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田管理的哲學批判　　

隨著豐田“召回門”事件愈演愈烈，昔日的“車壇霸主”、“管理之神”的金字招牌瞬息之間轟然倒地，不少人開始反思和探究其原因何在，看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似乎基本上都停留在供應鏈管理、質量控制、戰略擴張、危機處理等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豐田在管理和技術方面，確實存在許多缺陷，但這只是一些表象，為了避免重蹈豐田的覆轍，有必要更深刻剖析一下更深層次的原因。

我認為豐田今天所嘗到的，不過是其著名的“豐田生產方式”早已栽下的惡果而已。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企業哲學，人們常把哲學稱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說。對一個企業來講就是它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它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和基礎。而“豐田生產方式”從一開始就導致了豐田公司企業哲學的偏差和錯位。　　

關于豐田生產方式的目標，在國內的一些權威嘴里“被崇高“了，例如什么“低成本、高效率、高質量地進行生產，最大限度的使顧客滿意。”（程遠《豐田生產方式》中文版序三）其實你翻遍了那本被奉為生產管理教父的大野耐一所寫的《豐田生產方式》原文根本找不到這樣的“高尚”的話，他對豐田生產方式的基本思想表述只不過是“徹底杜絕浪費”而已（見《豐田生產方式》第一章），在他的《大野語錄》一書中他更是直白的說“豐田的終極目的是通過降低成本獲得收益”（見“大野語錄”第二章）等等。在這個終極目的的指引下，他提出不采用原價主義，把原來的“價格＝成本＋利潤”的公式，改為“利潤=價格-成本”，雖然這好像是一個簡單的數學游戲，卻反映了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價值觀，這里“利潤至上”的“拜金主義”嘴臉已經暴露無遺。　　

當然，追求利潤是每個企業必須的，否則企業就無法生存，但是在企業的“利”(利潤、利益)和“義”（對客戶、社會、員工、環境等的責任）的問題上如何權衡好二者的關系，確是一道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而如何處理好這種關系，這就牽扯到了企業哲學的第二個問題，即方法論的問題。　　

豐田“召回門”事件是方法論上的絕對化導致的惡果。一個企業的文化與其民族的傳統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繼承性。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極端化的因素。譬如，做事情注意細節，執著，追求極致，但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觀，容易偏激，歷史上有許多戰術上、戰役上勝利，而戰略上失敗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證。　　

其實，豐田生產方式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本身確實有許多科學先進之處，不管是豐田公司還是學習豐田生產方式的企業從中都受益匪淺，但是如果把豐田生產方式中一些東西極端化就會造成事與愿違的惡果　　

例如，在成本上過度倡導“消除一切浪費”，“浪費為零”，導致拼命削減成本，簡化開發試驗過程，壓縮采購費用，把許多不該節約的東西也節約了，犧牲了安全和質量。其實、不僅是豐田，日本車的安全和質量的充裕度普遍偏低，這已經被廣大的消費者所詬病。　　

再如，無限制的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大量利用海外廉價勞動力，削減培訓費用，導致了制造質量的下降，同時，高強度的作業充實度，加班加點，把人變成簡單的機器做法，犧牲的是人的健康、本性和尊嚴，顛倒了生產和發展的最終目的。在本質上“豐田方式”與“福特生產方式”沒有什么不同，在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方面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還有，“改善無止境”提法，作為抽象的對象是對的，但是到具體事務上，就是瞎折騰。因為世上不存在值得無止境去改善的事物，例如，今天已經到了內燃機、電氣化高速鐵路時代誰還會對蒸汽機進行無止境的改善呢。許多鉆牛角尖的持續改善、形式主義的提案活動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　　

因此，我們在企業管理過程中還是有必要好好學習一下毛澤東的《矛盾論》等著作，學會運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理，指導和修正我們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例如，注意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平衡好成本、數量與安全、質量的關系；運用好“量變到質變”規律，為防止隱患數量的積累演化為重大事故，就要把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注意新技術、新理論量積累，實現產品、技術和管理的創新和革命；重視“否定之否定”：防止因為極端化的傾向，導致事與愿違，走到自己的反面……。　　

   在對豐田事件進行文化反思的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吸收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中國文化的營養，豐富我們的企業文化內涵，完善和修正我們的方法論和行為方式。

    如提倡“重義輕利”的思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處理好“利與義”、“當前與長遠”的關系，升華企業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基業常青”打下牢固的基礎。

    學會順“道”重“人”。順應客觀規律，敬畏自然，尊重員工，尊重人才，學會節制自己的貪婪和欲望，“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呂氏春秋》指出“得賢人，國無不安……失賢人，國無不危。”企業經營之道莫不如此。。

遵循“守正”的原則，看問題不要偏激，辦事不要過頭，牢記“物極必反”，注意“凡事皆有度”，“真理再前進一步就是謬誤”，控制好做事的“度”。同時注意掌握好“時空”的概念，“事以時舉”，做事“必因于時也，時而動，不時而靜”。不顧時間的變化，用老一套的辦法，不注意“視時而立儀”，“審時而舉事”，必然招致失敗。

通過對豐田召回門事件的哲學反思，從更深的企業文化層面探究其原因，認清資本“唯利是圖”價值觀的實質和危害，對防止重蹈豐田的覆轍，提高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實現可持續發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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