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生產意識在改革開放后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對小生產意識的危害沒有反思，致使其不但暢通無阻，而且還有發展，甚至是花樣翻新，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下面仍然從五個方面予以敘述。　　

（一）政治意識　　

改革開放后政治意識仍然繼承了以前的模式，沒有多少收斂，有的還有所發展。官民之間的從屬關系是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爺為小民做主”是常見的戲曲臺詞。解放后新編歷史劇也有“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名句。這都反映了“當官就是為民做主”，這距離公仆意識還有相當差距。　　

對上依賴，對下包辦意識也沒有多少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供、銷完全由國家包辦。改革開放后，國家把企業推向市場，國家對工廠的產、供、銷放手不管，個人和企業都不知所措，大量工人下崗失業，不少企業破產。千百年來我國的家長對子女包辦一切，解放后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多大變化。現在不少孩子毫無自理能力。報上介紹，有一個離開家鄉的女大學生要按照媽媽寫的衣服編號與月份對照表來更換衣服的事，這雖是極端個例，也說明了父母包辦，子女依賴的普遍現象，從上學、結婚、看護孫子，老人要包兒女一輩子，不少子女還要啃辛苦一輩子的老爸那點低得可憐的六、七、八百元的退休金。這和國外的18歲青年就要自立的情況相比，說明我國的意識與現代社會極不適應。　　

“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念是我國官本位的思想根基。改革開放后大量知識分子進入官場以后，思想就迅速變化，權欲越來越大。改革開放前知識分子受到壓抑，對當官的擺架子訓人口氣十分反感，對依仗權勢走后門等行為嗤之以鼻。改革開放后他也當了官，口氣很快變了，他那種居高臨下的姿勢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攀比、擺闊、貪婪的心理與日俱增。“人家坐的是大奔馳，我還在坐桑塔那；人家的居所是250平米，我的住房才140平，我怎么了，真是！”，“人家那個辦公大樓多氣派，再看我局的辦公內外環境，窩窩囊囊，下面說我這個局長是熊蛋包，咳！”這種心理不能說在干部中百分之百的存在，但也不是個別現象。有的知識分子在提干以前經常議論當官的走后門等不正之風，對貪污者更是恨之入骨，他當了領導開始幾年還不大敢，但禁不住誘惑，隨之貪婪的心理急劇膨脹，犯事被雙規后的悔恨為時已晚。一些干部對中央的政策陽奉陰違，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是古代的封疆大吏們對上鬧獨立性，對下我行我素思想意識的延續。　　

改革開放后從一言堂發展到一支筆，這一支筆特別厲害，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真是為所欲為，把國家財政當作他自己的錢袋子。一些單位利用罰款得來的小金庫更是任其支配的資本，至于截流上級的救災款、扶貧款，咬上幾口唐僧肉的事也時有報導，甚至于工段長街道主任都有一支筆的特權。某個市委書記剛一上任就到南美、非洲去考察，說是去招商引資。她到一些不發達地區引什么資？再說這也不是她書記該做會做的事，說白了就是她利用權力先到一些不容易去的地方旅游，反正以后去歐美、日本的機會很多。一些進入官場的人權欲是沒有止境的。據報導某個小小的市長也搞了一次本市檢閱游行活動。他仿效國家領導人的姿勢，手臂高揚，向游行的群眾隊伍致意，還模仿中央領導的聲調，來個“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　　

（二）經濟意識中的保守、自我封閉和自成系統　　

改革開放后，雖然對社會分工生產協作以提高經濟效益有了一定認識，不少企業也有改進或創新，但對于自我封閉自成系統的思想并沒有得到克服，而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一些國有企業不計效果地搞設備引進，價值上百萬元的加工設備，即使是一年只用一兩次也要引進一臺，使這種昂貴的設備常年睡大覺。有的廠只用少量鑄鋼件，本可以由本市的鑄鋼廠協作解決，卻千方百計地申請搞了一個鑄鋼車間，說“自有自用方便，不必求人”該車間一年開工日不到10%，工人沒事就打撲克。　　

改革開放后，各地方各行業自成系統的意識并沒有消退。有的地方不顧國家的三令五申，大搞重復性建設，這完全是文革以前各地都要建成門類齊全自成系統思想的翻版。行業內資源不能整合利用，各家都另起爐灶，如各通訊公司都自建地下光纜設施，各家的光纜利用率極低，造成極大浪費，這些都是小生產意識自建封閉系統思想的反映。 　　

報紙上披露，我國的六百多個城市就有180多個城市宣稱要把本市建成國際性大都市，大建廣場，拓寬馬路，到處占用耕地建立開發區。這些不顧實際條件好大求全的思想造成了嚴重惡果。這是地方官員總想自成完整系統大而全思想造成的。　　

（三） 分配方面的兩極分化。小生產意識在分配方面形成了對上要平均，對下講特殊的雙重意識。在改革開放前平均主義大鍋飯意識深入人心，以致發展到對任何一點差別都忿忿不平，甚至引起仇視。　　

改革開放后糾正了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弊病，“手術刀不如剃頭刀”，“搞導彈不如賣茶蛋”的怨聲消失了，然而從平均主義的極端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多拿多占的貪婪心理迅速膨脹，不斷擴大收入差別，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一些自認為高人一等的人，不顧國情與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一味與國外進行對比，說什么國外的醫生月收入在四、五千美元，比我國醫生高出幾倍，我國極不合理，至于他的工資比工人高出四、五倍，有的還有一些紅包等灰色收入的過高差別，這筆賬他就不算了。一些有權的人物，先是利用權力多拿多占，進而設法搞灰色收入，打擦邊球，膽子越來越大，挪用公款，接受賄賂，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小生產意識的雙重性格與雙重標準，近年來表現在各個方面。一些人總在埋怨別的行業漲價，加重了自己的經濟負擔，又極力要求自己所在的行業漲價，以便增加個人工資。一些攏斷行業如銀行、電力、電訊等行業收入比一般企業高出十多倍。　　

我國最大的不合理是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政策的不公平。掌握政策制定權力的政府工作人員，在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的說教下，對企業的退休、醫療進行所謂的改革，并把這種改革說得特別美妙。對如此美妙的事為什么不向政府機關（制定政策者）和事業單位（知識精英們）推行呢？他們仍然沿用老辦法，由國家財政負擔一切，每年千八百地漲資，比企業漲資高出十多倍，醫藥費百分之一百報銷。每當中央要求對企業退休人員漲一點工資時，地方政府就會哭窮，磨磨蹭蹭，左觀右望。就像擠牙膏似的。漲那幾十元的方案定下以后，大張旗鼓地多次宣傳，唯恐世界不知道。當為機關事業單位千、八百地大漲工資時，卻是靜悄悄地雷厲風行地就辦了。他們增資最少的也是企業人員的十多倍。對這種一國兩制的不公平政策已經呼喊多年，就是解決不了。　　

有一位副部長在央視《焦點訪談》中向觀眾算了一筆賬。說全國有4100萬企業退休人員，每人平均漲40元，一年就是200億，這是很大的一筆開銷。這位副部長只算企業退休人員的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漲資他怎么不算一算？全國26個人養一個干部，按此計算就有4800萬吃皇糧的。他們幾乎年年漲，一漲就是千、八百元，最少的也是400多元。按400計，就是2300億。這是退休人員漲資的11倍。再加上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長資，能超過幾千億，副部長怎么不給觀眾算一算呢？　　

（四） 心理素質的兩個極端。小生產意識的心理素質極其脆弱，在窮困潦倒時悲觀失望，“人貧志短，馬瘦毛長”是這一心理的寫照。不食“嗟來之食”恐怕是極少數。剛剛有些富裕就忘乎所以，擺闊顯富講面子，換妻易友，包奶賭博，揮霍浪費，忘記從前，“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是小生產意識的心理特點。　　

改革開放后，一些人的腰包鼓了起來，開始處處大方，逐步走上揮霍浪費的路子。沈陽天價的滿漢全席，重慶啤酒節的狂噴，用19.8萬元的年夜飯招攬那些講面子的富豪老板。境內境外的豪賭，包奶嫖娼等等恐怕不是個別現象。近來又報出貴州某個市的國家干部嫖女中學生事件。稱女學生為“書包妹”是那里一直流行的話語，對這等傷天害理的事件，地方政府不作為應當查處。八十年代報上經常出現的風云老總們現在還有幾人？當年鄉鎮知名企業有多少已經銷聲匿跡？一些老板沒有發展事業的長遠打算，除揮霍豪賭外，就是把子女和錢財轉到異國。　　

一些地方官員更是揮金如土。為了形象、政績和招商引資，大建廣場，加寬馬路，盲目設立開發區，不惜血本，還要寅吃卯糧，真是花了爺娘血汗錢不心疼。有些地方拆房子都拆瘋了，他們對不到15年的六層居民樓房也要拆，好像中國已經富得流油。一些官員總想著拆房、賣地、賺錢，卻打著城市規劃的旗號。城市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地發展起來，規劃只是給城市的發展建設引導方向，以避免其盲目性。更有甚者，要城市出租車一律奔馳化，廣大市民對高級出租車不感興趣，的哥們不堪重負，有的只好逃之夭夭。　　

國外老板和港臺富人都很講節約。他們要把事業做大做強，不斷地擴大發展，還要回報社會。李嘉誠對教育和醫療等公益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內地富豪和官員們不應當對此進行反思嗎？　　

（五） 只顧眼前不管全局不顧長遠的實用主義。　　

改革開放后在重視理論方面有一定改進，但是在只顧眼前不顧全局和長遠的實用主義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各個地方官員為了政績，為了GDP指標，往往用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小生產意識的思維方法處理工作，如假貨遍地與地方保護有直接關系，五小企業如小水泥、小造紙、小煤窯、小采礦、地條鋼、小化工等等遍地開花。為了眼前得利，對污染環境，不管后代的小企業袒護有加。小造紙廠不上污水處理設施，即使有了處理污水設施也不用，上級環保來檢查，本地官員甚至于地方監察部門還要通風報信。偷排污水已經成了地方心照不宣的規則，最近報出河北省某味精集團明目張膽地向農田排污，排出的竟一些又黑又稠的臟物，他們還理直氣壯地說是這塊農田就是劃給他們用于排污的。小化工、小造紙害得農民有水不能喝，有地不能種，引起農民的不滿。小煤窯更為惡劣，私挖亂采，煤炭資源利用率還不到20%，有的竟把礦井挖到老百姓住房的下邊，使房基下沉，磚墻裂縫。煤礦安全問題是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不是爆炸，就是透水，其根源就是兩個字“賺錢”。什么最實用？錢！為了錢什么都不顧了。安全隱患已被發覺，為了錢，繼續大干。視工人生命為兒戲。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只顧賺錢，不管他人死活最典型的事例。 　　

地方官為了招商引資，不計后果，有奶就是娘，有的地方把“可以污染”和“壓低工人工資”作為招商引資的環境條件。這些急功近利的作法是小生意識中實用主義最惡劣的表演。　　

五、小生產意識在改革開放后膨脹的原因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逐步發展起來，而與之配套的法律體系建設卻嚴重滯后。小生產意識在這種市場經濟環境土壤中，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膨脹起來。在完善法治環境下的市場經濟才是健康的。　　

在中國有權的人只怕上級，不怕下級和老百姓，人們不講法律，只靠關系；大款們只要靠上一個大官，有后臺，根子硬，什么都不在乎。手中有錢，任何事都可以擺平。房產開發商組織打手，暴打被拆遷戶，打死人可以用錢私了。城管群體打死人，司機酒后開車撞人，多年來在法不責眾的慣性思維之下，難以糾正，有法還可以不依，沒有法或法律條文模糊不清就更是不在意了。國企老總自己說了算，他可以為自己長工資。地方官大搞形象工程，向國企亂攤派。所有這一切都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加強法治建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糾是解決小生產意識的條之一。　　

六、兩個極端

從以上大量事實中，說明小生產意識有好走極端的思維慣性。從大事小事都能證明這一結論。遠的如王明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聲言“要御敵于國門之外”，搞氣壯如牛的軍事冒險主義，打了幾個敗仗就跳到另一極端，實行膽小如鼠的逃跑主義。　　

從小的方面來看也是如此，僅舉一例。報紙介紹，至少有三個城市發令：“見狗就殺”。為何如此極端？說明以前對居民養狗是放任自流的。以前有的城市規定，養狗者要交幾百元的管理費，后來又取消了。放任自流以后，養狗的越來越多，越養越大，狗屎影響市容和衛生，被狗咬傷者越來越多，弄得衛生防疫站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下令“見狗就殺”。 　　

小生產意識容易走兩個極端，可歸納如下：　　

１、對上依靠——對下包辦 這在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方面最為明顯。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上級主管機關和企業的關系也是如此。改革開放后從國家包辦又跳到另一極端——放任自流，因而出現不少問題。　　

２、凡事忍讓委曲求全——走投無路燒殺造反  這是古代農民的行為方式。現在有的人有時事事忍讓，忍到一定限度就來個“我跟你拼了”，往往缺乏理性維權意識。　　

３、慢慢悠悠——急躁冒進  對于前進速度不能適當把握。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曾為急躁冒進付出代價。　　

４、對上要獨立——對下要專權  這是官場的通病，干部們對上要求民主，對下強調集中。　　

５、自我封閉——全部照搬  這在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管理方面最明顯，以前是封閉，以后是什么東西都引進照搬 。　　

６、對上要平均——對下要多占  收入比他高，他大叫要求平均，他比別人高時又說理所當然，有機會還要再貪占一點。改革開放前搞平均主義，改革開放后沒有控制地拉大貧富差距。　　

７、貧窮時失望悲觀——富裕后擺闊浪費忘記從前。  　　

８、只顧眼前輕視理論的實用主義——照搬書本的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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