而這還是官辦企業的工人工資。其他企業的工人工資，據當時《上海時報》毛一波著《中國婦女勞動狀況》一文統計，1914－ 1921年各業女工三年工齡的在每日0。08元（磚瓦）－0。25元之間，也就是說，三年期的女工在沒有休息日的情況下，每月最低工資僅僅是2。4元！童工的情況與女工大體相仿，總體上還要低一些。至于那些喪失了人身自由的“養成工”、“包身工”，則更是等而下之，過的是奴隸般的日子！（注：包身工的苦難，已經夏衍先生的文章《包身工》而為后人廣為知曉，而事實上，在那個年代包身工還不是最為悲慘的，“養成工”的苦難比之包身工還要深重）。

第二，毛時代的收入差距，楊教授所列的等級工資基本就是當時國內最高和最低收入的上下限（個別有演出報酬和稿酬的另說，而那個“權力”定的稿酬和演出報酬，也遠比今日“市場調節”所給的天價報酬少得多），如果考慮到免費醫療、教育以及各類票證等因素，這個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只會縮小而不會擴大（免費醫療、教育如何“市場化”折合成貨幣收入，自可以以今日教育產業化后的支出為基數計算）。

第三，醬光頭時代的公務人員工資等級表，只是理論上的公務人員內部收入差距，而且其本身也是楊教授所痛恨的“政治權力”定的；同樣的，即便是今日美國總統、英國首相與美英官府雇員最低收入相比，也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更主要的是，這樣的收入差距，同樣不是各國國內收入差距最大比。
這樣偷換概念，好比拿今日中國國家主席或者美國總統、聯邦法院大法官的收入當作全國最高收入一樣可笑——眾所周知，美國年收入最高的是比爾該死，而不是小布什筒子；中國收入最高的當然也不是胡哥，而是每年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那些億萬富豪。而現今中美國家公務人員的最低收入，也與工人的最低收入根本不是一回事情。

最具有欺騙性的謊言，是把最想說的謊言摻和在9句真話里說，而某教授也正是這么做的。
不錯，這位教授所列舉的解放后待遇等級差別，即便在毛主席時代也是存在，而且情況還很嚴重，這位教授在文章中也承認毛主席對此一直不滿。但他故意混淆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即便是在那個年代級別工資差別很大的情況下，貧富懸殊也遠遠小于偉大的蔣光頭時代，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在致力于解決貧富分化，而不是在擴大貧富分化，哪怕是解放后官僚集團的利益所在驅使他們將手中的權力利益化、制度化，但由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制約，以及與這種意識形態相聯系的公有制度的約束，這樣的等級制度所造成的貧富差距，也遠遠無法與私有制的國家相提并論。
這里我們不妨再看看印度的情況——1981－1982年度，印度全國個人可支配收入總額為11956億盧比，按照人口平均為1725盧比（約合192美元）。而這只是平均收入，據同期印度報刊資料，占全國人口5％的上層每人平均年收入至少在5萬盧比以上，其中1％的最上層每人年收入至少在10萬盧比，而占人口25％的底層每人年平均收入僅僅1000盧比。
這位教授邏輯混亂之處還在于，他故意把經濟與政治截然分離開來，言下之意，擁有國家權力身份的人必然擁有更多的經濟利益，沒有國家權力身份的人則經濟利益要少得多。那么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要說，在不存在私有制經濟的情況下，這樣的結論是基本成立的，但在私有制經濟條件下，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和經濟權力的擁有者之間，就是一種互動的關系，哪種權力更強悍還難說的很呢！這也是我在主貼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國和美國或者俄羅斯，收入最高的都不是政治權力頂峰的人物如胡哥、小不是筒子或者普京，而是那些億萬富翁。
更進一步說，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還有效的國家，固然存在著由于權力集中化導致的特權階級，但這種特權階級在制度允許下的特權（合法的收入），也遠遠無法于私有制度下的資本家收入相提并論。而諸如中國、俄羅斯之類的國家在向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書記—大亨，恰恰是在否定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后才得以合法化的。

必須指出的是，現在有一種將特權與腐敗混為一談的宣傳，比如說起中俄的書記向大亨轉型時，就說那是政治權力過于集中導致的，這么說的人實際上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別有用心，他們都有意無意地混淆了一個基本概念——制度賦予你特權，不等于制度承認你可以用這樣的特權搞腐敗。
也就是說，這樣的書記——大亨轉型，是利用手中的特權搞腐敗，但這樣的腐敗并非特權本身。而脂油精英們所恰恰是想通過輿論造勢，把這樣的腐敗合法化制度化，想把書記們利用手中的特權搞出的腐敗，再進一步變成制度化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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