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那本“顛覆性書”的看法
關于那本“顛覆性書”（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由書作坊出版社出版，李銳 謝韜作序）的爭論，引出了“顛覆謊言”之說。其實，這世界是有各種謊言，有各種違心的話，還有疑點重重的文章。在下看來，毛澤東選集、文集透明度與一致性是最高的，爭論了30多年，沒有多大變化，觀點（如以糧為綱、以鋼為綱、以階級斗爭為綱等）的不同可以說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也都是看著他的書長大的，社會的各類運動許多也是親身經歷在其中的，社會的變化也感受著的。所以，人不無全生活在言語和文字這種狀態下，更多的是活生生的實際生活。
毛澤東時代沒有進步嗎？回答是否定的，不僅有進步，而且在世界大國中屬于進步快的行列里面的。咱們的國際環境不如人家，經歷幾場相關的戰爭和戰役，也經歷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與蘇聯好了幾年，后來也不好了。也就說中國出了一窮二白和不好的國際環境下，支撐著、發展著，這不是謊言不謊言能夠取而代之的。
四屆人大周總理滿懷信心地說，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說明在新中國的二十多年里，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具備走向現代化時代的基礎。比如，軍事裝備部依賴國外，也不再是那個“漢陽造”，兩彈一星、核潛艇、各類戰機、艦艇、軍車、武器裝備等。鋼產量快速上升（盡管有曲折），石油、煤炭等能源快速提升，化工、化纖工業幾乎從無到有，緩解了糧棉相互爭地的局面（關系到百姓的吃和穿大問題），機械工業也得到大發展，不再是老江南造船廠的初級水平了，輕工業星羅棋布。農業總體上也基本完成了翻番。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到1976年外匯儲備也有5.8億美元，黃金600噸（其中400噸是73年與74年在國際黃金市場購進）。
誠然，發展過程中也不少的困難和問題，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大問題。爭論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那就不好說，因為全國情況不一樣的。以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最為嚴重。就是同一省份情況區別也非常大。無論如何問題的指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毛澤東，問題歸結毛的“大躍進”和“反右傾”。其實浮夸風59年上半年度已經提出遏制，不信可以看看毛澤東先后六封黨內通訊的文章和毛澤東當時的指示，這些信生產隊長和支部書記都可以看到的（有些省看不到是另有企圖的）。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提到的“六條”說得很清楚。在下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毛要這樣做？
從1956年開始黨內分一線二線領導開始清晰起來，到1959年就比較分明了。一線以劉鄧為主線，劉主抓農業，鄧主抓書記處（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就是協助劉分管農業）；周不屬于一線，主抓工業、財政、科技。自然還都須向毛匯報工作。日常工作分為兩大方面。但在后來的他們各自的文選中，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文選明顯缺少，上面所說的透明度，對他們來說就遜色許多。對這三年的爭論和問題，都推到毛的頭上，在下以為不公允。62年毛作了自我批評，是作為最高領導所承擔的責任。其他領導不該承擔責任？各有各的賬，歸于毛一人身上，這僅是毛去世后所發生的。這三年出這么大的事，沒有人敢擔責任，也許唯有毛可以功過相抵才能緩急的，還是一些人的掩蓋錯誤的法寶呢？反正毛的肩寬，一推了事。事實也是這樣的，就連河南、四川等主要領導也輕松許多，甚至似乎沒發生什么大事一樣。吳芝圃、李井泉就是一例，在下以為是極其不正常的。這一口惡氣都沖著毛。欺上瞞下毛并不知情，所以毛當時要各級領導開展調查風。
當時全國的糧食政策基本是一致的。況且劉是主抓農業也是賑災的領導，他的足跡在哪兒呢？李井泉的問題是七千人大會上一個四川干部用匿名信揭示的，李當初就在四川不讓省委宣傳貫徹執行毛在五九年的那個六條。在七千人大會的分組會上，劉在安徽組（曾希圣），鄧在四川組（李井泉），河南由于信陽事件，七千人大會前對吳芝圃作了些處理。事實上“各有各的賬”并沒有算，文革中算了一下，文革后都徹底平反了，接著就是全部傾倒在毛的頭上，一線的領導算了什么賬了？所以在文革后對毛各種評價（包括現在精英們流行的），一般都低于毛在國際上各類評價。尤其是對于各國政要和多數學者是這樣的，偏差主要是對“三年自然災害”中各有各個賬的不同理解。
比如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兩次（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時間較長的訪問中國，走了許多地方。“鬧大饑荒”就是一個他所考察的內容之一。英國在香港是睜著大眼睛的，西方的情報機構那個也不是白給的。蒙哥馬利是軍人出身善于偵查，所以在西北考察時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從裸體的人看人的營養健康狀態。答案是兩個字“正常”！還有1960年，美國的著名作家、記者斯諾也進行長達兩個多月的中國考察，給周總理提出了40多個問題，回國后也撰寫了《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
從某些領導和精英的主導思想是對毛的徹底清算為先導，所以“餓死人”的數字也一路上升。關于數字問題的來龍去脈，大致是這樣的。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公布三年自然災害時人口數據。中國在1953年有過人口普查，直到1964年。單項上報統計數字應該是有。由于統計口徑（內涵、范圍、時間）不同，故統計數據有偏差。關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眾說紛紜。八十年代初我國進入聯合國人口委員會，并擔任領導職位，從1983年開始有國內外學者、專家開始介入。增加了幾分“科學”的色彩，加上政治氣候也越來越推動這一潮流地發展……
國外的有彭尼· 凱恩、杰斯帕·貝克、安斯利·科爾等，有用專著、回憶錄、自傳性小說等流傳，最有代表性的有安斯利·科爾開始用數學模型，他推斷非正常死亡人口結果是2700萬，他的用得是“線性模型”。說白了這個模型小學生也會算，都是四則運算。關鍵這：“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怎么得來的？
國內李成瑞認為科爾使用了多次線性相乘，稱其為超線性模型，加以修正后得1700萬這個數。1987年蔣正華發表論文，采用的模型叫“動態參數估計模型”，結論還是1700萬這個數據。1993年金輝按“動態參數估計模型”計算，得出2791萬這個數，為何會多出1000多萬呢？出生率不是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數，而是用了56年57年的平均數，前者低后者高，更不是那三年的真實統計數；同時他發現了此時城市人口還有增長的數據（統計的口徑不同數據也不同），而且增長了680萬（事實上工業建設需要，招工及征地工仍在延續）。所以最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471萬。
關鍵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這些數字怎么得來的？比如“總人口減少值”，金輝發現城市人口增加的，那么農村的人口減少值必須還要增加！比如“出生人口”，是總人口數乘以出生率。有用1‰ ，有用53～57年的出生率的均值，有用56年、57年的出生率。怎么用要看這些學者的心態。比如“正常死亡人口”也是根據時間段來獲取自然災害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數的，排除由于營養不好引起的各類疾病而死，也就說這樣原因引起的死亡自然也納入餓死。
怎么用？要看這些學者的心態。其實這就是立場與觀點。比如金輝1960～1961年的情形較為嚴重，這兩年是：2568－1395＋1348＝2521（萬）。 那么不少專家堅信1959年也必須是這個平均數，那么這三年總和為3781.5 萬，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長680萬，就是4461.5萬。為什么不能更多呢？那么，反過來想一想不行嗎？在所有的模型中，第一項“出生人口”，是至關重要的。這三年為何不能是零增長呢？為何不能是負增長呢？大饑荒為何還有正常的結婚率呢？大饑荒為什么還要多生孩子呢？而生出孩子為何又不加以統計和采用呢？
這種帶有數字偏好的現象比比皆是，近年來倒是發現這三年相關人口數字不斷增加，也就說或者人數在增長，比如這三年出生人數，只會在日后會減少，但實際數字卻在奇怪地增長，而且是百萬之眾。那么一進一出都是翻了番的。再說了只要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餓死人口”，甚至連死亡數也當作“餓死人口數”。數據引用無疑是走極端的，拿著這幾個重災區說事。
從八十年代中期的全國數學模型研討會（第一、第二屆），在下都是參加的。私下聽人說起過（當時是不能張揚的），我們這些人是持不贊成的態度，起碼動機不純。而相關的人士有興趣，而且非常高漲，所謂的調研也都是往重災區跑。河南史來賀的劉莊就沒有餓死一個人，所以是各有各的賬。雖然中央關于城鄉的糧食政策只有一個，但結果是不同的。這樣的數學模型和這樣的清算毛的思維，這個數據還能有多少真實呢？但有人喜歡它，在這些人看來它比“原子彈”還厲害百倍千倍。請問：如此走下去，是不是要掉進馬爾薩斯的陷阱？重現拉普拉斯之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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