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小年”,很多人都是早早回家,歡歡喜喜和家人一起過節了。但在山東齊魯臺昨晚的“一天零一夜”中，卻讓我們看到了傷感的一幕。　　

　　我們從屏幕上看到，下午五點許，消防人員和120急救車都群集在濟南解放路上的國華大廈門前，另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大家的目光都瞄向了16層一個敞開的窗口，那上面站著一個人。一目擊者說，“這名中年男子是4點半左右爬上去的。”因為長時間站在窗外，男子的體力已開始不支。不過，他仍然拒絕接受消防人員的營救，拋給他的紅綢也被丟在一邊。眼看男子情況十分危急，5點40分左右，消除隊員抓住時機，將男子強行抱往屋內。隨后，110民警表示，至于跳樓的原因，仍在調查中。　　

　　見跳樓人危機解除，旁觀的市民就七嘴八舌議論開了。有人說，“哎！甭擔心，這出戲我們見多了。”有人說，“什么跳樓呀？跳樓是假，討薪才是真的。”“應該這也是一種要錢的方式吧。最起碼可以得到一些方面的關注，給公司施加一定的壓力，對個人要錢有效。”想來，大家對“跳樓秀”都有些見怪不怪了。　　

　　一名女市民說，“他也是一個受害者。也是需要被別人同情和關注的，我感覺我挺理解他的”另一名戴著眼鏡的男性說，主要就是大過年的，誰都想回家過個好年，如果不給農民工這個錢，農民工忙了一年回家，什么都買不上，這年怎么過啊？”　　

　　也有人不認同這種極端方式，“這個問題得加強維權啊，是吧，多給農民工一些法律的渠道，幫他們來解決。”“（這種）方法有點不對，可以通過一些別的途徑吧。”當記者問他，“你覺得可以通過什么途徑呢？”他說，“投訴的途徑啊，找勞動部門啊。”記者又問，“你討過薪嗎？”“討過。”可說起走正規途徑的結果，這位大哥最后還是嘆了口氣說，“沒解決，解決不了”。“拖了就拖了，不給就不給了，不了了之了。也投訴過，光給我答復，答復，也沒有（結果）了。”　　

　　其實，正像人們說的，每到年底，這樣的跳樓者就會增多，而他們大部分是農民工。2008年3月14號，三名年輕男子爬上深圳一家電子世界大廈頂部聲稱，老板不還他們工錢，他們就跳樓。2008年11月24號，鄭州一家房地產公司6名售樓小姐，因為公司拖欠她們的銷售提成不給，集體站到所售樓盤的25層樓頂邊緣，想用這種方式逼公司掏錢。2009年5月1號，福州市烏山路口6名青年爬到上班的上海灘酒家樓頂集體跳樓。更有甚者，由于跳樓拿到錢的概率非常高，一名叫張和的小伙子就打起這方面的主意，一年之內先后導演了5次跳樓事件，因而被稱為武漢最牛跳樓秀導演。　　

　　跳樓秀的頻頻上演，讓好多人由對跳樓者的同情轉為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但并不是所有的跳樓者都在做秀，就在5天前的2月2號，河南農民工張明華在南京打工時，到工地上討要被拖欠的近萬元工資，沒想到被鋼筋部工長陳某帶人打傷，張明華就毅然從工地6樓跳下，墜樓身亡。　　

　　不斷上演的跳樓秀，當然不能提倡，并且要進行處罰，但話說回來，但自有辦法，誰愿意放著家不回，放著年不過，跑到樓頂上去做這種秀啊？可問題是，就是有正規的途徑，能行得通嗎？跳樓秀的背后,是對維權的無奈。　　

　　當前，民工遭遇侵權已不是個別現象。早有調查顯示：48.1%的人有過出門打工拿不到工資的經歷。而每到年底，民工各種維權都會準時上演，而對于堵路、堵門、跳樓等，不少民工也清楚是違法，但在不少民工看來，這種“被違法”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民工權益被侵害后，可以通過與用人單位協商、向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等途徑來維權。如果民工按照這些正常途徑維權，先別說花多大成本，就是一條也難保證：還能回家過上年嗎？！還有，不少民工“討薪”走上“被違法”，還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被違法”效果比守法效果好。要是去有關部門維權時，不少部門總是以各種理由推來推去。而當采取違法堵路、堵門、跳樓時，由于社會影響大，一些地方政府被迫引起重視，就有望得以解決。而這種“被違法”的維權效果有著強大的示范效應，很多民工紛紛效仿，因此，如果不解決農民工維權難問題，被“違法”維權現象必將越演越烈。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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