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與憂外患

中國不相信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等于中國不要民主。前面已經說過中國要學習西方，走漸進的發展民主的道路。這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歷史過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各種硬實力要有一個跨越式發展，不但要趕上，而且要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在硬實力的基礎上逐步壯大軟實力，爭得國際上的話語權，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在全面崛起的過程中，在國際和國內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特大困難。對這兩大困難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一、內部困難的關鍵在吏治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人事安排，也可以說是權利分配問題。要建立一個能在各方面都說得過去的政府組織是很困難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多方面的因素，團結全國各界的統一戰線就是這些因素之一。各民主黨派在推翻國民黨統治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國民黨起義將領也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新中國剛剛成立，要站穩腳跟，就要團結全國各界，統一戰線工作是極為重要的一環。為了照顧到方方面面，政務院副總理就設12 人之多。黨中央毛澤東主席從全局出發，在政府組成人員中，不得不勸說黨內的一些功臣要識大體，顧大局。那么多民主黨派和國民黨起義將領占據那么多的位置，我們浴血奮戰的將軍和革命功臣就有受到冷落之感。不久就流傳出“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怨言。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識，權利分配方面很難一碗水端平，這時就已暴露出中央全局和下屬官員之間的矛盾。　　

新中國成立后剛滿四年，干部隊伍就暴露出一些問題，中央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行賄受賄等的五反運動。黨中央揮淚斬馬謖，處決了兩名高級干部。中國人一旦進入官場，官老爺意識迅速膨脹，為人民服務只是停留在一些人的口頭上。為了教育干部，還進行過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的斗爭。又進行過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后來又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和四清運動，都是為了教育干部，使之逐步消除當官作老爺的舊觀念，樹立做人民群眾公仆的新思想。中央在干部思想教育和管理方面費盡了周折，感到這些措施都不見效，終于導致文革悲劇的發生。

改革開放后吏治方面的困難更大。由于文革中的失誤，在干部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的反彈作用。改革開放前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農干部占大多數，后來提拔干部也要考慮工人和貧下中農成分，可用的知識分子往往只能當副手。改革開放后要求干部四化，年輕化、知識化是必備的條件。有人說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工農干部有受到冷落的感覺。后來把工農干部紛紛送到高校鍍金，經過兩三年，拿一個大學文憑回單位。因此一些單位干部的平均學歷很快就提高了。一些有較高學歷的專家、教授、工程師們，不少人進入政界或精英隊伍，他們掌握了話語權和政策制定權，他們以西方原始資本積累的理論為根據，要工人，農民和企業退休者做出犧牲，有犧牲的就有得利的。不論是企業、事業和政府機關，干部們的收入節節攀升，這就使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羨慕不已，因此干部隊伍不斷擴大。機構癰腫，人浮于事是當前我國的老大難問題。朱榕基出任副總理時，大刀闊斧地解決了銀行濫貸款問題，迅速抑制了人民最痛恨的物價飛漲勢頭，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評。在他出任總理后，在記者見面會上他講到政府人浮于事時說，好大一部分財政被吃掉了，各級政府機構要精簡，他說不論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義無反顧┉┉。廣大人民對朱總理寄予厚望。幾年下來。人們感覺并沒有解決，好像是越減越多。以具有魄力著稱的朱總理都難以辦到，可見這問題是多么的難了。有一位人大代表說過，現在全國人口與干部之比是26：1，也就是有4800萬的干部隊伍。就算四千萬，那也是個不小的數字。后來朱總理提出要向國外學習，實行高薪養廉，幾乎年年為公務員加薪，漲資最少的數額也是為企業退休人員長資的十幾倍。效果如何呢？大家都心知肚明。用公務員長資的辦法是形不成橄欖型社會的。龐大的中產階層是在健康的市場環境下有一個好的財富再生機制逐步生長出來的，不是人為造出來的。　　

搞好吏治是最困難的事情，因為這與人們的思想意識有直接關系，思想意識又是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元素決定的。由于中華文化中有不適應現代大工業生產的消極元素，才導致近百年的衰敗和民族屈辱。后面專門討論中華文化中不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那一部分，這是解決吏治問題必須面對的一環。　　

二、國際方面虎視眈眈

任何一個大國在其發展上升的過程中，必然使其他強國感到不舒服，這已為歷史所證明。新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尤其險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憑借其科技、經濟、軍事實力，成為世界上的頭號霸主。美蘇冷戰開始，中國要在國際的兇險夾縫中求得發展極其艱難。蘇聯解體后，美國一家獨大。美國的戰略謀士們為了主宰全世界，永遠保持其霸主地位，時刻研究對付當前敢于對其霸主地位挑戰的國家，更要研究對付未來能和他平起平坐的潛在對手。他們的手段是從文化滲透，推廣西方價值觀入手，再利用對方的國內矛盾，特別是民族矛盾，最后肢解對方。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南斯拉夫分裂后，還不罷手，既支持俄羅斯國內的民族分裂勢力，又挑起科索沃戰爭，到處挑動顏色革命。911以后，他們全力對付伊斯蘭世界，如果能順利得手，很明顯下一步就要全力整理中國了，因為他們明白，不管你中國如何表白和平崛起的意愿，將來你和他美國平起平坐就是對其霸主地位的威脅。“你中國憑什么不時地在全世界面前大談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美國的意志就是這個世界的新秩序。”他們的戰略研究報告中設想“一次性永遠解決中國問題”。美國官員還公開宣布“要通過在對方國家內部培養文化和政治精英來實現美國利益”，其代理人更是明確聲言，對中國要“大卸七塊”。他們設想讓“中國”在地圖上永遠消失，讓“中國”、“中國人”、“中華”這些詞匯在人們的意識中永遠成為歷史。人家為中國人民設計的未來命運是再清楚不過了。　　

西方戰略家為我們設計的是一種什么樣的道路？這是使我國淪為大割據、大分裂、大混戰的道路，是使我們從流血奮斗爭取的近在咫尺的現代化擦肩而過痛失機遇的道路，是使我中華民族陷入永劫不復的道路，是一條使全世界面臨一場大災大難的道路。這不是聳人聽聞的夸大之詞，從中國和歐洲的歷史教訓中就可以看出事態變化的軌跡。　　

如前所說，中國歷史是中華民族不斷溶合逐步走向大一統的歷史。中國統一了，人民就能休養生息，生產就能發展，反之，如果分裂，人民就要遭殃，生產力受到破壞。歐洲和中國的土地面積差不多，卻有幾十個國家，他們經過幾百年大大小小的戰爭，又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如果不是蘇聯的迅速反攻，如果希特勒晚一些時候倒臺，恐怕給日本的兩個原子彈要由德國人分享一個了。　　

戰后歐洲人痛定思痛，他們反思歷史，再也不能打了。具有遠見的歐洲領導人，決心對歐洲逐步地進行整合，成立了歐共體，出現了象征歐洲統一的貨幣——歐元。分裂、戰爭給歐洲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歐洲統一才會使人民得到幸福。　　

如果中國被肢解，就沒有蘇聯人民那種和平分家的幸運，中國人的經濟、文化水平心理素質和蘇聯人相比不是一個檔次，恐怕比南斯拉夫的波黑人民還要悲慘。中國的很多地方，都是各民族混居。民族間的爭斗、歧視。水資源的分配，邊界爭端，外國的介入等等都是導致戰爭的因素，這種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割據戰爭不但給世界經濟帶來破壞性的影響，恐怕將要帶來無窮的災難，戰爭難民就是其中的一項。13億人口大國的難民潮誰能承受？哪個國家能接收？到那時西方國家將采取何種對付中國難民的措施就很難說了。請大家想一想，失去了強大而統一的祖國，那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有一個強大而統一的祖國作后盾，你就能揚眉吐氣，反之，如果中國亂了，被肢解了，人家還能看得起你嗎？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聲浪劃破了萬里長空，百年來倍受屈辱的全世界炎黃子孫有多少人激動得潸然淚下。網上介紹說：“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外籍華裔學者聽到中國獨立自主地搞出原子彈時，他躲到衛生間中忍不住放聲大哭。　　

國和家是一樣的，為什么林黛玉總是悲悲切切。親情的可憐施舍，也可以輕易收回，她沒有家，沒有退路，沒有依靠。而薛寶釵有一個完整的家，當然是處處春風得意了。一個強大統一的祖國該是多么重要。我們絕不能重走兩晉南北朝的老路，不能再次重演五代殘唐的歷史，舊中國軍閥混戰的情況不應再現，更不要親身復習歐洲人的血腥經歷。　　

西方戰略家們肢解中國的武器首先是宣揚他們的“普世價值”用自由、民主、人權來征服中國百姓，特別是知識分子。隨后是扶持臺獨，包裝達賴，作為肢解中國的工具。要想滅其國，必先滅其史。西方最惡毒的一招就是抓住毛澤東的晚年失誤，尤其是文革悲劇搞臭毛澤東，近而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再以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問題為依據，否定改革開放后30年的歷史，他們就是以這種手段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不合法的，首先大造輿論，內外配合，近而推翻中央政府，以達到肢解中國的目的。因此為了維護中國統一，必須全面認識國家的現代史，特別是解放后60年的歷史，尤其是要全面認識毛澤東，對其功過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正確認識毛澤東就是正確地認識歷史。只要我們對新中國60年的歷史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認識,西方的挑撥離間和一切陰謀詭計也就無法施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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