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0年代毛澤東喊出“湖南獨立”到1940年代毛主席的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再到1970年代“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中國經歷了從被殖民到走向世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于是又想起馬克思的洞見：個人的自由解放有賴于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國家、個人的自由平等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英、法、美在國內民主方面，德、俄、中在世界民主方面形成一種分進合擊的局面。前者的民主以殖民體系來維持，后者的民主以民族主義為支柱，所謂“外爭族權、內爭民權”是也。繼而，產業鏈的全球分工與協作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勢，在核恐怖均衡的基礎上（太陽原理），天下文明已是大勢所趨。

就近而言，哈大的勞倫斯·哈里森在《文化為什么重要》一文中談到，在美國提出“偉大社會”和“向貧窮宣戰”口號三十年之后，拉美裔美國人有30%仍處于貧困線之下，印第安人失業率達70%，黑人則有27%的貧困率。這種國內經濟的種族結構是否讓人聯想到殖民體系的國際分工呢？同樣已處于全球體系之中的中國，東西部的發展狀態也是亞非拉與歐美兩極分化的衍射投注。經濟結構的國際接軌是殖民戰爭以來世界板塊碰撞之結果，沒有全球結構失衡的解決，國內失衡也無從解決；反而言之，國內平衡的聯動是解決世界性結構危機的現實途徑。

從而，把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美國的少數族裔問題與亞非拉統一戰線聯合起來（如伊斯蘭新教運動、拉美獨立運動、非洲解放聯盟），使民族、宗教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有機結合起來，最終實現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雙向對沖。唯其如此，才能從根本上瓦解階級內部、民族內部的不平等（如《斯塔克宣言》），從“以他人為地獄”的世界進入美美與共的大同。

勞倫斯在《地理與文化》一節提到：

幾乎所有發達的民主國家都在溫帶，而窮國大多在熱帶……新加坡、香港和半個臺灣都在熱帶，它們的成就堪與日本媲美，說明儒家問哈的作用勝過地理條件。韓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境內的華人少數民族還有熱帶秘魯、巴西境內的日本裔少數民族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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