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客觀地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　　

王志光　　

“毛澤東時代”已經成為歷史，毛澤東業已成為歷史人物。在毛澤東逝世后三十年里，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評價并沒有因為有了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而達成一致的意見。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評價因國內國際的形勢變化而若隱若現，當前又表現出新的評價熱點。　　

三十年來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評價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態度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結論。一種態度是辯證地看待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功與過，也就是在肯定毛澤東及其時代對中華民族作出了歷史性偉大貢獻的前提下，承認毛澤東及其時代也犯有錯誤存在不足；在承認毛澤東存有缺點和犯有錯誤的時候，強調這些錯誤終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是毛澤東在帶領黨和人民在探索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另一種態度是否定毛澤東及其時代對中華民族作出的歷史性偉大貢獻，認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錯誤的選擇，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災難，因此肯定毛澤東及其時代的所謂歷史性偉大貢獻，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的前途是一種危險，必須重新對毛澤東及其時代作出評價。后一種評價觀點在當前國內一些主流媒體中經常可見。李銳、辛子陵等人是持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辛子陵在其《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中，將毛澤東的一生進行了“倒三七開”的評價。這種評價造成在對毛澤東及其時代認識上的思想混亂。　　

對毛澤東評價熱的再起，依然是由“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引發的。在當今世界，可供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只有兩條：要么走社會主義道路，要么走資本主義道路。對毛澤東評價熱的再起，實際上就是圍繞“中國走什么樣的社會道路”的問題展開的。說毛澤東及其時代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其實就是從此而言的。未來的中國，無論怎樣行走，都繞不過毛澤東所奠定的社會發展基礎。這個“發展基礎”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與外交等各個方面。李銳、辛子陵等人企圖否定毛澤東及其時代也竭盡全力地試圖從這些領域打開否定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切口”。關于這一點，從這些人近些年來的言論中已經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對毛澤東采取什么樣的評價態度同時也就在表明對中國如何發展的態度。這一點毫無疑義。當前，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評價集中在對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體制”的重新評價上。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從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入手，企圖在中國完全走上“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持這樣的一種評價態度的人以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為代表。這部分人同時認為毛澤東是一位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一個歷史人物。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對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意義重大。這部分人認為，制約當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就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那些沒有根除的“舊體制”、“舊制度”。這部分人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不講毛澤東時代所創造的巨大經濟成果，不講毛澤東時代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所作出的奠基性、開拓性的貢獻，只講所謂的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并且在講所謂錯誤和失誤時往往主觀性、演繹性色彩濃厚。長達三十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部內容都被諸如吳敬璉這樣的經濟學者用短短的“幾行字”給全盤否定了。這種做法簡直荒唐透頂！　　

筆者素來認為，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不能越過毛澤東所處的時代。這種時代包括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實際和世界的宏觀局勢。越過了這兩個客觀存在的實際，采取用今天的實際來看待和評價昨天的實際的做法，那就得不到對評價對象的客觀而科學的結論。同時，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不能失去對毛澤東及其時代存在的“客觀和歷史依據”的考察。毛澤東時代在中國的出現，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否認了這種必然也就否認了歷史。毛澤東及其時代為歷史所接受，這本身就是一種客觀。　　

毛澤東時代能存在三十年，并且至今還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作用；毛澤東時代能徹底改變中國經濟上的一窮二白的貧窮面貌，使中國走上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道路，埋葬了將深受世界列強壓迫和奴役的屈辱史，并且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的奇跡。說毛澤東時代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是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代，這并不過分。這樣的一個“毛澤東時代”焉能被說否定就給否定了呢？筆者認為，否定了毛澤東及其時代，也就自殘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中國的未來就沒有了存在的“中國根基”，就要成為西方世界的“附庸”！　　

當代中國諸如吳敬璉這樣的經濟學家為了徹底使中國走上西方市場經濟的發展軌道，將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對立面，并予以徹底清算和否定，其用意自然明了。用“僵化”二字就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曾經發揮的巨大作用和創造的歷史功勛的“計劃經濟體制”；用“封閉半封閉”五個字就掩蓋了毛澤東竭盡全力逐步打破西方世界和前蘇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封鎖和孤立局面的歷史事實。這是在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時的偏頗和武斷。　　

評價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首先得看毛澤東時代選擇這樣的一種發展中國經濟的模式的必要性。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體制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制度的選擇和確立問題。當我們說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必然的時候，我們同樣要說計劃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只有選擇和建立社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才能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情形下獲得集中精力干大事的可能，也就是舉全國之力建立新中國的重工業體系和輕工業體系的可能，才能將傳統的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經濟，通過農村的合作化、集體經化的方式組織起來，從而為徹底解決傳統農業的落后面貌打下基礎；同時通過這樣的農村經濟發展形式最大可能地、便捷地支持和保障新中國重工業和輕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說毛澤東時代為社會主義新中國作了奠基性的貢獻，這個貢獻當來自于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所發揮的強力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谷和西方世界處于強勢的現實，逐步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式，逐步進行商品市場經濟的改革，這自有其現實依據和必要性。否認這一點那是錯誤的。但不能就此而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歷史必然性；更不能因為現在中國搞“市場經濟”，為了尋找搞市場經濟的“依據”，就人為地擴大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就將“計劃經濟”講得一團糟、一塌糊涂、一無是處。　　

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世界經濟轉向由西方世界經濟為主導的情形下，如果中國要想在世界經濟大環境里立得住、走得開，根據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決定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必須得走“市場經濟”這條路，否則中國的經濟就必然發展受挫或停止、走進“死胡弄”的話，那也用不著回過頭來去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體制”。筆者認為，這樣的一種做法實在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做法。要將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六十年歷程”看作是一個不斷適應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發展的過程，看作是為了適應這樣的國際形勢而不斷調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由“完全的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市場經濟主體、宏觀計劃調節主導”，這樣的一個演變過程恰恰是與時俱進的客觀過程，也是實事求是地探索和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的過程。用這樣的一個連續的社會變化發展的客觀態度來看待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六十年歷程，那才是科學的態度，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態度。　　

現在有些人搞“市場經濟”就無視“計劃經濟”的價值，將“市場經濟”說得十全十美，將毛澤東對時代的“計劃經濟”說得“一無是處”。這顯然就是一種偏見甚至偏激。歷史地看，“計劃經濟思想”的提出正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客觀規律所作的一個“深刻反思”的結果。“計劃經濟”發揮出的巨大的優越性的一面已經被斯大林時代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所證明。因此，“計劃經濟思想”的提出絕不是哪一位經濟學家或是社會學家的一個“臆想”。當然，計劃經濟在實施過程中自有它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是可以通過調整改變的。“改革開放”之初，陳云講“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將“市場”引進計劃經濟中，這是陳云看到了當時條件下計劃經濟不能完全適應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勢而采取的靈活“變通策略”。實踐證明這是一個科學的思路。至于說當下的中國的一些市場派經濟學者對計劃經濟的全盤否定，那自然是為了盡快地推進他們的市場經濟而已。他們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不顧歷史事實的妄批。　　

來自市場派經濟學者對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體制”的所謂反思、所謂批判，其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及其時代，以此為實現這些人的在中國搞西方式的社會制度徹底掃清在政治、思想、經濟、文化上的各種障礙。當前，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不能聽信上述市場派人物強加在毛澤東及其時代上的無稽之談。在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的時候，必須采取客觀公正的態度。講科學發展觀，體現在學術研究上就要講究科學的研究觀。科學的研究觀的要義就是尊重歷史，做到客觀求證，實事求是，反對任何形式的“主觀臆斷”。現在一些學者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時代時顯然違背了這樣的一個研究原則。有些人則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時代上別有用心，那就絕不是一個“另當別論”的問題，而是一個令人無法容忍的必須堅決反擊的嚴重問題。　　

                        　2010年02月21日　于心明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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