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遠先生:
更重要的是人的尊嚴,在公平不存,正義不在的現代中國,人的尊嚴成了最后的底線。
但是人的尊嚴的維護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在目前的社會,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就不必說了,就是在國企中,人的等級是與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緊密聯系的,極其森嚴。
高層可以得到極其豐厚的年薪,中、下層依次遞減,到了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一層面則只有種種嚴厲的清規戒律,稍有不慎,就有被扣獎金、工資甚至下崗的處罰,而且連申訴的地方都找不到。
關鍵的是,這是現代的所謂“法治”,家家,廠廠自我設定的私法!
文強易除,榮融難消。此之謂也。
壺公評論:
是這樣的,我寫過幾篇評論當代民生的文章,收在《人與法》中。所謂“人與法”是從孟德斯鳩和黑格爾關于法的規定中去理解近代法律的內涵,當然,作為啟蒙時代的產物,包括馬克思在法律上的觀點,都必然以民生為闡發。對于近、現代法而言,不以民生為基點的法就是惡法,就是邪法。
例如在通鋼事件中,那些國資委的人員也大談法,據說把一些工人代表駁得啞口無言,我讀后,確實很氣憤,這是一些什么惡法,什么邪法,如此危害民生!在《思考通鋼》的第二個文章中,我就提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資委人員的那些什么法總大不過憲法。許多網友看到了這篇文章,后來我就發現許多人大談憲法了。是的,工人和農民要懂得保護自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工人農民受欺壓的時代就不可能回來。
現在,有時候有令人亂紛紛的感覺,似乎民生不保,其實這是多余的擔憂,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沒有變,中國就沒有變。如果真的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大眾可以舉起維護神圣憲法的旗幟,大約沒有任何一個勢力膽敢挑戰憲法,因為這意味著戰爭。憲法不是墨寫的,是血寫的,是千千萬萬的先烈用鮮血寫出來的。
實踐告訴我們,民生論和強國論并不總是一致的,強國論必然導致“效益為先,兼及公平。”而這一套理論,就其本質言,是軍國主義理論,甚至國家社會主義理論都不屑為之。現代中國人接受這種理論,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面臨的危機和因之產生的危機感所造成的。這一套理論,較之于斯大林的階級斗爭論更為激烈,因為它嚴重地無視民生,損害民生。
如果說之前30年,中國實行這套理論還有一個現實需要的根據,在現在仍然堅持這一套理論顯然得不到社會的贊成。
鵝湖書生:
我認同這個觀點,從《大秦帝國》到戴旭上校式的激憤,都是在繼續為強國論制造輿論,也就是為繼續堅持“效益為先,兼及公平。”的謬論鳴鑼開道。“C”型包圍圈不是外國人創造的,而是中國的一些資產階級政客制造的,它的目的是要包圍中國的工農大眾。
壺公評論:
關于內政的討論需要很大的篇幅,事實上現在中國又面臨一個理論大討論的時機,如同當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而戴旭上校的演說以及張召忠等人的宣講實質上和最近的一部政論片《大秦帝國》有關。《大秦帝國》以秦國改革者衛鞅為外在的形象,但宣傳的是現代經濟學精英的政治觀點,不過,這是一類毫無文化根基的宣傳,甚至無法把握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于萬一,與近代的法治理論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是一些相當幼稚的說法。
我們提倡邏輯思維,從根本上為中國導入西方的思維方式,以避免中國的庸人思維,“唯有深刻才能明白,唯有嚴密才能推理,唯有實際才能致用。”
例如,以中印態勢為分析,我寫了許多文章,但是有一點區別于戴旭:我不會產生印度威脅中國的印象,所謂“C”型包圍,在這一環節毫無意義,當然還可以推及其它。
鵝湖書生:
我讀過老師的文章,有《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天路》、《面對未來的戰爭:把印度作為中國崛起的墊腳石》等等文章。
壺公評論:
對印度的思考,我受到三方面的影響,第一是近代中國哲人梁啟超、梁潄溟等的影響,研究印度文化以避免其傷害中國;第二是與理學的關系;第三則是對未來中國在大戰略上的走向。
在文化上,我注意到在整個東南亞和南亞,中國與印度的影響存在重疊;在大戰略上,我認為,未來中國應該怎樣痛擊印度,以開辟中國通往孟加拉灣和波斯灣的戰略通道,并且建設朔天大運河。
當然,有些是理想而已,根據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國的戰略思考并不是為了達到最為理想的效果,而是為了應對現實取最為合理的方法。所謂合理,回答的是我們需要做什么,我們能夠做什么?
毫無疑問,我們在與印度的對立中占有絕對優勢,即使從地理態勢說,中國在山上,印度在山下,中國對印度發動進攻,可以一瀉千里,而印度打中國步步難行。印度的鷹派常常只能虛張聲勢,其理論不值得一駁,而其稍微清醒的人,基本上只能求中國不戰為其立國之本。
例如印度戰略專家蘇布拉馬尼亞姆有這樣精心的打算,他撰文稱,印度政府無需擔心中印戰爭,其原因有:
1、中國十分依賴的石油運輸線要經過印度洋地區,途經馬六甲海峽,才能夠抵達中國。
2、核武器的出現使美、中、歐洲、日本、俄羅斯及印度各大國間出現大型戰爭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
3、對于中國崛起,美國、俄羅斯、日本及歐盟并不樂見。印度通過發展與大國間的經濟、軍事及技術聯系,使大國注意到與印度正面對抗需要付出的代價。
4、只有俄羅斯對華軍售,而所有的大國都向印度軍售。莫斯科協助印度建造核潛艇,共同研發第五代戰機。美國將印度開發成美國的軍備市場。
5、1962年中印戰爭時,中國是一個孤立的國家,不在乎國際輿論。現在的中國已融入世界體系,國際貿易欣欣向榮。
6、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忙于應對古巴導彈危機,無暇干涉中印戰爭。
7、華盛頓無法阻止中國成為世界上GDP最高的國家,但美國不可能會放棄其在最重要的軍事、經濟、技術實力領域的領導地位。美國將尋找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印度是成為美國的選擇。中國向印度施加的壓力越大,印度就會越向美國靠攏。
戴旭的“C”型包圍圈在那里呢?
其實,戴旭的“C”型包圍圈在前些年是以“民主同盟”出現的,其中有四個主要國家,美日印之外還包括澳大利亞,結果是沒有人響應印度和日本的主張,最后不了了之。我曾經寫過一個評論《小聯合國VS民主同盟》記錄這件事情。文章摘錄如下:
隨著中國軟、硬實力的增長,國際態勢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06年,這個轉變有了明顯的征兆;而在07年,這種轉變已經成為一種確定的趨勢。它是由走向強勢一方的中國外交的繁榮開始的,卻被走向衰落的另一方美國的抗爭所證明了。
一、06年在中國主辦的三大峰會:
其一、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六次會議在上海結束。除了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上合組織6國元首,伊朗總統內賈德也以觀察國元首身份出席。。。。
其二,2006年10月30日,中國—亞細安(東盟)在南寧*雙方建立對話關系15周年。。。。中國和東南亞外交上的轉變在悄悄中進行。。。
"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美國關注國土安全、中亞和中東地區,忽視了東南亞,而中國作出了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增進合作提議。
如果說南島群島和美洲大陸是中、西文化重疊的部分,東亞和東南亞則是中華海洋文化圈的基本構成。在東亞和東南亞發生的種種事件就其實質而言都與中華海洋文化圈這一概念有關。
其三、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是一次人類社會因應一個國家所發生的最盛大的國際首腦會議,有48個非洲國家的眾多首腦參與其中。中非論壇和峰會所實現的國際影響力和宣傳效果是難以估量的。
非洲應該得到幫助,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扶危濟困的特色,決定了中國向非洲伸出援助之手,當然,這也見證了中國的價值觀。
。。。。。
不讓20%的所謂精英霸占80%的地球資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中非論壇和峰會所張揚的就是和諧、發展的價值觀,它是北京共識的內涵。
一年內在中國主辦三大峰會,云集的各國元首50多名,中國成為世界領導人朝圣的“外交麥加”。。。。即使從外交的角度也說明中國正在為走出 “韜光養晦”預為布局。
三個峰會圍繞著發展中國家而舉行,并且以爭取雙贏、尊重彼此文化和價值、沒有任何政治附帶條件作為合作前提。這就是中國價值觀。
無論主觀上北京的外交“集團戰略”是否有這個意圖,客觀上中國發展模式至今的成功經驗,讓第三世界發現了另一種可能,“北京共識”正在引起世人的認同。而上述的峰會無疑傳達了一個信息,一個不小的聯合國具備了雛形,誰也無法確定它將如何擴展,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的是它具有無與倫比的潛力和不可阻遏的強勢。
二、無奈的抗爭:
06年,感到一種沉重壓力的美國國家安全專家們終于提出了“民主同盟”的外交戰略,其核心思考包括人權超越主權,同盟可以對違反普世人道價值的國家進行軍事干預。
中國外交的“集團戰略”--小聯合國的出現,是引發“民主同盟”構思出現的原因,對于中國外交卻是從退卻到相持的轉機。“民主同盟”的構思的意義是西方價值觀表現出更為全面的抵抗,它雖然只是規劃板上的藍圖,無疑對未來的國際關系有著深遠的意義。
日本人倡導“多邊安全框架”。這里說到的“多邊安全框架”就是日本的“四國戰略同盟”構想,它就是以“民主同盟”為藍本而企圖付諸于實踐。
路透社駐東京記者伊莎貝爾-雷諾茲認為,日本的“四國戰略同盟”構想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倒是比較合拍。目前美國正積極發展和印度的關系,同時全力打造美日澳三國組成的軍事同盟。一旦美軍在這一地區卷入戰事,日澳兩國能夠在情報和后勤支援等方面提供協助。
但是日本共同社分析:隨著經濟迅速發展,中國不僅在經濟領域大步前進,而且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在忽略中國意愿的情況下組建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框架并不現實。
三、與其對立不如合作:
從07年出現于世界的一些事件,我們看到中國外交的步步為營,例如目前正在發生的“上合”組織的軍演,有些人還特別關注發生在中國廣東的中國和泰國的軍演。
盡管有些美國媒體把“上合”軍演概括為“向北約和美國展示實力”,認為“在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安全秩序方面,中俄兩國的想法一致”。但是,美國人對此已經無可奈何了。據說美國國務卿將不參加07年的東盟會議,這是她連續兩屆錯過東盟會議這一亞洲規模最大的安全會議了。美國正拋棄過去最為重要的外交政策地域,一位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專家認為,現在的美國并未給予東南亞足夠重視。
占據三百多年主導位置的西方列強的思維不能不有無可奈何花落的感覺了。最新一期美國《時代》雜志以“中國世紀”(The Chinese Century)為封面故事,指中國已經成為“新超強”,處于“新王朝的開端”(Dawn of a New Dynasty),美國勢力轉弱已成定局。
對于美國人來說,一個全新的課題已經提出了:合作比對抗好。幸運的是它碰上的對手是中國人—提倡和諧的中國人。
讓“民主同盟”見鬼去吧。
壺公評論:
顯然,戴旭上校的“C”型包圍圈是一個利用反華勢力以威脅中國人民的危言聳聽,不管戴旭上校的主觀意愿如何,這種盛世危言所能達到的目的只能為原來的“強國論”護航,志在圍剿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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