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體制之痛　　

體制是個什么東西？在一般人的眼里，可能是一個不太好理解的內容。那么我們要想能一般比較容易的理解它，那其實只要想一想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不是人們也都全像今天一樣，每天必須時時為自己的工作、生活、學習、休息，必須得不斷的擔憂，那我們就會明白，體制，其實就是個說好也不好，不好，人們又拿它沒辦法的東西。　　

簡單講，今天人們對體制的感受可能是絕不會像十年前，二十年前，剛剛開始改革時那樣，感覺是一種如釋重負。比如剛開始改革時，那時人們是每天都有一種總算從一定的樊籠中走出來的感覺。因為計劃的體制雖然也不能說有什么特別的使人感到壓抑，但起碼那時受到的限制也還是不少。比如工作調動很難，兩地分居不易解決。還有種種的吃也難，睡也不容易等等。所以那時的人們雖然精神不緊張，但總起來物質生活的保障卻也還是極其的有限。要不怎么會流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呢？　　

可改革以后就不一樣了。改革以后，人們不但在精神上仍然充裕，就是在物質方面，也開始逐步的顯露出一種以前所從未有過的寬松。具體的像人們的穿著打扮，像每天人們的衣食住行，其實那時的人們已經開始不像改革前，有那么多的感覺處處拮據了。所以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解放，就是一種從從未有過的自由、隨意里，掙脫出一種絢爛的不再受拘束的光芒。　　

可后來的改革卻不知是怎么搞的，不知是為什么要由某些人要給這樣的充滿自由的改革，要開始給套起一個籠頭。換句話說就是這些人，雖然嘴里說著也是要改革，但實際卻總是今天看著這個改革不順眼，明天看著那個改革不順意。于是他們想要的是什么？他們想要的就是要讓改革全都順著他們的意見去走。結果就搞成一個國企不像國企，私企更不用提。一些私企明著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先鋒，實際干的卻全都是損害社會，危及他人人身健康的事。所以社會主義的改革，不知怎么搞的，從這時就已經開始轉向了。轉到一些人所說的，社會主義主要就是搞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于是乎，一個本來應該是波瀾壯闊的改革，結果一下子就像被打入一座冷宮一樣，所有的活力、熱力，在這里必須全部得像被冰凍凝結住一樣，一切全都得重新以一種新的體制束縛，把其給緊緊的裹住。　　

比如講，當時社會上曾流行一種雙軌制。而所謂雙軌制，實際上也就是在經濟成分上既有原來的國有的全民或集體所有制的經濟，但同時，一定的私有企業，私有經濟成分也開始已在流通、生產等等領域開始有一定的發展。這樣就是說，這里的雙軌制，其實只是一種自然而然形成的雙軌制，而并非是像后來搞的什么退休雙軌制，看病雙軌制，上學雙軌制，工資福利待遇雙軌制等等，不是！那時的雙軌制是有雙軌，但基本并沒有多少“制”。也即所謂有雙軌，實際頂多只是工人可以繼續在國有企業里上班，同時也可以下班或暫時離職搞一點自己的經營。而機關干部呢？機關干部其實那時還是基本比較守法、遵法的。也即那時的機關干部，其實大多數其實還是很少有知道，有需要，要通過自己手中的權力，去為自己謀一些什么額外的利益，沒有，幾乎沒有。　　

當然，有些人可能要不服氣，要講，當時的批條子，當時的從計劃軌道，無償的通過各種私人關系，為自己的子女，親友，搞出各種廉價的資源，比如緊俏的物資，然后到市場轉手高價倒賣，這是不是搞不正之風？這是不是搞雙軌制呢？　　

我說不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感覺確實有那么一種想通過從計劃手中套取緊俏資源，然后又通過不公平的手去倒買倒賣，以占有不合理，不應有的利益之風。但總的來講，在我看來，當時之所以形成這樣一種改革的錯覺，也即改革就是可以允許一些人既占著公家的便宜，又無償獲取私人高利，主要還是我們對改革的意義理解不足。具體就是改革當然是要釋放生產力的解放，但釋放，是否就是應該可以無償讓計劃體制，無償的為某些私人利益而大放綠燈？這一點當時未能有效的解決好，這確實是當時改革的一個漏洞。可問題是如果我們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從一個計劃的體制，可以源源不斷的為新生的新興經濟領域、經濟發展，能不斷提供各種有力的支援，那我們就又會發現，其實當時的雙軌制，其實可能比后來的，現如今的一軌制，市場體制，可能又不知要有多少、多少的“優越”了！　　

為什么呢？因為起碼那時工人就業不發愁，看病不發愁，養老、子女受教育不發愁，還有就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本也還算穩定。比如不會煤電氣整天漲價，不會有今天的市場零售額持續的下降，結果菜價、物價卻連番的漲起個不停。所以總的來講，當時的雙軌制雖然也不一定合理，但它并未能從根本上觸動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相反，多數情況之下，更多的提供給全社會的還是屬于能積極的充滿各種經濟發展活力的成分。　　

可自從搞開了一些人迷信的所謂市場體制的改革以后，我們看到的是好好的國企被拆得七零八散，七零八落。有的到現在幾乎就還連一點影子都找不到了。而剩下的不是大批被外資收購，就是高高在上享受超國民待遇。工人的就業被完全失去了自主的地位，農民進城卻又絲毫解決不了不斷延續的城市發展饑渴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們今天的改革，今天的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呈現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慌癥呢？比如改也不好，不改又不成，為什么呢？我理解，主要就是一些人把“體制”看得太重。把體制的改革當成了一種重于一切的改革。似乎沒有體制的改革就不會有一切真正的改革，也不會有真正的經濟發展。可事實上一些人可能還是忘了，體制這個東西，經濟發展這個東西，你越是把它搞得十全十美，越是想把它搞得可持續不斷，它就越是容易顯露出其原有的不可克服的痼疾。這就是人的對經濟事物的發展、創造、承受能力，其實總是得能在一種越是無拘無束的情況之下，它也才能越顯得容易有充分的暴發力。而你如處處讓其規規矩矩，循規蹈矩，一點不能有出軌，一點不能有特殊的存在，那總的來講，它不是給你顯得死氣沉沉，就是要暴露出無數的體制的“漏洞”。具體的就是即使我們有再好的，再嚴密的體制之法，其實也杜絕不了人們要沖破體制的束縛，以獲取意外之財的可能。所以體制是什么？除了應給人們以更多的方便和自由，而不應該是把人們能隔離的極其緊促。可我們搞的體制改革是什么？除了讓人們普遍的感覺無所適從還能有什么？　　

體制改革——不能承受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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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回想起來，共和國60年的歷史之中，最好的時光還是體制既不明顯，也不嚴重的時候，無論是計劃體制還是市場體制。而一旦這種體制業已形成，且還要嚴重的阻礙、束縛人們對經濟、社會等等的發展欲望時，那么它們就無一不顯示出其本來、本能的就極其不適合社會生產發展的嚴重需要來了。從這個意義也可以說，越是體制越明顯，越嚴重之時，也是整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最為危機的時候。　　

市場體制下，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不得不以錢為軸心。這樣就迫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一個個全都變成斂財不要命，花錢不敢從命一樣的小人。結果當然就只能造成有效需求的嚴重不足。　　

解放生產力根本不是為了制造出無數的根本不需要的物質財富，而只應是為了培養一種能力，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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