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時期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締造了一個泱泱帝國，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制度的優越，盡管經濟建設決定上層結構。然而其政治制度中的縉紳文化提供了為當今政治制度改革的模本。眾所周知，告老還鄉的制度恰恰提供了一個生態循環和政治循環體系，即：鄉村——城市——鄉村。這為農村建設帶來了外來文化的種子，同時鄉村的宗族思想，譬如保甲連坐制度又節約了治理鄉村的人力資源。所謂見過世面的官員扶妻攜子回到故鄉，子孫又參加朝廷的考試選拔，再出仕。這樣城市的資源如房子等也就可以循環，而且帶回去的外來文化會為鄉村的文化發展予以促進。城鄉二元結構很輕松的得以解決。

官吏之別，也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政治制度。官，即為縣官，朝廷任命的。吏，即為胥吏，屬于編外人員。有地方官自行聘請的，所以吏不能任職檢察部門。同時官對于吏的廉政負全部責任，下屬犯罪，上級不僅要承擔責任，重者離仕。沒有如今的集體負責或找不到責任人的情況。同時吏員又是世襲，在地方培植了實力，他們統計人口、財政、土地等。使得官員不得不倚重于此。清政府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高薪養廉的政策。想象孔乙己幾個銅板就可以喝一場酒，十萬銀子不是個小數。當然這些錢不是知府一人所有，由知府根據其聘請的師爺和胥吏來分，知府管理胥吏的工資。官吏之間的制衡形成，使得吏不得不衷心于朝廷，衷心于上級。而官不得不倚重吏員，同時要嚴格管理下屬，否則下級犯事，勢必影響到自己。反觀今日，地方選舉出來的干部也是官，上級派來的也是官，十分混亂。所以魚肉百姓的事情，時而有之。

新士族的崛起

顯然，三國時期，孫權、袁紹、曹操等都是士族出身。曹操的九品中正制令士族再度崛起，到唐宋達到高峰。歷史上朱元璋大肆殘殺士族就是因為這些人不勤王，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解讀文革。古代士族是有優越的地位的，他們可以吸附很多人才，并形成望族。對政府的決策建言納策，社會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存在形式猶如當今的政協，但是，相對于全球而言政協上的人又顯得很猥瑣。更有名氣和有知識的人大多移居海外了，恰恰證明我們黨和政府的治理是失敗的，因為國家沒有凝聚力了！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滅亡的士族又興起了，他們是國民黨元老的后代、共產黨元老的后代、新興資本家的后代，或放低標準把明星也算上。這樣以來，新的士族階層已經興起，就必須令其對國家建設出力或國家決策有所建言。允許其發言爭取做到言者無罪。繼而擴大到把高校黨委、團委作為常設觀察機構。此舉不是放松了黨團建設，而是加強了黨團建設，僅僅讓黨委把持了高校，并不能說明是黨培養了我，也不能說明我是愛黨的，還不能說明我入黨的純潔性，更無法凸顯黨的神圣性。黨團如果想發展、想繼續永葆青春就必須經常性的宣傳黨的政策和制度，吸納黨員。依靠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神圣性來讓年輕人選擇入黨，而不是為了前途更順利這些功利性的因素去入黨。想到我們的先輩為了加入黨，那份純潔、那份赤誠、以及黨的神圣是多么的令人心潮起伏、激動萬分！

近來，有沖擊政府的，有屠殺孩子的，有明星加入其它國籍的、有高尖端人才不愿回國的，其實就可以折射出我們黨和政府的建設是有很大問題的。也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間沒有制衡關系、黨和政府間沒有制衡關系、中央和地方沒有制衡關系、上級和下級也沒有制衡關系所造成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也沒有了制衡關系。同時也說明了我們黨已經沒有凝聚力了，我們國家更沒有凝聚力了！這樣是很危險的，僅僅以功力性來團結群眾，讓大家團結到你的周圍，你的日子也快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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