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歷史承載著人類高超智慧和精神財富，包蘊著發人深思的哲理。只有了解歷史，才能感受歷史的啟迪”
這是歷史上的經典名言。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一方面從歷史中吸取智慧，也從現實的中外實踐中吸取教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基方略有兩方面是最重要的：即應該做的和不應做的，首先看準和找準了這兩大主要問題，或者說是兩大方略，就為發展墊定了基礎。這兩大方略是：
１、不相信或者說是明確拒絕西方“普世價值”的說教。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是當前國際上熱烈議論的焦點，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此尤為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建議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體制方面采用西方已經很成熟的民主模式，即“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在經濟方面實施自由的市場經濟。這就是西方推銷的民主模式，他們還冠以普世價值的美名。很多國家照此辦理，但經濟方面總是不見起色，有的還造成國內動亂，各派爭斗不止。中國拒絕了西方這一套。中國人不相信西方的普世價值就是從歷史教訓和現實觀察中得出的結論。
２、中國按自己的國情和歷史持點走自己的路。這條路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其要點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在建國初期和后來雖然都走過一些彎路，但是經過不斷的摸索，社會主義陽光大道越走越寬。這條陽光大道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是承前啟后和繼往開來的關系。改革開放后找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用孫悟空的神通和皮氣來形容。中國溶入資本主義世界大市場，就像孫悟空鉆進對方的肚子里，盡量吸取其養分（資金技術市場）壯大自己身體，又堅持社會主義皮氣不改。這就是用社會主義制度干市場經濟。偏右人士攻擊為拒不接受民主、人權的西方普世價值。中國從歷史和文化的回顧中，從現實世界的變革中找到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發展模式，這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徹底丟掉對西方普世價值的留戀和幻想。
以上兩點就是我們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也就是我國發展中采取最主要的兩大方略。
本文力求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說明中國在百年屈辱中逐步找到擺脫悲慘境況的奮斗歷程。本人自感理論素養之不足，只能以普通平民的眼光看待歷史，以老百姓的語言訴說往事。由于個人水平所限，顧此失彼之處肯定會有，望批評指正。
中國不相信西方普世價值因為它另有玄機
西方一直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從字面上看該是多么誘人動聽的詞句。自由不好嗎？民主不好嗎？好！自由、民主、人權也是中國人追求的價值，應當說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可是當前西方極力推銷的民主、人權是什么呢？請看張維為研究員所著的新書《中國觸動全球》第47頁（見后面附錄）“慕尼黑的一場辯論” 就會明白其中的奧妙。
一、西方發達國家早期發展的好經驗
西方學者在回答張維為關于民主化如何界定時說：“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這就是他們當前正在推銷的民主，也是他們對民主化下的定義和解釋。這就是西方的普世價值。或許有人說這個民主化定義有什么不對？請往下看。張問：“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之中搞普選的？”這些學者都啞了，沒人回答。張維為在隨后的評論中說：“如果西方真心想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發展民主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后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西方最后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由此可知，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是先搞民主普選以后再發展經濟的。西方漸進式發展民主的歷史經驗才是第三世界的老師，西方把他們三步走漸進發展民主成功的好經驗藏起來，卻推銷一步到位立即實行普選的餿主意，還美其名曰“普世價值”。玄機和奧妙就在這里。西方自己走漸進發展路，卻要求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步到位，立即實行驟進式民主，否則就是違反“自由民主人權”的異類，就要口誅筆伐，甚至要用經濟和武力手段予以制裁。
二、采用一步到位驟進式民主的后果
再看發展中國家實行民主普選后的效果如何？在《中國觸動全球》第50頁有一段敘述，一些國家民主選舉后，立即進入戰爭。族群之間相互屠殺。我們從近年在第三世界發現一個普遍現象是：一國分成幾幫,今年這個上臺，明年那個當選，相互指責對方貪污，軍隊一看你們這樣鬧不行，只好由軍隊接管。軍隊在國際壓力下再一次普選，形成了政治人物和軍隊輪流上臺，周而復始。這樣的國內爭斗還能搞什么經濟建設？還有的國家，落選的一幫不服，發動群眾靜坐，逼當選者下臺，否則沒完。換了以后，被逼下臺的一幫還照此辦理，有的國家在選舉中激化了種族矛盾，甚至刀槍相見，百姓可就慘了。搞得聯合國疲于奔命，到處派遣維和人員，而其經濟卻總是不見起色。中國人沒聽西方的，中國只學習西方漸進式發展的歷史經驗，沒有聽信他們對“普世價值”的說教。事實勝于雄辯，中國人已經走過了西方發展經濟的第一步。中國還要走西方的第二步。通過逐步發展，中國將要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模式。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大一統意識是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
中國不相信或拒絕西方普世價值不只是因為看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教訓,更重要的是由中國國情，尤其是中國歷史特點決定的。而大一統意識是中國的一大特點。我們不能犯“南橘北枳”的錯誤。
一、大一統思想的起源
大一統一詞最早見于《公羊傳》。先秦諸子大多有大一統的思想，他們主張天道一統，江山一統，治權一統，政令一統，帝位一統，王道一統，文化一統，華夷一統。韓非子說“道無雙，故曰一”，他認為人類社會中的政治一統是符合天道的。孔子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是治權一統的具體作法，關鍵是要加強主干，弱化枝條，也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使得干大而枝小，保障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而文化一統則是大一統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萬眾歸心最重要的因素，華夷一統則是對于不同民族之間的包融，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對各種不同文化均采取包融和學習的態度，卻很少強迫外族學習中原文化，而是在不知不覺的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很多民族都是在緩慢地民族融和之中自覺不自覺的融入了漢族，像那種滅人之族的事情在中華幾千年的歷史中是很少見的，而天下一家則是大一統的最高目標。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意識是從夏、商、周三個朝代逐漸形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王室漸衰，地方坐大，諸侯相互征伐，因而引發人們對過去王室大一統的懷念。齊桓公以管仲為相，用尊王攘夷策略號令諸侯，正是適應了人們的這種懷念。對大一統思想經過先秦諸子的總結提高，逐步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真正的大一統從秦朝開始，經過漢武帝，唐太宗的進取開拓，奠定了中華大一統的基礎。以后雖出現過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但后來的隋唐元明都是大一統的。最后由清朝的康熙完成了中華大一統的現代布局，奠定了中華版圖的現代基礎。滿清王朝對中華民族雖然有此功績,但其對中華民族發展進程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作用。明朝雖然在政治方面有諸多黑暗，晚期出現過念佛皇帝、罷工皇帝、木匠皇帝這樣一些占著高位不管事的人，但那時的生產力發展、手工業、商業流通和對外開放方面都已達到相當規模。思想界也比較活躍，剛剛出現的社會變革萌芽卻被滿清王朝強力扼殺了。滿清在經濟方面重農輕商，閉關鎖國。政治方面高度專制，民族壓迫，文化方面強力改造儒家思想，把忠君意識提到最高位置，儒家 關于忠 君與專制的思想內容被嚴重的擴大化，這種變形的儒家文明使清朝享受到了一舉兩得的功效，一方面以標榜儒家的旗幟，換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認同，另一方面，又以變形的儒家思想為內核，令中國封建專制統治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大興文字獄，思想文化的發展幾乎完全被窒息。滿清把女真族的民族進取精神和中華文化結合起來所取得的大一統盛世難以抵消其阻礙社會發展，錯過了１９世紀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招致百年屈辱的過失。
從歷史可知，雖然滿清王朝把封建專制發展到頂峰，有其消極的一面，但大一統意識卻是中國歷史的一大特點，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優點。
二、中國官員的分封裂土意識
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普世價值”是由中國歷史傳統決定的。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是從漫長的封建社會走過來的國家。在文化意識層面上形成了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官民的等級意識。在周朝的八百年的統治中，以周王為中心，向下分封為公侯伯子男大小不同的等級。土地是中國農耕經濟的主要生產資料。周天子按等級分給臣下以不等的封地，因此在官員中形成了分封裂土的思想意識。
我國雖然在秦始皇以后廢除了分封制，但直到清朝退位，一直是封建社會。國人上、下始終把土地視為命根子，老百姓的“一畝三分地”意識，“30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思想一直延續下來。官員們的分封裂土思想根深蒂固。占地為王，占山為王，總想集財權、軍權于一身。漢朝之初削去韓信等三個異姓王，又分封了多個劉姓王，這些劉姓王中有一些不甘心久居人下者，發生了七王之亂，差一點斷送了來之不易的中華大一統的大好局面，多虧漢景帝任用周亞夫削平了七王之亂，才為漢武施展雄才準備了大一統這個最重要的條件，漢室因而迅速強大起來，奠定了大中華的基礎。司馬氏的晉朝統一中國后又大封諸王，造成了兩晉南北朝的幾百年混戰。唐朝的藩鎮節度使制度造成了安史之亂，因而由盛轉衰，后來形成了五代十國的紛爭局面，八方割據，軍閥混戰，搞得人民苦不堪言。明朝又一次分封，結果以靖難之變而告終。清初的削藩也是費盡了周折，由歷史可知，中央集權與分封裂土的斗爭不斷，建藩與削藩的拼殺聲時有所聞。到了民國時期，也有統一與割據的斗爭。這種思想意識在新中國成立后難道就都消失了嗎？地方的尾大不掉，基層的“山高皇帝遠”而為所欲為，都是傳統割據意識的延續。
三、中國的向心力和離心力
中國歷史上就有要求大一統的向心力與破壞統一的離心力的斗爭。中央皇權和普通百姓是構成向心力的主要成分，老百姓總是希望出現大一統的盛世，反對軍閥混戰的亂世。“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的諺語就是人們的心理寫照。大一統思想也是治理水患的需要。中國是一個水災頻發的國家，因而形成了一種治水的文化情結。為了治水也需要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然而中國的地方諸侯和封疆大吏卻是離心力的代表，下級官吏在在其管轄區內總想自立門戶，為所欲為，以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
從中國歷史可知，歸結到一點就是吏治問題。中國二千多年的興衰更替，都是吏治方面的作用。吏治搞得好就興，搞得不好就衰，甚至于最后自己打敗自己。
四、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約關系
中央管地方，地方管百姓，百姓管中央。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約構成了歷史畫卷。百姓怎么管中央？古代中國人總是希望有一個好皇帝，在戰亂時企盼 明 君出世，有了冤屈還要進京告御狀。有作為的皇帝還要微服私訪，體察民情。這些都是為了管住地方官員，使老百姓能安居樂業。搞好吏治，百姓就能休養生息，生產發展，國力強盛；搞不好必然是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肥了地方官吏，中央國庫空虛，荒年無力賑災，對外無力御敵，國運必將步步衰落。古人總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千古名句。下面官員大多數只考慮自己，載舟覆舟的道理他們是不屑一顧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憂國憂民志士不是很多，心懷“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官員恐怕不是少數。
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可知，中華大一統意識是中華民族的根，是溶化在中國人血液中的元素，是任何外界力量，美妙動聽的說教都動搖不了的。
五、中國也不乏賢臣良將和愛國志士
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不少破壞大一統的野心家，大貪污分子，如漢朝七王之亂的首領吳王劉濞，唐朝的安祿山，清朝的大貪官和珅等人。但是中國也不缺乏優國優民維護大一統的賢臣良將，以身許國的志士。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過為自己國家衰落而憂心如焚的慷慨悲歌之士。如屈原、荊軻等人。“風瀟瀟兮易水寒，丈夫一去兮不復還！”這一名句感動過幾多后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諸葛亮人格的寫照。“怒發沖冠，憑攔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這首表達岳飛報國豪情壯志的詩篇激勵過多少中華兒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位卑未敢忘憂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趨避之”，這些都表明愛國志士們博大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更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經典名句。正是由于古代出現過這些賢能和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的志士，才能使中國大一統的盛世，歷經幾千年并傳承下來。以國家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也是現代中國人具有極大凝聚力的源泉。
中國共產黨高舉祖先大一統的大旗
一、歷史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不要以為這是官方的套話。如前面所說中央、地方、百姓的三角制約構成了歷史畫卷。老百姓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央（ 明 君）方面，希望中央能管住地方官員，不要軍閥混戰，不要橫征暴斂，讓老百姓過上太平的日子。當百姓對中央已經完全失去信心時，就將出現“水可覆舟”的現象。舊中國軍閥林立，各霸一方，不時地發生混戰廝殺，弄得百姓叫苦不迭。辛亥革命的成果卻落入袁世凱之手。袁世凱倒臺后又發生了直皖戰火，兩次直奉戰爭。以后大小軍閥也經常磨擦。南方又重新積聚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力量，軍閥陳炯明叛變，幾乎使北伐大業中途夭折。國共合作使中國看到了希望，以共產黨員為骨干的葉挺鐵軍沖鋒在前，打敗了北洋軍閥。當全國正浸沉在大一統勝利的喜悅之際，又發生了412殺戮，重新走上了大分裂的道路。國民黨在北伐中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各地軍閥、督軍，山頭林立，地方軍閥就有二十多個。中央與地方各懷異心，不久就發生了蔣、閻、馮中原大戰，蔣又和李宗仁大打出手。廣大農村的封建家族勢力，各種會道門勢力，東霸天、西霸天、地頭蛇等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中國社會中的最大矛盾，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問題，中央政府沒有能力解決。因此老百姓尤其是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央政府徹底失望了，人心倒向了中國共產黨。用陳毅的話說：“是老百姓用手推車把我們推進城市的”，這話是陳毅對淮海戰役中，老百姓用手推車組成浩浩蕩蕩的支前大軍的深切感受。所以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的選擇，是歷史負于的光榮使命。
二、中國首次拒絕了西方民主模式
新中國誕生后，中國的路怎么走？采用什么社會制度？根據中國國情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道路，體制上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規則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或者中央集權是歷史傳統的延續，民主是吸取了現代的理念。民主集中制正是現代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這一體制是在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確立的。
中國第一部憲法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不具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的條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代行的，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則具有臨時憲法的作用。到1952年，全國范圍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結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也順利實現。在這種形勢下，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
中共中央于1952年底做出決定：盡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并按規定向全國政協提議。 1952年12月24日 ，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擴大會議，一致同意中國共產黨的建議，決定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建議，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7條第10款的規定，籌備召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制定憲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定在1953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制定憲法，同時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等32人為委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進行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53年我國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為戰勝自然災害，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推遲到1954年召開。此外，也是因為憲法中要體現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總路線的內容，到1953年12月才最后確定了對總路線的完整表述。所以推遲到1954年也是必要的。
毛澤東對憲法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視，他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帶領憲法起草小組迅速南下杭州，集中精力做好這件立國安邦的大事。
在三個月時間里，憲法起草小組先后起草并修改出四稿。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第四稿后，向憲法起草委員會提交憲法草案初稿。憲法起草委員會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憲法草案初稿，先后召開了七次會議討論修改，最后形成了憲法草案。
這部憲法草案的形成過程，具有如下特點：
（一）反復研究，反復修改，不厭其詳。在起草過程中就有近二十個稿子
（二）借鑒國內外制憲經驗。
在總結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斗爭的歷史經驗，深入研究我國憲政運動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借鑒、吸收資產階級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憲法中對我們有益的經驗和優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以便制定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憲法。
為此，毛澤東深入研究和比較了國內外各種類型的憲法，他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在京中央委員抽時間閱看以下幾個憲法，為討論憲法草案做準備。計有：
（1） 1936年蘇聯憲法；
（2） 1918年蘇俄憲法；
（3） 羅馬尼亞、波蘭、德國、捷克等國憲法；
（4） 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
（5） 1923年北洋直系軍閥曹錕憲法，
（6） 1946年國民黨的憲法；
（7） 1946年法國憲法。
1954年憲法總結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斗爭的歷史經驗，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五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的經驗，也吸收了國外有益的經驗，是我國的經驗與國際經驗的結合。我們的憲法有我們的民族特色，但也帶有國際性，這部憲法屬于社會主義憲法類型。
（三）1.5億人參加大討論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和關于公布憲法草案的決議，要發動人民群眾提出修改意見。《人民日報》刊登了憲法草案全文并發表了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地展開討論憲法草案的社論。一場全民大討論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在大規模宣傳的基礎上，討論持續了兩個多月，參加討論的人數達1.5億人之多，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廣大人民群眾熱烈擁護這個憲法草案，同時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補充意見。據統計，前前后后收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意見共有118萬多條。根據全國人民提出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憲法起草委員會對草案又作了修改。 9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再一次討論通過了修改后的憲法草案，決定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審議。
1954年9月15日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1226名代表帶著全國各族人民的重托，共商國是。大會的首要任務是制定并通過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劉少奇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指出：憲法草案是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斗爭歷史經驗的總結，并就憲法草案的基本內容及全民討論情況作了說明。全體代表對憲法草案進行了認真的、充分的討論。 9月20日 ，大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中國人民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就此正式誕生。
我國第一部憲法是根據我國國情和國際經驗制定的一部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憲法完全拒絕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即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拒絕了西方的“三權分立”模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全拒絕了西方的“政黨輪替”，也就是以競爭甚至相互攻擊為手段的輪換上臺方式。正是由于我國拒絕了西方模式，才使我國在短短的60 年走過了西方幾百年的路程。
三、漸進式民主發展進程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扛起了大一統的大旗。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在建國初期，敵、特等各種反政府勢力極為囂張的情況下，專政是完全必要的。那時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國家最迫切的經濟發展問題，不準人們說三道四地進行干擾，有些近乎專制，廣大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一心一意搞建設，對于任何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言行都有很高的警惕性。所以言論自由、選擇工作自由（跳槽）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如此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以重工業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擠進核大國的行列，也就不可能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全面而挺直地站立起來。
有些知識分子批評說：毛澤東在解放前向蔣介石要民主，解放后他卻不講民主。這是對中央集權的埋怨聲音。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沒有高度集中是不行的。為了發展生產，逐步壯大經濟實力，必須勒緊褲帶，節衣縮食搞建設，以便向工業國轉變。民主化進程是隨著經濟建設，文化教育普及，法制建設的發展逐步向前推進的。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情況下，必須是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才能完成發展經濟等各項任務的重任，否則能管住具有離心力傾向，企圖為所欲為的各別地方官員嗎？沒有共產黨的高度集中領導，中國就不可能在短短的27年建立起工業的初步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也就談不上后來的改革開放。沒有高度集中，改革開放后的30年也不可能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后在民主自由方面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人們可以隨意地批評政府官員，有的人甚至罵大街，上世紀80年代流行過這樣一句話：“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在改革開放前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互聯網出現以后，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在互聯網上更是自由地發表各種議論，只要不違反憲法和法律，什么都可以講。一些人把批評毛澤東作為一種時尚，挺毛反毛的論戰此起彼伏，批評黨和政府現行政策的聲音也不在少數。互聯網已經成為民眾監督政府反映民意的重要手段。互聯網已成為中央領導人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
為了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當然不能放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如果放棄了中央集權，就會百病叢生，有權有錢者更是有恃無恐，為所欲為。因為中國正處在西方第一步的歷史階段，即實現現代化。正是由于拒絕了西方要我們搞一步到位的驟進式民主，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才使我國的改革開放30年跨越了西方上百年的路程。下一步要進行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逐步完成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工農收入，使經濟轉到以內需為主的軌道上來。在這些成果基礎上，再由點到面地進行民主選舉試點，逐步推廣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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