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黎陽先生“文匪治國國將不國”之文，總得感覺和建議就是應把貫穿全文的“文匪”兩個字，改為“貪官污吏”四個字，或改為“封資修衛道士”六個字。　　

     因為如此一來便可以避免了黎陽先生如下幾點原則性的問題：　　

     一、避免了至少客觀上與修正主義者一樣否定了黨的基本路線，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性質截然不同的矛盾，從而至少在理論上避免了古今中外對文人搞階級斗爭擴大化，挽救了古今中外絕大多數難免存在這樣那樣缺點錯誤，而本質上并不屬于“文匪”的文人、包括黎陽先生本人在內！　　

      倘若這樣，黎陽先生“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的結論，就變成“自古中國貪官污吏皆文匪”了。這就比較符合客觀實際了。因為凡要做貪官污吏者，不管大貪還是小貪，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和才能。這正好與“無才無德害一人或一家，有才無德害一方或一國”的客觀實際相吻合，從而對于“千古怪圈，千古神話，千古騙局，千古交易，千古賴帳”之類人事，均可以作出比較合理性的解釋了。　　

否則，人類歷史由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這種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波浪式、鏍旋形發展的歷史前進軌跡，用　黎陽　先生的“五個千古”、尤其用他的“千古怪圈”就根本無法解釋了。相反，有一個人提綱挈領地用廖廖數語便把人類發展的歷史說得一清二楚了。這就是世界巨人中的巨人——毛澤東的論斷：“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斗爭，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二、避免了歷史虛無主義，因而可以把　黎陽　先生所斷定的“中國文人對世界文化科學技術的貢獻為零。”，修改為“中國貪官污吏對世界文化科學技術的貢獻為零”了。　　

三、既可避免　黎陽　先生無法自圓其說，又可以避免　黎陽　先生“倒臟水把嬰兒一起倒出去”：比如“文人不勞而獲的“初級階段”是招搖撞騙，是靠單純的軟暴力。一旦被人識破不買帳，軟暴力就失效了。這時就只有仰仗硬暴力搶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摧毀”——文人也不例外。　　

在這段話中黎陽先生筆下的“文人”，竟然學習運用起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從事“硬暴力搶劫”了。黎陽先生在這里雖然沒有直接道明“文治武力”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否也屬于“硬暴力搶劫”，但似乎很難分清黎陽先生筆下的“文人”，到底是指貪官污吏之類“文匪”，還是指有才有德、又紅又專而可以統帥三軍和人民，從事改天換地的革新派人士和革命派英雄豪杰及其領袖集團了！　　

必須指出：籠統地反對“軟硬暴力搶劫”只能是假道士的自欺欺人。因為反革命階級有反革命階級的“軟硬暴力搶劫”，革命階級在血的經驗教訓中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要對反革命階級實行“軟硬暴力搶劫”難道不對嗎？我想是對的。這就叫做以革命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以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否則，就只能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黎民點燈”，甚至只許強盜放火不許良民點燈的表現形式之一了。　　

又如“黎文”中說：“文匪寫的書“是書滿篇毒”，永遠無孔不入、象老和尚念經“一樣不厭其煩、喋喋不休地反復嘮叨文匪治國是如何如何偉大光榮正確……”據說毛澤東時代的文人，時常要用“偉大光榮正確”這些定語來形容中國共產黨，并且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接受“偉大、光榮、正確”這些定語來形容，除了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等牛鬼蛇神及其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當代的封資修衛道士絕不認同之外，至少對于廣大工、農等勞苦大眾來說當之無愧的。而　黎陽　先生含糊其詞地批判“偉大光榮正確”，加上“黎文”從認定“古代中國文人皆文匪”到結論“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豈不是歷次農民革命軍中的文人和毛澤東時代的文人、包括當今的　黎陽　先生自己都是“文匪”了？！　　

由此可見，只有用“貪官污吏”這四個字取代“文匪”這兩個字，才既可避免　黎陽　先生無法自圓其說，又可避免他倒臟水竟然把嬰兒一起倒出去的“大意失荊州”。　　

誠然，黎陽先生已在文中說過：“中國古代靠自食其力即便讀書也當不成文人（即得到官方認可的、有“功名”的人）。從這個角度講自古中國文人皆文匪，只是為匪程度多少不等而已。”由此可見，黎陽先生所說的“文人”是有特指的，或者說黎陽先生本身無標準而是以“官方認可”與否作為劃分“文人”與“非文人”之標準的，但當今之世界本來簡簡單單的的事情和問題，已經被封資修衛道士們搞得錯綜復雜而很容易忽憂和欺騙老百姓了。因此，至少對于已經通行世界的“文人”、“知識分子”之類字眼，還要專門到黎陽先生獨創的“黎陽字典”里去找解釋才有所可能正確理解，這至少我個人是不贊成的。　　

還有，“黎文”中又說“今日中國不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此不再‘文人皆文匪’”。這似乎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了。但　黎陽　先生不是以階級分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古今中外的“文人”分為“革新派和革命派文人”與“守舊派和反革命派文人”，而是把“文人”分為昔日“文人”與“今日”文人，并將其絕對化，這就不能不至少不自覺地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了。　　

四、如果糾正了　黎陽　先生若干方面的失誤，那么有一位署名黃月強的網評者認為：“前有魯迅，今有黎陽（注：似乎還應加上“張宏良、司馬南等后人”）；不同的年代，相似的環境；但愿國人，快快醒來；惟有毛主席，才能救中國。”就比較正確了（注：如果把其中的“惟有毛主席”改為“唯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就頗為科學了）。因為　黎陽　先生此文中確有很多語句象魯迅先先一樣“入木三分”。比如：“文匪=蒼蠅十白蟻，若經修改便是：貪官污吏=蒼蠅十白蟻。如此等等。　　

“黎文”中論及的““一私二懶三貪四假五散六傲七蠻八懦九詐十賴十一鄙十二劣”，如果用來描述當代封資修衛道士的所作所為則更是恰如其分了。　　

五、如果把黎陽先生85102字的“文匪治國國必不國”之文，與自稱“北京農民工”的“候丙才”45021字的所謂“社會論（初稿）”之文相比較的話，那么也許可以說：“侯文”集合了6分封資修的謬論和精神毒素及垃圾，顯示了3分才華，裝飾了1分精華。因為“侯文”的開頭語和其中有一段描寫公有制優點時，還是比較精彩和客觀的，“黎文”則既顯示了7分才華，又陷入了幾分形而上學之偏見，若用“貪官污吏”四個字代替“文匪”二字，則基本成了精華之作。其中尤其把“易中天”先生在《百姓講壇》中吹噓為“救世之藥”的孔孟之道，對其本質作出了深刻的結論：“孔孟之道的一切本質上都只與掠奪財富有關，與創造財富無關……”“只要尊孔，就能夠‘學而優則仕’，就能夠做官掌權，就能夠文匪治國，就能夠持權搶劫，就能夠不勞而獲，就能夠為所欲為。”　　

“黎文”與“侯文”最大的區別是：前者至少在主觀上狠批主觀唯心論，直接提倡“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注：“思想”二字為筆者加）的辯證（注：“辯證”二字為筆者加）唯物論的認識論徹底破除形而上學（注：“形而上學”四字為筆者加）唯心論的認識論。” 后者則公然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竭力宣揚主觀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可惜的是：黎陽先生在狠批主觀唯心論的同時，卻又陷入了機械唯物論和在某些問題上陷入了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待歷史和現實的形而上學之泥坑。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原因也許在于他忘卻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分析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若非如此，除了上面已提出的問題之外，他就不可能得出：文科“容許造假”，理科“不容許造假”這種把學科絕對化和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之結論了。正確的結論只能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實質問題跟任何學科均無關，只與世界觀和人生觀相關。　　

      倘若把商欣仁…彭祖龍……著的“六渡橋的黃昏”和署名“勿食我黍”與“ 清河”所作的“《論社會主義社會》”等類毒草文章和精神毒品也拿來作比較，那就只能說：凡是毒性猛烈的毒草文章，一般都很善于打著紅旗反紅旗，也很會巧妙地羅列似是而非的“事實根據”，其中更不缺乏名不副實的華麗詞藻。　　

六、黎陽先生此文中所論及的“文匪”， 如果指得是當代的漢奸賣國賊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及其社會基礎——尚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等牛鬼蛇神的話，那就可謂是量體裁衣、天衣無縫了！ 　　

但　黎陽　先生把“知識分子”一概論為“文匪”而力圖“嚴厲懲處、斬盡殺絕”，主張把“唯心論的認識論”算“立場問題”和“罪行”，并因此批評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正確方針和“包下來”、“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這猶如“農夫憫蛇”，是“ 決策把蒼蠅改造成蜜蜂、把毒蛇改造成蚯蚓。”于是，他便自以為是地責備“毛澤東憐憫了毒蛇一樣的惡人”。我想：這不能不是　黎陽　先生極左思維的某種表現。　　

誠然，黎陽先生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產生偏見，主觀認定：“沒有‘知識分子’，只有‘知識騙子’”，甚至把知識分子概論為“文匪”，主張“ 徹底淘汰、徹底消滅”，看來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思想上存在以片面的、孤立的、靜止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現實的形而上學之誤區；　　

二是他把修正主義者自覺不自覺地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所導致的嚴重社會后果，作為千古罪惡全部加到“知識分子”的頭上去了；　　

三是窮兇極惡的階級敵人混在“知識分子”的陣營中，公然在號稱“客觀、公正、理性、寬容”的“凱迪論壇”等網絡世界中，殺氣騰騰地進行了反動透頂的反革命血腥叫囂：——“所有問題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殺）毛所有的直系子孫，基本可消民憤。這點看上去很難，但是唯一救這個民族的辦法，并徹底解毒！毛新宇可能是個假貨，要DNA確定一下，不是毛的兒子的話可以放過！” ——“殺死幾十個人，可化解中華民族60年來億萬人民的心結，這是必須的。”——“處置毛左，一定要用最嚴厲的手段，不能再讓毛左有春風吹又生的機會。”　　

縱觀全文，正因為當代世界中喜歡狗戴帽子裝人樣、愛好強盜裝正經、擅長賊喊捉賊的封資修衛道士們，時常明知自己是中華民族糞坑或發糞池中殘留的蛆蟲，卻往往要跑出來聒不知恥地“代表中華民族”，或者假冒工、農、兵、學、商等名義，在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是在新興的網絡世界中大肆販賣“騙死人不要償命”的封資修精神毒品。　　

而它們因為常在社會的陰暗角落里活動，故無愧是對社會毒菌和疾病了如指掌的“高明醫生”，只因它們喪盡天良和人性，又喜歡狗戴帽子裝人樣、愛好強盜裝正經、擅長賊喊捉賊，以致變成力圖占妻、奪子女、霸占家產的奸夫，并且很精通“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的反革命巫術，所以封資修衛道士們目前的劍鋒所指是“孫悟空的九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對敵慈悲對友刁的唐和尚九族”，目前則讓其邊聽封資修的靡靡之音，邊好吃好喝供養著，以促使其膘肥體壯”；“寧與師父共存亡的沙和尚九族”，目前則心有余而力不足；認為“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而思想糊涂、好色懶饞的“豬八戒九族”，目前則正陶醉于“高老莊搶親和小康家庭建設”。至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由人變鬼卻熟視無睹或無所作為。于是，黎陽先生便把全部歷史和現實的罪惡都加到“知識分子”的頭上去，從而愚蠢地給窮兇極惡的階級敵人幫了一個大忙——那就是把古今中外知識分子的文明“正規軍”全部趕入敵對勢力的陣營中去了！　　

換句話說：正因為鼠患過烈，一籮白米中又已經有不少米曲和小蟲子，再加上表面覆蓋著一層老鼠屎。于是，黎陽先生便形而上學地以偏概全而誤以為整籮米都是老鼠屎，應該全部充當肥料了。或者說當年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及其豢養的漢奸們，穿上八路軍的衣服假冒八路軍去禍害老百姓的人事在當代往往借尸還魂而重演，黎陽先生便認為全部“八路軍”、包括自己在內都該“ 徹底淘汰、徹底消滅”了。　　

總之，黎陽先生只是由衷愛護“孫悟空九族，并沒有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幫助“唐僧九族”；“沙僧九族”；“豬八戒九族”認清“白骨精吃人的階級本性”，即若吃完“孫悟空九族”，就要吃“唐僧九族”，吃完“唐僧九族”，就要吃“沙僧九族”，吃完沙僧九族”，就輪到“豬八戒九族”了，從而使他（她）們憂患與共重新團結起來，向害黨害國害民的大大小小的“白骨精”及其同伙同仇敵愾，重走“人間正道是滄桑”！相反，黎陽先生竟然怒火萬丈而主觀武斷地把他（們）都趕入敵對的“文匪”陣營中去了！　　

盡管如何，對　黎陽　先生的論文而言，至少從本人已瀏覽過且有若干評論的數文來看，也許可用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列寧，曾對德國某位革命黨人作過的評價來評說：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然而，雞永遠也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對于已獲取帝國主義“勛章”而被無產階級的敵人吹噓為“真正的世界級偉人”，卻又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恥叛徒而言，則如同當年某位“德國工人領袖”一樣像個臭雞蛋，打開的時候聽到“啪”的一聲響，噴出一股臭氣便什么也沒有了！　　

七、黎陽先生認為：“中國文匪折騰的‘自由選舉’既不為國，又不為民，完全是文匪‘空手套白狼’、用軟權利控制硬權力的工具，持權搶劫的工具，禍國殃民的工具……文匪自己從來沒實話，從來利用話語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搞得整個社會風氣徹底敗壞，招搖撞騙橫行無忌，假冒偽劣泛濫成災。這種大環境下的‘自由選舉’除了變成騙子大比賽還能是什么？”　　

我想：對于封資修衛道士們目前津津樂道的“自由選舉”，原則上是應該贊同的，或者說照樣不能因為“倒臟水把嬰兒一起倒出去”。然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和最本質的東西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工、農等勞苦民眾、尤其是農民小私有者往往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當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用煙酒等小恩小惠或直接用小錢收賣便可將“選票”拱手送鬼的歷史年代里，或者說“拐賣選民人口”的封資修人販子到處涌現的年代里，黎陽先生無情批判被他稱為“文匪”的剝削和壓迫者的“自由選舉”也是頗為在理的。　　

那么該如何看待“自由選舉”呢？如果說革命者的主要任務并不在于給社會指出存在多少毛病和重疾，甚至牢騷滿腹、怪話連天（注：這方面封資修衛道士們可是行家里手），而在于確診病因和尋求制造治病的良藥；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并非僅僅在于破壞一個舊世界，而更在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的話，那就應該不但要積極支持“自由選舉”，而且要努力宣傳人民、組織人民，使廣大勞苦民眾意識到封資修衛道士們目前所鼓吹的“自由選舉”，實質上是利用民眾小私有者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缺陷，進行“自由賄賂選舉”和“自由用煙酒等小恩小惠，或直接用小錢收買選票進行選舉”。　　

選舉結果至少在集體腐敗嚴重的地方、部門、機關、單位等織織中，往往是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如愿以償——即少數壞人十少數被收買的好人=稍微多數選票=陰謀得逞=把權力騙到手，緊接著它們彈冠相慶或用公款加深腐化程度，但并非“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絞盡腦汁地力圖惡性循環地進行“騙權搶劫和騙權破壞”！更是“吃孫用孫不謝孫”！　　

為什么竟會如此呢？因為“剝削有功、壓迫有理”，所以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騙權贏利了。不！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的騙術暫時靈驗而贏利了。為什么？因為選舉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因此，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通常在“最好也有三個壞，最壞也有三個好”的基礎之上，利用小私有者民眾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缺陷，便可魔術般地把“自由選舉”變為“自由賄賂選舉”和“自由用煙酒等小恩小惠，或直接用小錢收買選票進行選舉”了。如此一來，少數壞人十少數被收買者=多數，民眾中永遠無法摧毀的健康力量之代表人士，暫時便往往反而成了少數派，即成為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自由選舉”的陪襯和“半夜尿桶”了！因此，他（她）們眼睜睜看著新、老資產階級政客及其走狗們騙權搶劫或騙權破壞均心有余而力不足，如同“齊天大圣”被壓在“五指山下”， 眼看著妖魔鬼怪們禍國殃民卻無能為力一樣！廣大勞苦民眾時常被非法侵害卻往往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主要原因也就在于自己或同伴們數年才有一次的“選票”往往被鬼騙走之故！　　

無產階級的覺悟者只要幫助工、農等勞苦大眾認真總結無情的現實生活和血的經驗教訓，使他（她）們逐漸由“自在階級”變為“自衛階級”，從而必然在“自由選舉”期間，高度警惕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那么被黎陽先生稱為“文匪”之一的、曾被吹噓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時政博王”——吳祚來之流所唱的：“普（金）哥在布（什）家吃龍蝦，濤（錦濤）哥在香港抱囡囡，”待等“自由選舉”日，“我請濤哥拿主意”（注：實為“我請濤哥交權利”吧），就永遠只不過是狐貍想吃烏鴉嘴里的肉而垂涎三尺、好話說盡；或者賴蛤蟆想吃天鵝肉，而在自我陶醉地哼哼笑里藏刀的小調罷了！至少大浪淘沙盡，歷史巨人的雄健腳步必然邁入人民民主專政時代，進行名副其實的自由選舉之時，當今熱衷于“自由選舉”的封資修衛道士們，都將不是向隅哭泣而不得不脫胎換骨，也勢必要為自己當今的瘋狂惡作劇買單——玩火自焚了！   　　

八、文中加□的語句本人認為很精彩，加[  ]內的字詞本人認為該刪除，加（  ）內的字詞應增加或替代邊上的字詞或系本人加的注解，加下劃線的語句則認為有所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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