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點淺見　　

彭守仁　　

我寫了《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未出現——試談對＜中國模式六＞的幾點看法》一文。本人感謝網友們對本文的批評意見，其中以“典型的資本主義補課論腔調。替資改派涂脂抹粉。散布的不僅僅是教條主義而是的的確確的修正主義。”最有代表性。為此我再談一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淺見。　　

我和網友的分歧在于市場經濟是否等同于資本主義。矛盾的焦點就在這里。肯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補課論嗎？說到教條主義，我還沒找到我搬了哪一個經典條文，我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一觀點一直套在人們思想上的洋教條（好像馬克思主義也沒有這樣的結論）否定了這兩條就是修正主義嗎？我建議網友們參看張維為所寫的新書《中國觸動全球》。其第一章第三節談了中國發展的相對成功之后，在第四節《中國另外的四種選擇》中舉出四種可能選擇的模式加以對比。這四種是：１、堅持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極左模式；２、完全西方化的極右模式；３、保守改革的古巴模式；４、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各種實踐的對比是最能說明問題的。　　

下面再談一下個人的淺見。　　

一、兩種市場經濟的區別。　　

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不在于干不干市場經濟，國家節制資本，也就是國家控制、指揮資本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節制國家，甚至綁架、控制了國家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２００９年處理金融危機時，中國救實體經濟，關注中小企業的融資，幫扶自主創業，以便拓寬就業渠道，補助家電、農機下鄉，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擴大社保覆蓋等惠民措施，以便擴大內需，這些都收到了效果；美國救虛擬經濟，用大批資金去填充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銀行、保險等部門，這些部門還不領情，其高管們還大量地拿年終獎金，引發納稅人的不滿。救實說明國家對資本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救虛說明國家已被資本完全綁架了。納稅人的錢都塞到金融大佬的腰包。　　

二、市場經濟的必要性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為了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提高生活水平，就產生了社會分工的需要，以提高工作效率。有分工，就要有交換。為了交換的方便，就出現了通貨作為交換的等價物—貨幣，以及交換場所，即市場的初級形式—集市。分工、交換、貨幣、市場，是人們離不開，躲不掉的社會現象，即使那些隱居在深山老林自耕自食的“世外高人”或小部落，他們也要定期到人群集中地換一些他們需要而自己又不能生產的東西。中國是以農立國發展起來的國家，在人們心目中對商人最看不起，商排在士農工商的最后面，人們多以奸商稱呼，老百姓用“買的沒有賣的精”、“無商不奸”等來評價商人。不論你如何討厭甚至咒罵，人們還是離不開它，商能幫助社會調節余缺。商業繁榮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標志。　　

為適應生產發展，出現了專職經營貨幣的金融行業，從錢莊到銀行，除存、貸款外，還出現了便于資金異地流動的信用憑證。但那時金融業只是實體經濟的附屬品。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出現了現代意義下的市場經濟，金融業急速膨脹，資本市場（股市）、期貨市場等相繼出世。金融業已經不只是存、貸款業務那樣簡單。資本的流動，尤其是跨國流動成為金融寡頭一夜暴富的手段。所謂的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衍生物更是花樣翻新。這時金融業已經是脫離實體經濟的獨立行業，被稱之為虛擬經濟。股市、期貨、樓市及其衍生物都成為虛擬經濟的組成部分。　　

市場經濟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性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促進生產社會化　　

    進入大工業社會以后，早期簡單交換的商業行為發生了質的變化。買賣不再是自產自用后的余缺調節，商品生產賺錢則是唯一目的。提高生產力的手段之一就是生產社會化，以分工協作辦法，實行專業化生產。為提高零部件、產品的互換性，通用化、標準化生產大行其道，再搞“長木匠、短鐵匠”小手工業作坊那種修配式生產就會被市場淘汰。以大分工、大協作的社會化大生產逐步取代自我封閉的全能式生產。生產社會化是高速發展生產力，走向物質極大豐富的必由之路。沒有生產社會化就沒有現代化。而市場經濟體制則是生產社會化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逐步消除以小生產意識為基礎的封建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８０年代中國人聽說美國有一個人經營種植一千六百畝土地，感到不可思議。其生產的各個環節完全由各專業公司按合同規定進行，沒有生產社會化那是絕對做不到的。　　

（二）市場經濟是戰勝封建思想改造小生產意識的必由之路　　

小生產意識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對立物。中國人自產自用的封閉意識很強，大分工大協作意識極差，“萬事不求人”，“自己有方便”，“大而全、小而全，肥水不流外人田”，企業和地方的“自成系統”的意識和作法在新中國６０年中都有強烈表現。改革開放后３０年企業為取得效益，在分工協作方面雖有改進，但是不大，尤其是大型國企對自己內部配套，一直是情有獨鐘。只有在市場的競爭機制面前敗下陣來才能有所醒悟。有關封建官僚意識、只顧眼前的實用主義意識等只有在健全的民主與法治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才能逐步克服。市場經濟更是克服小農平均主義的良藥，雖然沒有人公開提倡過平均主義，但人們思想深處一直存在，中國人對革命戰爭時期的供給制感情特深，一直懷念，過去大家一律平等，上下同吃一鍋鈑，同穿土布衣，解放后還要分等級，評工資，講供獻，每到長工資時就使領導犯愁，沒長的或少長的痛哭流涕，因而對過去的供給制更加懷念。用供給制可以打敗蔣公，因為那是在封閉的農業社會條件下才有可能的事。但卻建不成共產主義社會，因為沒有物質的極大豐富是到不了理想社會的。而平均主義除得到“大家都一樣”的心理滿足以外，生產力是發展不起來的。５８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一段時間，勞動不計報酬，大家都去吃食堂，引起農民不滿，導致的農業崩潰就是明證。 　　

過去把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稱為短缺經濟，計劃下的物資流通不暢，老百姓搞一點販運，還說你是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　　

老百姓在私下議論：“東德不如西德，北朝鮮不如南朝鮮，中國大陸還趕不上臺灣”。計劃經濟只有領導抓的項目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領導不抓的或沒有顧到的事就不行了。　　

有關小生產意識在《小生產意識是中華文化的消極因素》中已有詳細介紹。　　

（三）市場經濟能調動最廣泛人群的積極性，是走群眾路線的最高形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是毛主席對唯物史觀的精確概括。如何發揮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就是團結人越多越好。毛主席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但中國的斗爭和蘇聯不同，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工人、農民、小資產、民族資產都是人民，凡是愛國擁護社會主義的都是人民，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有一臺詞說對資本家怎么辦？列寧回答是“統統趕出去。電影作品也許有出入，大批白俄越境涌入中國的哈爾濱卻不是假的。電影《紅色搖籃》說到黨中央博古等人批毛澤東是富農路線，也分給地主富農以同樣的土地。王明、博古總是照搬蘇聯作法，事實證明，毛澤東給地、富出路的政策是正確的，能團結大多數。到1956年公私合營改造時，資方還可以分紅或吃利息。因此毛澤東的斗爭哲學不是極端的，是革命人道主義。這就能團結最廣泛的人民群眾，至于下面具體執行中的偏差另當別論。　　

市場經濟能把人們的全部能量、智慧最充分調動起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具有更大的廣泛性。正如　劉濤　博士的《中國模式六》所說：“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全社會參與的、符合全社會成員公共利益的真正的社會化管理和社會化經濟，這包括國家、公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企業、非盈利企業、社會機構和社會組織在內的眾多社會角色。中國實施了一種多元混合體制，鼓勵的是多元角色的共同參與。”因此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群眾路線的重大發展。　　

市場不但能調動人的全部能量和智慧，而且還鼓勵多元角色的共同參與的多元混合體制，這就是如虎添翼，把傳統的群眾路線發揮到了極致。過去由領導者號召和發動群眾，當前由市場機制調動群眾，前者是群眾被發動，后者是群眾的主動行為。兩者效果絕對是不一樣的。　　

（四）市場經濟能鼓勵小創業者白手起家，吸納大批就業者　　

中國的人口眾多，就業是個大問題。國家要開辟多渠道就業，鼓勵國家扶持的自主創業者一試身手。這對吸納就業是一項好的措施。媒體介紹比亞迪老板王傳福的創業經歷，他大學畢業后，舍掉好單位的工作去下海，逐步搞起鋰電池，后又去搞汽車，又去搞電動轎車。不但為國家創造了品牌，在吸納就業人員方面也是功不可沒的。小創業者能有２０％的成功率，對就業問題就是很大的貢獻。　　

（五）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只要完成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就行，科研由專業的院、所負責。即使企業有科研的需要，也是由上級投資和下任務。這種缺乏主動的等、靠、要，對發展術極為不利。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為發展就必須拿出經費，開發新產品，以免被市場淘汰。因此市場逼迫企業重視科研和創新工作，當年外國人譏笑我國的產品是二十年一貫制，像人民幣一樣的穩定。這種嘲笑再也一去不復返了。因為企業在市場環境下具有技術創新，開發新品種的內在動力。　　

（六）市場經濟更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是供需變化的晴雨表　　

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市場的基礎職能，這比少數人閉門造車更為有效，市場反應出的供需變化也為國家的宏觀調控提供了可靠依據，以減少盲目性。　　

三、市場經濟的弊端是容易出現資本綁架國家的現象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金融業迅速擴張，逐步脫離實體經濟，成為獨立的虛擬經濟。資本的貪婪是無止境的。正如劉濤在《中國模式六》所說：“金融資本將任何一件物品和商品，都演變成為金融市場上的證券化的金融商品，例如房屋、轎車、糧食、玉米、新能源、石油等，金融資本以其壟斷的勢態將一切原本不屬于金融商品的領域進行了證券化。這使得整個世界都成為高度非理性的投機世界”。發展最終是控制國家政權。　　

我在《虛擬經濟必須為實體經濟服務，不能虛實倒置》一文中說到虛擬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騙。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它只有投入到實體經濟中才能創造利潤，脫離實體經濟的“錢生錢”就是騙術。國際金融寡頭利用資本跨國流動的手法，搜刮各國財富。股票市場的本意是為了發展實體經濟，為實體經濟更好地配置資源。買股票本來是為了投資分紅，后來股市竟變成投機場所。無論是在國際或是在國內，只要是繞開實體經濟的“錢生錢”都是騙子行為。炒股中的賠和賺只是錢的轉移，它沒有增加任何財富。　　

美國是資本掌控國家的典型。《貨幣戰爭》一書對此有深刻的揭露。面對該書所介紹的史實，就足以使人冒出一身冷汗。美國的幾位總統被刺，都和國際金融資本有關。經過多年較量，國際金融資本終于打敗了美國政府發行貨幣（綠幣）的權力，后來掌控美元發行權的美聯儲卻是國際金融資本的少數人。美國是資本綁架國家的典型。　　

四、社會主義制度是控制市場經濟弊端在中國蔓延的有效保證　　

上面所談市場經濟弊端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象。它不大可能在中國故伎重演，因為我國是由工人階級領導公有制經濟占優的社會。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初期是一匹脫韁野馬，橫沖直闖，給勞動人民造成極大痛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有韁野馬。韁繩握在工人階級的代表，即共產黨的手里，既要利用其強大動力，拉著經濟迅跑，又要限制其對人民的踐踏。對于那些抱著小生產習慣不放，感受到價值規律對其舊習慣的威脅而牢騷滿腹者則是好事。就是要用價值規律逼迫其放棄小生產意識，如“萬事不求人”的封閉思想，大鍋飯，慢節奏等等。因為共產黨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不能為照顧小生產習慣和情緒而放棄歷史責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先例可鑒，現無榜樣可循，只能摸索前行，在執行中難免顧此失彼，特別是在西方合起來圍堵中國的時期。確有對野馬韁繩大撒手的時候，因而出現了不少的社會問題。不論誰干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能達到七全六美也就不錯了。黨的十七大勝利閉幕，開創了一個歷史時代，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社會和諧，關注民生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得到確立，有的已經開始落實。老百姓已經看到了曙光。這說明把野馬韁繩又重新套上，但勒緊程度要看情況而定。中國的問題成堆，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立馬解決。但中國已經踏上了強起來偉大征程。　　

五、現在中國發生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　　

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不少問題，如貧富差距過大，貪污受賄，機構癰腫，人浮于事等。我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陽光大道》中用后面的歷史彎路歌加以概括，引在下面：　　

歷史彎路歌（原警世歌序集） 　　

經濟大樹 東方崛起 特大發展 世界驚異　　

特殊化肥 催生奇跡 傷及土壤 又傷根系　　

根系何在 百姓心里 工人農民 弱勢群體　　

土壤何傷 兩大體系 環境污染 精神扭曲　　

全面污染 水土空氣 農民發愁 江河哭泣　　

濫砍濫伐 沙塵漫天 私挖亂采 破壞資源       　　

精神污染 全國遍地 方方面面 瘋狂爭利　　

造假興起 追求暴利 地方保護 輿論吹噓　　

教育收費 花樣出奇 上學真難 百姓嘆息　　

精神產品 書刊文藝 情色飛舞 兇殺暴力　　

藥品高價 層層剝皮 醫改市場 用藥養醫　　

房產天價 高得出奇 嚴重違反 價值規律　　

百姓血汗 存入銀行 房產貸走 天價售房　　

地方政績 商人謀利 相互聯手 拆遷圈地　　

房價停滯 趕快拆遷 房價又漲 逼你掏錢　　

低價拆遷 賣地賺錢 不搬就打 殘忍野蠻　　

富人進住 城市中心 平民錢少 趕到偏村　　

以權謀利 權錢交易 錢是雞蛋 權是母雞　　

圣人之言 不可忘記 上下爭利 而國危矣　　

根源何在 追溯千年 小農意識 只顧眼前　　

自古皇權 迷信武力 地方官員 豪奪榨取　　

人心向背 興亡規律 載舟覆舟 循環更替　　

周期動亂 百姓遭殃 生產倒退 國力大傷　　

如何終結 更替循環 民主法治 界定三權　　

黨的政策 針對兩傷 科學發展 和諧之光　　

中央方針 甚是英明 下有對策 能否執行　　

中央決心 百姓齊心 上下合力 應有信心　　

社會轉型 警鐘長鳴 防止崩盤 切勿濫行　　

中華民族 前途光明 復興在望 理性力爭　　

警世之歌 憂國憂民 泣血諍諫 力爭國魂　　

十七大會 方向指明 團結全黨 踏上征程　　

中央權威 得到加強 百姓歡呼 管住地方　　

逐步落實 科學發展 節能減排 成效初顯　　

三座大山 開始松動 減免學費 惠及學生　　

醫改方案 已經出臺 房價泡沫 有望下來　　

警世之言 即將過去 歷史彎路 不能忘記　　

注：三權即政府、市場和社會各系統各人民團體之權。　　

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怪市場經濟，是中國傳統意識所致。在《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未出現》的第六部分和《小生產意識是中華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對此已有說明，例如：政治意識隨地位而變，普通百姓總有小民、順民和暴民兩種極端心態，凡事能忍則忍，到忍不下去時就拼。進入官場的就自認為高人一等，官老爺意識很強；經濟方面喜歡大、小而全，自成封閉系統；分配方面對上講平均，對下強調個人特殊；思想方法是只顧眼前等等。這里不再重復。　　

以小生產意識為基礎的封建思想體系產生于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基礎，也是為這個經濟基礎服務的。克服的辦法是改變經濟基礎，實現生產社會化。但這一過程非常的不易，原有的意識還要維護其經濟基礎。實行市場經濟是解決這一難題的必要條件。　　

實行了市場經濟只是為克服封建思想意識提供了前提。解決辦法是民主法治，界定三權，即劃定政府、市場、社會各人民團體的權力界限，逐步定為法律。　　

民主、法制是健康社會的兩條腿。缺哪一個都不能健康平穩快速發展。沒有民主監督制約的法治不是法治，有權人為所欲為，有法不依，其實質還是人治。沒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民主，不遵守法律的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隨便打死人不受追究，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由于中國的封建傳統意識比較牢固，有權就想管人，特別是要管“不聽他話”的人。所以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很不容易，因此必須加強中央權威，才能排除利益集團的干擾，逐步建成完整的法律體系并形成制度。只有加強中央權威，才能對人民群眾的依法維權行動，得到公正的司法對待。中央權威與人民監督相結合，才能逐步管住那些自命不凡的權力濫用者。　　

在權力監督方面要采取一些具體措施：　　

１、由老百姓評議地方干部，用異地人（記者或紀委人員等與本地官員無關的人）搞民意隨機抽樣調查，叫百姓給地方官分細目打分并予以公布。這對胡作非為的地方官就有約束作用。　　

２、思想教育，組建一支宣講班子，以“反思小生產意識的危害”為宣講主題。同時發起思想解放大討論。有人提出：下一場“文化大革命”離我們還有多遠？我認為說遠就遠，說近就近。上世紀60年代那樣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遠離我們，因為那是一場社會悲劇，永遠也不會再來了，因為那不是文化革命，而是武化革命，不用文化手段解決文化和思想意識問題。而是以毆打，掛黑牌子游街、示眾等污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人民內部矛盾。打死人也不受法律追究。中國人民絕不會容忍那種悲劇再次上演。但是真正的文化革命還是要進行的。那就以文化手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或是四大的方法，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討論。這種討論是完全平等的，沒有“指示、訓導、批判”的一方，也沒有“接受、服從、聆聽”的另一方。更不允許人身攻擊和謾罵，目的是要搞清歷史和文化中不適應現代社會的內容，特別要反思小生產意識的危害性。與此同時，還可適當討論歷史分清功過是非，從新找回民族自信。通過討論甚至爭論達到認識上的統一。我們不應有禁區，文革不是我國的短處，那是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空前絕后的人類歷史上的特大事件。對文革資料我們不應當一炬了之。那是我們付出很大代價并屬于全人類的一筆財富。我們沒有見不得人的地方，不要捂著蓋著。我們不講，別人講得就越是起勁。不同意見的爭論，不會影響穩定。只有如此才能全面準確地認識歷史，找回自信。一個民族能不能進行民族反思是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的標志，這關系到能否全面認識自己的大問題。不能全面認識自己的民族，或者護短的民族是走不遠的。　　

反思小生產意識的危害要以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為主.仔細想來,小生產意識可以說是我有、你有、他有，我們大家都有。平均主義、封閉意識、只顧眼前等這些思想方法在不掌權的普通百姓中覺得沒有什么，對于干部，特別是主管領導就不是小事，因為他的言行關系到全局。因此在干部中進行這種大討論特別重要。　　

六、居安思危，要警惕國內外金融資本的陰謀　　

雖然中國有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管住資本，使之不能為害國家和人民。但不能失去警惕性。只有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我在《警惕國際金融資本的陰謀》中說到《貨幣戰爭》一書敘述了美國的金融資本一步一步地打敗了美國政府，最后奪取了貨幣發行權，最終完全掌控國家的過程。《貨幣戰爭》進一步揭露美國的金融資本由于控制著貨幣發行權，掌控貨幣流通，人為地制造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以便搜刮百姓，獲取最大利益的罪惡，這更是整治他國的手段。阿根廷、東南亞、日本都被整治得既慘不忍睹，又得服服貼貼。　　

《貨幣戰爭》預言，國際金融資本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下面把該書的第２６５頁中間幾段引在下面：　　

“外資銀行全面進入中國之后，與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從前的國有銀行雖然有推動資產通貨膨脹來賺取利潤的沖動，但決沒有惡意制造通貨緊縮來血洗人民財富的意圖與能力。中國建國以來之所以從未出現重大經濟危機，其原因就是沒有人有惡意制造經濟危機的主觀意圖和客觀能力，國際銀行家全面進入中國之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對內的金融防火墻，旨在防范外資銀行惡意制造通貨膨脹推高中國資產泡沫化，繼而猛抽銀根制造通貨緊縮，迫使大批企業倒閉和人民破產，從而以正常價格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來賤價收購中國的核心資產。金融管理部門必須嚴格控制外資銀行信貸發放規模和方向，以儲備金比例和儲備金成分來進行金融宏觀調控，嚴防外資銀行大量將國內債務進行貨幣化。”　　

俗話說：“沒有內賊就引不來外鬼”中國要特別警惕內外勾結坑害國家和人民的事件。一些只顧個人得利，不顧百姓和國家的個別“精英”們是最可怕的。中國在金融方面出了問題，那是天大的事。《貨幣戰爭》一書斷言：“當年國際金融資本為日本開出的藥方又要用來對付中國。現在的中國的身體素質不能和當年的日本相比，日本只是得了偏癱，”中國經濟的身子骨遠不如當年的日本，這服藥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癱這么簡單了。人們看了《貨幣戰爭》的介紹，真是毛骨悚然，極為可怕。　　

除此之外，中國在房地產、拆遷等方面也存在著隱患。樓市不但對中國十八億畝耕地這條紅線構成威脅（參考《拆樓還田的那一天必將來臨》），由于房價一再上漲，老百姓叫苦不迭。國家雖然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發布了措施，但地方官員遠沒有在低價拆遷賣地時的積極性。在前時期的大拆遷運動中，官商勾結，毆打被拆遷戶，已在局部上出現資本左右政權的現象。在十七大以后各地方出臺了拆遷按其周圍商品房價給予補償或者回遷的政策，這使后來的被拆遷戶松了一口氣。以前的拆遷戶面對拆遷后房價不斷上漲的情況，只好望房興嘆了。　　

資本掠奪百姓的另一個場地就是股市。股市的本意是為了發展實體經濟，是為實體經濟更好地配置資源的手段。買股票本來是為了投資分紅，后來股市竟變成投機場所。炒股成為中國人的一種職業。炒股中的賠和賺只是錢的轉移，它沒有增加任何財富。老百姓準備用于養老、子女教育和治病的血汗錢，存入銀行，物價上漲，貨幣貶值，有的就去炒股票。那些由學者、專家、教授、記者、名流、政要等知名人士組成的股市走向分析的權威團體，通過媒體、報章、專刊發布股票信息，小股民跟著股市權威跑，開始還真的得到了一些甜頭，這就對權威們更加信任。上了鉤的小股民最后終于發現上當受騙被套牢。而那幫忽悠小股民的精英們卻大發橫財。有一位窮記者加入到這種忽悠團體后就成為幾百萬的富翁了。　　

資本是生產活動的關鍵要素，設備、原料、發工資都要用資金。投資者分得部分利潤也是合理的。但資本不能搞野蠻掠奪。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中國存在的小生產意識和封建思想。中國的市場經濟，其法律體系還又很不健全，因而資本就有空子可鉆。原來處在貧困的小生產者發財之后，比那些世代富有者可能更加貪婪。這些問題也許是無可奈何的現象，但不能因噎廢食，去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和政府必將集思廣益，聽取民眾呼聲，逐步找到解決辦法。本文前面提到的兩條整治措施的思路也可能是自不量力，只供參考。但不論如何，密切關注社會上發生的各種問題是必須的，以便防止資本綁架國家的悲劇在我國重演。　　

七、人類理想遠景如何實現　　

在《馬克思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未出現》的七、中國模式對人類未來的意義一節中，重點說到中華文化的重要作用。中華文化具有包容精神、親和精神，與西方的優勝劣汰的排他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在世界已經發生了全球化、多極化和區域聯合化的今天，唯我獨尊的排他文化完全不合時宜。而以包容精神為特征的中華文化則是符合人類需要的。　　

中華文化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體，以和為尺度。和諧是通往理想社會的正路，不是誰消滅誰的問題。消除私有制只能靠生產的高度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和諧理念的深入人心，社會道德的共識，到那時虛擬經濟，國際金融資本的坑崩拐騙就會成為人人不齒的過街老鼠。當然不談誰消滅誰，并不是不要斗爭，只能以強大的硬實力作后盾，才有資格談和諧。如前面所說，毛澤東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求和諧也是一樣，也要經過斗爭。中國的斗爭和蘇聯不同，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工人、農民、小資產、民族資產都是人民，凡是愛國擁護社會主義的都是人民，最近看《紅色搖籃》，黨中央博古等人批毛澤東是富農路線，也分給地主富農以同樣的土地。王明、博古總是照搬蘇聯作法，事實證明，毛澤東給地、富出路的政策是正確的，能團結大多數。到1956年公私合營改造時，資方還可以分紅或吃利息。因此毛澤東的斗爭哲學不是極端的，是為改造社會的，是革命人道主義。所以說以硬實力為后盾，經過必要的斗爭，和諧世界、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等人類理想是可以實現的，那種一方消滅另一方的思路未必是人類必經之路。　　

“非我者就是異類”，這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思維方式，有人舉例說：“西方有一老太太這樣看中國：‘一個不相信上帝的共產主義國家還能取得成功？’國內有信基督教的人，總是說“上帝”、“主”是最可信的，然后再貶低別的宗教。其實所有宗教都是勸人向善，宗教只不過是人的精神寄托。褒己貶他反映了西方的思維方式。我們要發揚中華文化包容性，絕不可以照搬西方的“非我者就是異類”的思維慣性，在政治意識方面也不要走極端。　　

或許有的把和諧一詞看成調和主義，折中主義，甚至是修正主義。中華文化的中庸之道沿續了幾千年，化解了多少矛盾？王明等人總是說周恩來是折中主義，調和派。國外嘲諷他是不倒翁。實際上中國革命的勝利，毛主席的戰略主張起主要作用，而執行的大部分是周總理，毛主席沒有周總理的配合是不行的。在土地革命的十年中，是周恩來的多方努力，才使共產黨沒有分裂。在執行黨中央決議過程中，沒有靈活性的死卡未必能很好地完成戰略意圖。當然周恩來在對敵斗爭中，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妥協讓步，只是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矛盾中不能不用和諧方法處理。文化大革命時最累的就是周總理。就連紅衛兵要把交通路口紅綠燈的定義改過來，說紅燈應當通過這樣的小事都得由總理出面解決，更不用說對各地兩大派的槍炮武斗事件了。周恩來的一生是用和諧、中庸之道為黨的團結和中國人民做出了重大貢獻。　　

“冤冤相報何時了”這是人們規勸和解的用語。這一個群體得勢，整了另一群體，反過來原來被整的群體得勢后，再對另一群體進行報服，越來仇恨越大。網上有人氣憤地說，毛主席的最大錯誤是心慈手軟，殺的太少。這是個糊涂想法，毛主席的每一步都有是深思熟慮的。走極端解決不了問題。我們鄰國的那個紅色領袖得勢后做得夠絕了，殺了不少人，把首都的大部分人都趕出去，結果他很快走向滅亡。　　

中國在談和諧世界時，首先要把國內的社會和諧處理好。我在《分配是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石》中說到貧富差距時認為，我國已經或正在形成蘑菇狀社會，圓高比（即財富與人數之比）形成極大的反差。富有階層人數不多但財富很多好像蘑菇蓋，平民人數眾多，所占財富很少，好像蘑菇莖。在黨的十七大勝利閉幕以后，雖然正確的方向已經指明，復興大業的航船已經起動，道路正在開通。也采取了關注民生、節能減排，抑制物價、加大社會保障、醫改方案、查辦土地違規----等一系列措施，但未來的路途不會是一帆風順。關鍵是干部們的思維慣性，各部門的利益問題。從湖北天門市打死拍照者、遼寧的一個縣委書記到北京抓記者等事件可以看出有權者的思維：“我有權，你就得聽我的，你不服管，我就揍你抓你。” 　　

我以為改革的核心是政治經濟利益再分配。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標題是“關鍵在治官”，內容說的是虎照造假案的背后是官員的利益問題。改革必然要涉及各種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國民生產總值就像一大鍋肉湯，有小部分人用大勺舀，幾勺子就下去半鍋，另一些人用中勺，再一些人用小勺，到老百姓只好用筷子沾一下咋滋味了。但改革又不能走極端，要理性漸進，沾筷子的百姓改用小勺，那些用大勺的就請用中勺了。改革的進程要悠著點，步子不能過大過急，以化解和減少障礙。改革卻是一門高超的政治藝術。國家改革雖然不能過急，但態度要堅決，優柔寡斷是不行的。　　

改革試點到一定程度就要用法律固定下來，逐步界定政府、市場、各社會團體的權力界限。　　

任何改革都要一步一步的前行，不可能齊推并進。當前下正在貫徹執行十七屆四中全會的反腐倡廉問題。廉，應包括多個方面，吃喝宴請的浪費，公車私用汽車補助等等都應一并解決。總之放下大勺子要先從干部做起，再逐步推廣之。　　

總之，經過一系列改革措施，從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入手，逐步形成公平與效率并重的分配機制，把我國建成和諧社會的楷模。只有如此，我們就能理直氣壯地大談和諧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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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本文的中心思想都反映在《共產黨領導是新中國的靈魂》中最后的一段《中國不能亂》中。我認為在繼承６０成果基礎上向前發展是最好的選擇，希望中國不要亂，亂了也不可能向左、右兩邊極端思潮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只能是達到國際反華勢力肢解中國之目的。那些時可能比南斯拉夫和伊拉克還要悲慘。求穩怕亂是老百姓的主要想法。　　

本人沒有什么理論水平。只是以普通平民的眼光看待歷史，以老百姓的語言敘述往事。顧此失彼之處肯定會有，片面之詞難以避免，望各位網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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