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寫《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yōu)勢》稱，中國模式從被質疑到被全球廣泛承認，得益于兩點。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在短短的30年間,中國GDP全球第三，并有望超過日本,排在全球第二,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巨大存在。在這個過程中，4億貧困人口脫貧，整個社會都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甚至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在未來的10-20年之間,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30年真正的偉大變革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幾千年以來的農業(yè)社會，而是一個開放的、縱向和橫向流動的工業(yè)社會、商業(yè)社會，并幾乎和世界同時進入信息社會。并據此總結了中國政治制度的若干巨大優(yōu)勢。　　

假若不算我的話，中國已經沒有理論家三十多年了，就如中國三十多年來一直沒有過思想家，沒有過經濟學家，沒有過法律學家一樣。從俞可平，到宋魯鄭這些可以發(fā)大文章者所表現(xiàn)出的水平，都可以佐證我所言不虛。　　

確實，中國近三十年來非常的成功。特別是，在一個本來足以導致社會動蕩不安的“社會轉型”期，中國居然能夠在表現(xiàn)出如此巨大的財富量的同時，仍然能夠保持著社會的穩(wěn)定，在整個人類史上來說，都應該是奇跡，遠非只是中國奇跡。　　

但我認為，中國不應該因此驕傲。　　

因為，我們現(xiàn)在這些用以表明“巨大成功”的經濟量，其實不過是中國原有經濟力被貨幣化而已——即中國原本就擁有的大量勞動力，國有、集體財產，自然資源等等的貨幣化，并在貨幣化后減少甚至于沒有了本應該轉付于教育、醫(yī)療、勞保等公共保障的支出份額，被緊緊攢于政府手中，或歸集于少數人手中的量罷了。而無論是宋魯鄭所說“4億貧困人口脫貧”中的三億多或全部四億人口，甚至于那些已經在城市擁有了自己住房與高收入的白領，甚或擁有些生產資料，開有一兩間小工廠小公司的老板們，只要偶爾一場大病，就會立即進入赤貧，嚴重負資產的境地。也許，宋魯鄭還應該關注關注今天的新聞報道：西南五省大旱，人民已經祈天慈善，百姓已經在吃野菜維生，小孩已經靠舌舔鍋蓋中的水蒸汽解渴。　　

宋魯鄭如果真的想寫一篇經得起歷史檢驗，不被人民譏笑、白眼的《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yōu)勢》，我建議他只要寫上篇鄧小平30年前決定“社會轉型”時，為什么要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的讀后感，并在其中對所有熱愛毛主席，相信共產黨員的，默默承受著犧牲的，善良的中國人民說上聲感激就行了，完全用不著挖空心思搞他現(xiàn)在的這些語言和句子創(chuàng)新。　　

認識到這點，對解決我們現(xiàn)在既需要“高舉公平正義旗幟”--其實就是對人民還債的同時，又要保持著經濟量的增長所必然遭遇到的種種嚴峻挑戰(zhàn)，十分重要，十分有益。　　

主席倡導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讓些人不受用，但他老人家所說的，于公于私都是非常有現(xiàn)實價值的“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還是聽信了好。　　

我們不可能容忍總理在說著公平正義比太陽還光輝,政府應該讓人民活得有尊嚴,他要為實現(xiàn)此目標雖九死而不悔,文人們卻自吹自擂:我們很成功,很偉大,很優(yōu)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