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民的角度看毛澤東時代

--文革雜談四　　

作者：正宇君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歷史的最終評判者。站在人民的角度看待歷史，評價歷史，其結論才最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社會發展的歷史，不僅僅是人民從事創造的歷史，同時也是廣大勞動人民不斷地從被壓迫的地位中得到解放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出發點就是為了保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真正的、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毛澤東時代的根本特征。　　

這個制度的根本特征就具體地體現在政府制定的政策、法律以及在實際施政過程中無論從出發點上、還是到落腳點上都是為了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崇高地位和最大可能地賦予和保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與資產階級理論家們所宣揚的讓資本家、讓所謂的各種精英、所謂的各種英雄充分地富裕起來，然后靠他們“施舍”給勞動人民的鬼話有本質的區別。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使廣大勞動人民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徹底的一次大解放。建立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這個制度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的體現，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時對人民的莊嚴承諾。確立勞動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的一個具體體現。　　

文革是干什么的？說到底，文革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面臨復辟的危險性的時候，由已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發動的旨在保衛人民革命成果、保衛勞動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權益、避免社會主義的旗幟改變顏色而向自身內部的走資派進行斗爭的一場由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思想大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根本特征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在文革時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文革時期就如何才能建設好社會主義、防止革命成果喪失和保衛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所進行的史無前例的艱辛探索中獲取的成功與教訓充分地說明了勞動人民要真正當家作主是一項十分艱難、偉大的工程。　　

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為廣大勞動人民求得根本解放而敢做前人不敢做的事的偉大精神是真正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是毛澤東時代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的可以總結、借鑒、利用的政治資源。文革使人民應該、也能做好國家的主人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真正民主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揚光大。盡管文革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曾在許多具體的事件上出現了錯誤地理解和運用民主的地方，但僅就全國廣大勞動人民都能夠積極踴躍地參加涉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政治活動、能夠充分、及時、有效地監督各級政府官員來說，如果你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的，你都不能不說文革無論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民主發展史上都是一次偉大的創舉。文革時期所要強化的和所提出的許多新的原則都將繼續是勞動人民的美好理想和奮斗目標，文革將伴隨這一理想永遠存在在勞動人民的心中。文革也將由于人民的存在而無論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多么多么嚴重的錯誤，是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的暴行，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那么請問，現在誰還會有能力再犯一次這樣的大“錯誤”呢？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在那個時間發生，并能席卷全國，影響世界，這不僅與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以及當時現實的客觀條件相聯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澤東在長期的領導中國革命的事業中，表現出的高尚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光輝的思想，偉大的功績贏得了人民的信任。他們相信社會主義，他們相信毛澤東關于文革的主張。在文革初期，不僅“左派”在爭取群眾，“右派”，也就是當時的“走資派”也在爭取群眾。劉少奇所支持的文革五人小組在北大挑起群眾斗群眾，就是如此。對此，王若望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少奇的悲劇就在于他必須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對毛澤東。說穿了就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反對社會主義。這也就是劉少奇失敗的必然結果。　　

當時的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也就必然選擇支持文革。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怎樣評價毛澤東時代，怎樣看待文革，只有真正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歷史的角度上，看它是不是真正地為了人民，是不是真正地給人民帶來了利益，是不是真正地保護了人民的利益。這是唯一正確的標準，這是連那些所謂的精英們也不敢公開反對的標準。　　

現在講奇跡，過去也講奇跡，根本的差別是為了什么人。界定是不是真正的奇跡，奇跡的大小，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高度，聯系歷史條件判定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到底是為了什么人。　　

以這一觀點為標準，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與歷史上任何時代相比，除了經濟的較快發展外，它到底創造了什么奇跡了呢？　　

一：毛澤東時代賦予了、文革捍衛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中國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人民不僅從憲法上，而且在現實上真正地獲得了當家做主的地位。勞動人民再也不受任何人的剝削和壓迫了。他們有了自己應有的經濟地位，有了參與國家各種政治生活的權利。　　

我國自1956年農民基本上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社會主義制度就基本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除了發展社會生產力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確立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歷史上的任何一種革命，其直接的目的都是反對統治勢力對自己的壓迫和剝削，改變自己不合理的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民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勞動人民的地位，社會主義作為新民民主義革命在中國的自然延續，其目的也是這樣。讓廣大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僅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全世界一切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革命時的莊嚴承諾。這一承諾的實現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大事，這與歷史上人們所期望的所謂的“清官”、人民的“父母官”的愛民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府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父母官”，雖然在歷史上一直是一個褒揚的詞，是人民期盼的好官，但它卻形象地從根本上說明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卑微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對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及等級制度的一次徹底的革命，是對官本位思想的一次最徹底的否定。　　

因此，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在風平浪靜中誕生、鞏固和發展，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地位也不可能在平平安安中得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雖然消滅了剝削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但是，階級作為具有政治傾向和利益追求的人的集團，并不會隨著其經濟基礎的消失而一同消失。這些人還在，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決不會自愿退出他們高高在上的地位，他們一定要把復辟的希望，變成復辟的行動。由于各種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由于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剝削階級思想及生活方式所進行的宣傳，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包圍和破壞中生存的，他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在社會進步的探索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問題，并被復辟勢力所利用。同時，想成為新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人也大有人在。盡管，官方在剛開始全盤否定文革的時候，不承認黨內存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承認有走資派的存在，但是，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告訴我們，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文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文革的產生不是完全是憑個人的意愿的，它是有深刻的國內外歷史背景和現實根源的。　　

如今的年輕人或許認為現在談論是社會主義呀，還是資本主義，有點迂闊了。他們中有許多人對到底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要么感到迷惑，要么認為資本主義好。這種思想狀況正好說明文革產生的必要性。因為，當時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心愿，而黨內確實存在想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又不敢承認的人。既是這些人也千方百計地將自己裝扮成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并以此欺騙廣大人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真正的共產黨人洞察了這一切。他們順應了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革命的軌跡，堅守共產黨人對勞動人民的承諾，堅定不移地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同黨內的走資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論是歷史的事實還是現實的事實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保護勞動人民的最好制度。勞動人民失去它就失去了當家做主的地位，就失去了應有的尊嚴。有些人過去不明白這個道理，現在漸漸開始明白了。　　

毛澤東不僅僅把文革當做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且當做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思想大革命，當做是一場對人民的思想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教育勞動人民為什么自己應該是國家的主人，怎樣做國家的主人，并領導人民從事有益的實踐。盡管這些實踐有成功的一面，也難免有令人遺憾的一面。但作為保衛人民利益的一項偉大的創造性探索，應該永遠被人民所銘記。文革不僅是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地位的捍衛，其本身就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體現。　　

二：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經濟地位　　

經濟地位決定人的其它社會地位。　　

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所謂的十年動亂時期，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特權階層，生產資料真正歸勞動集體和全民所有。這為勞動人民享有相對平等的經濟地位奠定了根本基礎。　　

勞動人民該不該與干部，即現在所說的官員，享有平等的地位呢？歷史上的答案都是不應該的。孔孟之道告訴我們的答案也是不應該的。但是，歷代勞動人民，不斷地高舉“均貧富、等貴賤”的旗幟向壓迫他們、剝削他們的統治者進行了殊死的斗爭。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總結歷史經驗，繼承革命傳統，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前赴后繼，終于將幾千年勞動人民的美好愿望變成了現實。因此，對于這個問題凡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回答肯定是應該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勞動人民創造了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謂的理論精英們對這一觀點要么無力反駁，要么不屑一顧。他們雖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這一觀點，但卻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骨子里一直夢想的就是要把勞動人民重新推向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這大概就是現在精英們竭力熱抬孔孟之道的本意吧。　　

而歷史的發展規律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總是要進步的。沿著歷史的軌跡探索，我們就會發現，勞動人民地位的不斷提高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是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一個重要標準。　　

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是歷史上勞動人民地位提高力度最大的時期，尤其是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得到了極大提高。勞動人民享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平等權。作為對社會的一次根本變革，盡管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我們確實看到并感受到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自豪，享有經濟平等權的快樂，真正理解、并積極實踐了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奮斗目標。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也是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肯定過的。它是與消滅經濟剝削相聯系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全社會真正實施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全體公民經濟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徹底消滅了剝削制度，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性質和憲法的根本原則。上自國家最高領導人，每月四百元左右的工資，下至基層工人，四十元左右的工資，僅相差十倍。考慮到工齡，以及負擔大小的差異，我們發現實際差別會更小。無論大小干部，幾乎沒有任何特權。作為勞動者的一部分，許多科學家、藝術家等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要高于國家領導人。　　

毛澤東時代講的按勞分配是真實的按勞分配，是全社會的按勞分配，旨在保護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現在講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質上是剝削者按勞動者為其創造的財富的多少，對勞動者相對地進行按勞分配。如果這也叫按勞分配，參加按勞分配的人數自然是多數，或許這就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真實含義，但是，社會的總財富的大部分其實是按資分配了，甚至還有一部分是按權分配了。在我國現實中，權實際上也被變成了一種資本。按資分配就是剝削。這種所謂的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制度沒有什么差別。這就是為什么少數人控制著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占有社會總財富的數量不足百分之二十的原因，并且這個差別仍在拉大。現代資本家的資本很多都是化公為私獲取的，比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獲取資本的方式還不道德。據媒體報道，僅“裸官”攜帶到外國的資金就有萬億元。大部分貪官并沒有受到有效的懲處，官僚特權階層正在形成。資本家將他們的資本再轉移給他們的子孫，真正不勞而獲的階級已見雛形。　　

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由于全體社會成員的經濟地位都相對平等，決定了他們在子女上學、醫療、住房、就業以及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享受著相對平等的地位。　　

三：勞動人民對領導干部具有強有力的監督權、對自己有有效的保護權　　

這一點是經過建國前、毛澤東時代和現在三個時期的人感受最深刻的。當說到這里的時候，或許有人會說，現在的憲法不是也規定人民對官員的監督權了嗎？是的。但是，由于種種的原因，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已由毛澤東時代的領導階級被淪為弱勢群體，憲法賦予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崇高地位已經動搖。真正了解歷史而又有良知的人一定會說毛澤東時代人民的監督權要比現在實在的多，有效的多。正象現在在網上傳播的那樣，說，80年代，官方剛剛著手全盤否定文革時，為了給手下人打氣，中央某一大人物說：現在那種做什么事都要看群眾臉色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且不說，這話是不是真的，但它卻非常準確地道出了毛澤東時代勞動人民的政治地位與現在的差別，以及兩個時期勞動人民群眾受到的不同待遇。　　

毛澤東一生關心廣大勞動人民。毛澤東領導人民革命的目的是為人民，領導建設的根本目的最終也是為了廣大勞動人民。毛澤東把提高勞動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寄希望于良好的社會制度，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強化這個理念，文革說到底就是為了保衛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理念，為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向反對這個理念和反對這個制度的人進行的斗爭。　　

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黨和政府給與人民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民主權利。這一民主權利之所以是切實有效的，是因為勞動人民的經濟權利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保證。在勞動者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緊緊攥在資本家和當官的手里的時候，所謂的人民監督權都是形同虛設的騙人的玩意。當時，每年都有各種形式的整黨建黨活動，給了廣大人民“四大自由”的權利，上訪權利得到了切實的保障，群眾反映的問題能充分地得到上級的重視，并能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得到處理，干部自始至終都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貪污腐敗幾乎是不可能的。既是有了這種行為，不被發現，受不到懲罰的可能性是極小的。干部真正成了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　　

毛澤東時代的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廉潔的政府。這決不是那些自以為是、有險惡政治目的的右派們所污蔑的那樣是被“洗過腦”的人為當時的社會狀況貼的政治標簽，也不是年輕人在受到欺騙后所說的蠢話，而是鐵的事實。還有一個更加荒謬的觀點是拿毛澤東時代也有貪污犯，現在也有貪污犯，本質是一樣的。這才是真正的荒謬的不可理喻的觀點。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一個真正有良知的人，是一個真正地站在最廣大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人，你會持有這樣如此荒謬低級的觀點嗎？　　

那個時期，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良好風尚。干部在群眾會上做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的批評和幫助是常有的事，是自然的事。試想，現在在一個單位里，有幾個人敢對自己的上司提批評意見的，特別是涉及官員為追逐個人利益所做的不良的、乃至違法的行為公開提出批評意見的？那個時代的群眾之所以敢向干部提意見，敢批評領導，敢公開地向上級反映自己上司的錯誤，首先是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權利受到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切實能保護順利實施的制度的保障。所以，很少有群眾提意見受到打擊報復的。正相反，如果領導沒有了群眾基礎，他們的“官位”就難保了。這與現在普遍存在的腳踩群眾，手捧領導往上爬的現象是完全不同的。當然，當時也有“壞官”，但是這些“壞官”，往往也不得不采用欺騙群眾的方法，首先做幾件對群眾有好處的事，贏得群眾的信任，然后，再往上爬。從這些“壞官”身上正好印證了當時做官必須具有的“為官之道”與眼下是多么地不同。　　

勞動人民的利益、勞動人民的權利高于一切。而不是官員為了從保護自己的權力出發，采用的那種無原則的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做法。　　

了解歷史的人們都會清楚，為了阻止群眾上訪，而被所在地方官員派人不遠千里進行跟蹤、秘密監視、強行扭送回來的事情，以及派出大批警察保護強行拆遷老百姓住宅的行為，以及動用警察驅散保護合法權益的民眾的現象，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現在在民間流傳許多舊的和不斷涌現的新的關于這方面的事實和傳說，如果在過去聽來就象聽天方夜譚一樣的荒唐。在這樣的背景下，憲法賦予勞動人民的監督權從何談起？難怪現在的官場到了幾乎無官不貪的局面。　　

現在貪污腐敗之風橫行，百姓似乎麻木了，呼吁之聲少了，這或許會向人們傳遞錯誤的信息，好像反腐斗爭勝利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人民對自己監督權利的喪失的無奈，以及對腐敗現象保持的忍耐和沉默，對執政黨來說，比有廣泛監督權的老百姓的那種對社會負責的吶喊要危險的多。　　

四：勞動人民生活在良好的社會環境里　　

良好的社會生活環境對老百姓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人們注重追求公平正義，把公平正義作為社會建設的一個基本目標。在那個時期，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基本上是平等的。雖然國家領導人不是直接選舉的，這一點似乎和現在沒有什么不同。但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大多都是由勞動人民直接選舉的。特別象在農村握有組織生產勞動力并掌握著經濟分配大權的生產隊隊長都不僅是由社員直接選舉的，而且可以由群眾大會直接換掉。生產隊長幾乎沒有任何特權。當時提倡的是干部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僅僅是這樣說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是努力這樣做的。群眾認為干部干部就是“干”在先，干部就是領導，領導就是干工作處處要走在群眾的前邊，吃苦在前是理所當然的。這在當時是一種社會風尚，干部的身份就是一個人的品格、能力和威信的標志，他們在集體里總是受到人們的尊重。他們除了工作的需要外，沒有任何的特權，也沒有玩特權的機會。一個生產隊隊長或者其家屬稍微的耍了點特權，就會得到群眾的批評。高一層的干部雖然不是老百姓直接選舉的，但群眾的意見對上級干部人選的決定至關重要。如果群眾對此人負面反應多了，這個干部就會被撤換或調離。哪象現在，什么都要靠錢來擺平。大小要當個官，不花錢，不跑門子，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當上了官，為自己謀利益也是理所應當的。老百姓的飯碗緊緊地攥在這些基層官員的手里，誰敢隨便提他們的意見呢？現在，群眾普遍存在一種心態，當官的少貪污點，少腐敗點，只要不惡搞百姓的事，就已經是不錯的官了。當官的享受特權是正常的，與民平等就成“傻蛋”了，就成人們難以想象的“怪物”了。　　

現在，我們講廣大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也講，但是，那時，勞動人民對當家作主的感受要比現在要實在得多。我們現在也叫社會主義，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真正做到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而不是變相的私有制，所有的人都平等的為國家、集體，同時也為個人勞動，頭上沒有老板，沒有各種的權貴的壓迫，活的有尊嚴。　　

三十年前，由于種種的歷史原因，國家沒有現在富裕，科學技術也沒有現在發達，但勞動安全保障甚至比現在還要好得多。沒有只顧追逐利潤而以勞動者的生命為代價的事情發生，而不像現在，許多的資本家喪盡天良，為了個人的利益，視勞動人民的生命為兒戲，各種惡性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各種剝削者，拖欠勞動者工資，賴賬不給，刁難、侮辱、甚至毒打討債人的現象比比皆是。　　

在社會中財富還不夠豐富的時代，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卻得到了切實的保障。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得到了全社會的尊重和照顧，政府為他們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給人們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快速發展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最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就是對農村“五保戶”的生活提供的有效的保障。所謂的五保制度，就是我國農業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對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和病殘社員在生活上給予的物質保障。五保指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這些措施使他們沒有了生活之憂。這一開天辟地的偉大創造使他們感受到了、使廣大人民看到了黨和政府的偉大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燦爛光輝。最近媒體報道，一個村子里的一位老人餓死了，村官卻說“誰讓他不生孩子呢。”這樣的事情在過去是不會發生的。　　

建國前三十年，黨和政府在經濟不富裕的情況下，為喪失或基本喪失勞動、生活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艱苦努力以及所收到的成效是舉世公認的。這在同等經濟條件的資本主義社會里是難以想象的，既是在比我們經濟發達得多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里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廣大人民的精神，以及為民施政成績的取得是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精神的充分體現，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本質的充分體現。　　

在毛澤東時代，既是在所謂的十年動亂的“文革”時期，廣大勞動人民一直都是生活在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里的。沒有那么多的盜竊犯，沒有那么多詐騙犯、沒有那么多的搶劫犯，也沒有那么多的警察，自然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犧牲的英雄警察也就比現在少得多。在現在看來，很不安全的警察工作在當時似乎是最安全的工作。那時沒有黑社會，沒有警匪勾結，沒有官匪勾結，人人享受安全社會，人人參與建設安全社會，見義勇為是公民公認的社會道德，見義勇為的人是人們崇拜的英雄。不象現在，見義勇為的人總是陷入良知、經濟與法律的困窘之中，得不到社會應有的褒揚，甚至受到嘲笑。　　

那個時代有良好的社會風氣。沒有賭博，沒有吸毒，沒有妓女。那個時代的大學生有些甚至還不知道妓女是什么意思呢。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成績，或許對現在的年輕的青年人來說沒有很深的感受，但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長輩人來說，正是新中國能迅速地消滅這些社會丑惡現象，他們對新中國的美好感受才成為刻骨銘心的。這一成績也得到鄧小平的高度贊揚。當他批駁一些人污蔑新中國時，留下了一段廣為流傳的名言：賭博、吸毒、嫖娼，舊中國禁住了嗎？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禁住了嗎？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禁住了。足可見這一成績的偉大意義。　　

那個時代，互相幫助，互助友愛，人人學雷鋒，人人爭做雷鋒，人人是雷鋒，是當時的一個時代特征。良好的社會風尚哺育了那代人。既是在“文革”時期，學雷鋒活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甚至更加深入人心。孩子們生活在催人奮進的、健康的文化環境里。沒有現在那么多的色情書刊，沒有現在比比皆是的宣揚暴力的影視節目。勞動人民無需為自己的后代受不良文化的影響而擔心。　　

五：勞動人民享有真正公平的教育權　　

建國前，中國是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教育十分落后，只有少數人能上起學，廣大勞動人民絕大部分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由于勞動人民沒有文化，從而約束了他們的創造力，嚴重降低了他們有效保護自己的能力。建國后，黨和政府大力開展全民掃盲運動，使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增強了他們對勞動人民是新中國的真正主人的認同感，煥發出了他們創造新生活的積極性。　　

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如此低的經濟起點上，在世界上最積弱貧窮的國家里，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驚異的巨大成績是舉世公認的。在這個時期，中國包括在教育方面等許多領域所遇到的困難是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所取得的成績恐怕用現行的政策是所難以實現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位外國人士說：中國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如此大的經濟成就，從某種意義上應歸功于毛澤東領導時期，在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在對廣大勞動者普及基礎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績。　　

據有關權威的資料顯示，自1949-----1978年，我國在人力資本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從而為至今三十年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資源基礎。到文革結束，即毛澤東時代結束時為止，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在發展中國家中遙遙領先，已有不少指標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在人力資本發展方面，我國的人均壽命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比較上世紀60年代到七十年代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人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指標的增速，中國遙遙領先，1980年，中國的平均壽命高于很多比中國收入水準比中國高的國家，甚至接近一些發達國家。除此外，中國的教育的快速發展也大大地提高了中國人力資本的發展，提高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素質。　　

中國教育的快速發展與中國人均壽命的快速增長一樣，其成就都是在中國經濟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取得的，仰仗的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仰仗的都是公平公正的制度和道德的力量，如果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一成就是難以取得的。　　

在毛澤東時代，黨和政府依據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旨在首先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素質的教育發展戰略。在建國初期，能上起學的大多數都是有錢人的子弟，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能上到大學的多是剝削階級子弟。如何向工農子弟提供教育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重大問題。我們在教育方面最迫切的任務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迅速地提高廣大勞動者的教育水平，給勞動人民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　　

在毛澤東時代，教育收費一直都是很低的，特別是到了文革后期，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幾乎都是免費的。這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弟享有真正的平等的教育權利提供了經濟保障。建國前，我國許多村子，甚至一個鄉里，連一所小學也沒有，一個縣也就那么一兩所規模不大的中學。到文革結束時，全國基本上大隊都辦起了小學和初中，公社基本上都辦起了高中。并且規模都比建國前要大得多。不少地方已經開始或準備向大隊辦高中，公社辦大學的方向發展。勞動人民子弟的大多數不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識，并且相當數量的青年已經能在學校學習專業方面的知識了。　　

文革的結束，教育政策的變化，使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消失了，教育又回到了應試教育、精英教育的道路上去了。中國千年教育史上僅僅存在十來年的非應試教育的開拓性嘗試，也就是文革中確立起來的教育體系，隨著文革的全盤否定而不加分析地全部讓其成為了歷史。從此，中國的教育長期處于在應試教育的泥坑里拼搏，試圖跳出而又總是跳不出的困境之中。叫喊幾十年的所謂素質教育，自始至終都一直是一句空話。　　

到文革結束時期，我國的小學、初中適齡入學率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高峰。在改革開放的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小學及初中的適齡入學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其原因主要是農村施行包產到戶后，有些家庭缺乏勞動力，希望孩子早點回家勞動或者出外掙錢；再一個原因是有些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學校收費一天比一天高，同時他們又失去了集體的依托，而無力讓孩子繼續接受教育；另外一個原因是在精英教育制度下必然產生的無情競爭，使孩子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上學興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為適應農村建設的需要，為廣大勞動者提供了各種類型的職業培訓班，并且，這些培訓班一律都是免費的。隨著公社辦大學的興起，農家子弟又有了一條學習專業知識的途徑。公社辦大學雖然被有人認為是不正規教育，并給與熱潮冷風，文革被全盤否定后，被作為文革的產物被廢棄了，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問題，它確實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大膽探索，為農村勞動者搭起了繼續受教育的平臺，低成本、快速地為農村培養了大量的具有各種專業知識的實用人才，標志著勞動人民受教育的權利又開始邁向了一個新的臺階，向人預示著為勞動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教育的蓬勃生機和可發展的巨大潛力。　　

勞動人民將會永遠銘記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自己所曾經擁有的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平的教育權利。人們看不到窮人和富人，百姓和當官的子弟在教育方面的等級差別。所有人的孩子都以地域為標準，在同樣的學校里讀書，享受社會所提供的同樣的發展權，不會因為長輩的“無能”和“貧賤”影響人才的成長。各種教育幾乎都是免費的。中等專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僅免除一切學雜費，而且國家還承擔了生活費，大學生象城市職工一樣施行公費醫療，中專生也接受了國家一定的醫療補助。　　

不象后來，經濟發展了，兩極分化出現了，勞動人民平等的教育權被改革掉的越來越多了。出現了昂貴的學費以及教育亂收費造成許多窮人家的孩子中途退學的現象，出現了窮人子弟考上大學卻上不起大學現象。無權無勢又無錢的人家的孩子大學畢業就等于失業。社會等級的開始出現，加快了教育不公和個人發展空間不公的出現。令人痛苦的現實使那些本對未來充滿無限憧憬的窮人子弟過早地產生了對生活的恐懼感。在我國自殺率呈現上升的大趨勢中，曾被譽為國之驕子的大學生無疑處在自殺高發群體的前列，怎不叫人為國家教育的未來擔憂！　　

六：勞動人民享受到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最公平的醫療保障　　

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我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進步中，廣大勞動人民享受到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醫療保障，并使整個民族的健康水平發生了令世人驚嘆的進步，無疑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史上留下了最使人難忘的、也是最光輝的篇章。　　

　1964年6月24日　，毛澤東接見越南客人。他在《接見越南外賓時關于保健工作的講話》中批評了高級干部保健特殊化的現象。為了回應毛澤東的批評，衛生部于　7月29日　提交了一份《關于改進高級干部保健工作的報告》，提出“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主席對這種做法十分不滿，于　8月10日　對這份報告作出批語，建議“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主席的督促下，衛生部決定在全國范圍內撤銷專為高級干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并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干部看病的醫院。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一直為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看病難、買藥難的問題而焦慮。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自身的經歷能使他深深感受到長期以來在舊制度下，在落后、腐敗的舊中國時期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筆者的外婆，生于1912年，一生生育十二次，養活8個兒女，去年逝世，享年九十多歲。據她說，她在解放前，從沒有找過醫生。那時，在一個偏僻的鄉村也根本就沒有醫生。西醫很多人連聽說過都沒有。死嬰現象普遍存在，一遇到難產，簡直就是巨大災難。　　

建國后，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為解決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廣大貧苦農民的就醫問題做出了艱苦的、實實在在的巨大努力，在短短的20幾年里，滿足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基本醫療需要，這是那些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也是被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譽為世界奇跡的成績。　　

要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解決廣大農民的基本醫療問題決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黨和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所遇到的困難不只是經濟方面的，而且還有醫療衛生的工作重點和方向問題，說到底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怎樣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有效地利用我們十分有限的醫療資源，如何創造性的開發新資源的問題，十分嚴峻地擺在黨和政府的面前。毛主席主張衛生工作的方向是為廣大人民，重點應該放到農村去。合作醫療是解決農村醫療問題的有效途徑。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文革前，合作醫療工作困難重重，進展較為緩慢。合作醫療真正在全國農村得以普及是1969年以后的事。到20世紀70年代，合作醫療達到了鼎盛時期，普及到廣大的中國農村。據有關資料顯示，越是貧困山區，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普及率越高，例如，吐魯番地區、和田地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烏魯木齊市達到了百分之百。在相當多的地方，農民基本上達到了“小病不出隊，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縣”。合作醫療這一在我國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在文革時期一直蓬勃發展，一直持續到1977年。　　

70年代，中國還不夠富裕，但隨著合作醫療的普遍建立，赤腳醫生和三級衛生網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優勢，有效地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大幅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80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0減少到1980年的50％0以下。中國當時的低成本、廣覆蓋的模式也在1978年的格拉木圖會議上受到推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初級衛生服務運動的樣板。不少國際組織稱中國在醫療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農村廣大農民的醫療水平的提高，廣大工人階級實施了醫療免費制度，這恐怕不僅對從黑暗的舊社會里過來的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就連現在的80后、90后恐怕也是難以想象的。　　

結論：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時代和文革　　

有人說談論社會制度之類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豈不是太抽象了嗎？試想，在剛建國二十來年的時候，在國家的經濟還不能很富裕的時候，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在維護老百姓的最基本權利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在相當于中國經濟狀況，甚至高于中國許多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取得這樣好的成績嗎？我們中國的人均壽命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進步最快的，在短短的二十幾年里，使我們的人均壽命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最高水平，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嗎？如果我們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人人為自己，人人講個人利益的社會里，在兩極分化嚴重而社會財富又有限的社會里，廣大勞動人民的人均壽命，能獲得大幅度提高嗎？在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社會生產力還沒有能達到今天程度的時候，特別是在中國，由于種種原因，社會經濟、科學技術還沒有能達到今天的程度的時候，就產生了今天的兩極分化，那么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會是什么樣子的呢？能達到毛澤東時代的水平嗎？看看今天的社會狀況，看看今天所謂的歷史的主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難道不令人值得深思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對毛澤東時代以及對鞏固毛澤東時代的成果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對這一階段留下來的寶貴遺產進行科學地繼承和發展嗎？　　

正是后來的所謂精英們，不能正確地對待歷史，實事求是地分析歷史，為了少數人的目的一味地全盤否定歷史，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核，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才造成了今天廣大勞動人民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就業難、維權難，以及許多在過去看來根本就不會發生的事情，例如：勞動人民為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向“人民公仆”下跪，為抗拒強行拆遷，受害者自焚或跳樓自殺，因為上訪而被“精神病”，強行關進精神病院數年，等等，這樣讓人不可思議的惡性事件正在不斷地發生著。　　

毛澤東時代的合作醫療制度作為一種偉大探索，是相當成功的，歷史功績是巨大的，是得民心的，里邊有許多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也有一些教訓是可以吸取的。面對全盤否定歷史的浪潮，就是這樣一個讓中國人稱頌，外國人仰慕的制度，其命運如何早已讓當時的人擔憂了。后來，鐵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　　

正是從1978年下半年開始，在開始全盤否定“文革”的大背景下，中國曾經譽滿全球、為廣大勞動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益處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被作為“極左”的產物，作為“文革”的產物予以了否定。令人吃驚的是，連這樣一個功在當代，利澤千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真正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偉大成果，在1978年上半年才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載明要列為國家為保證勞動者健康權利需要發展的事業，而到了下半年，特別是到了1979年以后，在憲法沒有得到修改的情況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開始了走向它土崩瓦解的道路，而此時，正是精英們叫喊依法治國最熱烈的時候。合作醫療覆蓋的社隊從1976年的92.。8%，并且仍處在繼續上升的狀態的情況下，從1978年開始，每年以大約10%的速度急劇下降。期間，盡管有許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仁人志士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名、吶喊，但，忙于搞分田單干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一直沉默。直至1982年底，經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即，現行憲法刪除了“合作醫療”的字眼。從此，毛澤東時代開創的，特別是文革時期轟轟烈烈推動的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終于成了令人懷念的歷史，人們才再也沒有機會看到它沿著正確的軌道走向進一步完善和進一步的發展，廣大農民從此又陷入了看病難的困窘。　　

凡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任何全盤否定歷史的行為都是錯誤的。更何況我們所干的事業都是在當時先進的思想指導下，由具有很高威信的共產黨領導的、旨在為人民而進行的偉大探索呢？　　

那些所謂的理論精英們以及惡毒攻擊毛澤東時代和文革的人們，如果對本文提到的事實提不出疑義，那么請問，你們這些號稱是為民請命的英雄們，到底要站在什么人的立場上說話呢？如果你們是真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的，為什么就不能尊重一下這一起碼的事實，對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繼承它偉大光明的一面，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使社會的進程順利地沿著全心全意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方向發展呢？如果你們不這樣做，卻繼續打著人民的旗號，實際上骨子里一直在為少數新生的資產階級服務，別有用心地拋開歷史的客觀條件，無限夸大毛澤東時代和文革中的失誤，甚至將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出現的歷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紀念的東西進行惡意地扭曲來欺騙人民，那么，你們這些所謂的精英們做人的良知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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