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探知青潮，民工潮

    知青，民工，二個漢語縮寫詞，產生于新中國二個不同年代，以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為界。如今，知青潮已經悄然而退，而民工潮還在不斷地涌動。我想，這二個潮早晚都會變成歷史，如果不作解釋，以后出生的人也許很難再去明白中國這二大人潮的來由了。江海的潮起潮落產生于月球引力，而最具中國特色的這二大人潮的“引力”既來自經濟，也來自政治。每逢中國的春節，人逢佳節倍思親，為謀生而遠離親人的人都想到了團聚，春節前后幾天，車站、碼頭等總有無數南來北往的人潮流動，蔚為壯觀。先前的知青潮有數千萬客流，而后來的民工潮則更為壯觀，達好幾億客流。據上海《新民晚報》報道，今年春節前后的客流量，全國將達25.41億人次，如此客流涌動的場面，即使是過去歷史上最為壯觀的麥加朝圣也只能望塵莫及。試問世界上還有什么地方能有如壯觀的人潮？！
      
    要弄明白這二大人潮的來由，別說是以后出生的人，即使是當今親歷了這二大人潮的人，也未必能去搞它一個明明白白。想想也是，明明是豪情萬丈、充滿憧憬地離了家，卻又失魂落魄、灰頭土臉地回了家。是命運在捉弄人，還是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時？本文的探潮，只能探個萬分之一的大概，而詳細的緣由，只能留待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去解釋、去考證了。

    知青潮起始于五十年代末，最初的榜樣人物如邢燕子、候雋、董加耕等，以出生農村的初、高中畢業生回鄉務農為主。黨和政府大力宣傳農村知青回鄉務農的榜樣，完全出于全盤的考慮。建國后，先是大規模地掃盲，接是普及中小學義務教育，如果讀了一點書的人要去跳“農門”，后果當然不堪設想，農田大片荒蕪，而去城鎮又無事可做。六十年代初，正是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下，形成了較大規模的知青回鄉潮。文革開始后，回鄉潮又立即演變為城鎮知青的上山下鄉潮。波及面最廣的是六六、六七、六八老三屆的一片紅，城鎮家庭最多只允許留下一個子女，其余只能上山下鄉。那時，全國約有1700萬上山下鄉的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依然是經濟上的，中國原本是一個很落后的農業國，工礦業根本容納不下1949年后出生的人口高峰，老三屆的一片紅也只是一個無可奈何往農村一推了事的選擇。“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市吃閑飯”，就是一個最明白不過的注解。當然，在上山下鄉的動員中，少不了也有許多的豪言壯語，圍繞著毛澤東的最高指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等。只是后來，上山下鄉運動根本不可能按毛澤東的“大有作為”而作為下去,特別在林彪事件之后，許多豪情萬丈的口號立即大打折扣，甚至化為烏有。文革隨毛澤東的逝世而結束，四人幫們也都像阿Q那樣地被“大團圓”了，許多原先就來自紅衛兵、造反派的知青們愈來愈覺得以往一路走來的“革命道路”很荒唐、很滑稽、很可笑，感到留在農村，再也看不到什么前途，于是便有了七八年之后的返城高峰。返城潮的推手并非來自中央，而是知青自身。下面就以云南知青的返城為例，說一說知青潮最后是如何落下來的——

    云南知青大都來自上海、北京、昆明等地，下鄉之初，他們都能安下心來，戰天斗地，貢獻青春，種橡膠、修水庫、辦農場，創建了不少可長期留存的財富和業績，成為知青們的永久懷念。但到文革后期，刮起了一股走后門的風，凡有門路的，都通過招工、參軍、上大 學等等的方式，一個個地離隊而去，后門風的后果是直接摧毀了知青們的“軍心”，于是乎，那些沒有門路的知青，有搞假病退的，有無故返城不回的，有女知青通過嫁人開溜的，等等。勞動的艱苦、生活的簡陋折磨著每個知青的心靈，這樣的日子，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盡頭，不斷消蝕著知青們的意志。隨著年齡的增長，婚戀問題也讓知青們再也等不下去，極少有誰能心甘情愿地永遠脫離城鎮，在茅草房、鹽巴湯、爛泥路的那種環境下安下一世的家。既然再也等不下去，有位膽大的知青，直接上書中央，驚動中央派下了調查團，面對著調查團，有千萬知青請愿、絕食、臥軌、跪求、哭訴，并齊聲高呼：“我們要回家，我們要回家”！這種場面，心再硬的人也會感動得落下眼淚。最后促使中央下決心結束上山下鄉，允許所有知青返城。  

     有人說，上山下鄉的初衷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最后的結局卻帶來四方不滿：一，農民不滿，農村大都人多地少，知青下來分飯吃，減少了農民的收入；二，知青不滿，廣闊天地，原來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玩；三，家長不滿，骨肉離散，總覺得子女出遠門受苦，前途不妙；四，國家不滿，建設新農村的計劃無法實現，知青們再就業的壓力也不小。那么，按照上述的四個不滿，是否就可以由此斷言，毛澤東主導的上山下鄉是完全多余的、不值一談的、一無是處的了？我們可不能去就此一棍子地打死。就像文革，雖以失敗收場，卻令后人回味無窮，驚奇毛澤東常有指揮戰爭那樣的未卜先知及神機妙算，是世上少有的預言家。

    首先，以邢燕子為代表的知青回鄉絕對無錯，不但無錯，還必須永遠提倡下去，如果所有人讀了一點書就想跳“農門”，社會主義新農村將永遠是空中樓閣。其次，城鎮知青依然可以下鄉，但必須是技術和文化的下鄉，而不是勞力的下鄉，技術和文化下鄉，當然可以“大有作為”。從經濟層面考慮，農村需要知青，從政治層面考慮，知青去農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新人的必由之路。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的：“拿未曾改造過的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相比，最干凈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干凈”。毛澤東畢生尊重勞動，尊重勞動人民，視勞動人民為衣食父母，決心改寫幾千年來剝削階級的歷史，要為勞動人民爭來一個最好的社會制度。毛澤東的所謂“再教育”，只是希望每個知青要永遠視勞動人民為衣食父母，在靈魂的深處尊重衣食父母。尊重衣食父母，難道這不是人類最最起碼的道德和良心？只有豬狗不如的人，才會去處心積慮地糟蹋和欺侮衣食父母！

    知青們雖然離開了農村，但那是他們生活過、奮斗過、夢想過、磨練過的地方，通過他們的辛勤勞動，留下了可貴的財富和業績，也留下了永遠的思念。可以相信，有過知青經歷的人，大都會知道要尊重衣食父母，要永遠保持心地的善良和正直。現在，他們都在五十開外，年近六十，雖然相隔五湖四海，但網絡拉近了他們的距離，他們常在知青網上共訴衷情，回憶著難忘的過去。有的還聚餐見面，或舊地重游，看看他們以往留下的業績。現在，網絡上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善良、正直的寫手，其中很大一部分很可能都有知青的經歷，他們努力維護衣食父母的權利，為衣食父母伸張正義，痛恨那種把衣食父母重踩腳下的人。寫手們沒有一分錢的稿酬，只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探索真理，尋求光明。看來，這些知青已深受毛澤東“再教育”的教育了，而且還在繼續教育著后人，成為知青們心頭抹不去的“潮”。

     下面再說一說民工潮，這是比知青潮大得多的浪潮，要說中國特色，以此為大，出奇地大。如果按毛澤東“工、農、兵、學、商一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布局，農村是不可能多出如此多的閑人，不但不多，甚至還要城鎮的知青去支援。可后來的決策者們卻只對西方燈紅酒綠的大都市崇拜得五體投地，對“工、農、兵、學、商一體”的布局嗤之以鼻（注：一體中的“兵”僅指民兵，即強盜入侵時的全民皆兵）。后來，僅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十八個血手印，否定了毛澤東倡導下的農村中的所有合作：合作機械化、合作興修水利、合作醫療、合作供銷、合作辦廠、合作辦學等等。現在十八個血手印仍保留在革命歷史博物館，但只不過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三十多年過去了，棄了合作的血手印們依然一貧如洗，過著乞討的日子。倒是那些堅持合作、堅持“工、農、兵、學、商一體”的鄉村，如華西村、南街村等的日子越過越紅火！說到這里，不妨請現在許許多多下崗后艱難度日的返城知青們設想一下——那怕是做一個甜夢也好，要是他們當年能福星高照地插隊落戶在華西村、南街村那樣的地方，那么必然會為后來目光短淺的返城而懊惱不已了吧？       

     既然否定了毛澤東倡導的農村的一切合作，農民們就只能重返小農的年代，獨家獨戶地從事最原始、最落后、最笨重的低效益勞動。面對商品的剪刀差，種田的成本愈來愈高，收益卻愈來愈小，一年忙到頭，只能勉強糊糊口，甚至連口也糊不下去，別提還有兒女上學，老人看病的重負。一些邊遠農村，土地因此而大量拋荒，青壯年離鄉背井，涌進城市打工。另外，在靠近大城的農村，土地被大量征用，用于興建商品房、開發區和各種基建，也產生了大量失地的農民，進城與下崗工人爭飯碗。目前的民工潮已匯成二、三 個億，照此“開發”下去，很可能發展到四億、五億，如此龐大的民工潮，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城市能否容納？只有天知道。民工們在城市中的境遇，只能作為世上最廉價、最無助、最艱難的群體，他們干的是最差、最累、最臟、工資最低的活，那是城里吃低保的居民都不想干的活，如建筑小工、道路小區垃圾工、醫院陪護工、菜攤工、收廢品工，以及去血汗工廠打工的工等等。有許多怕苦、怕累的年輕姑娘則破罐破摔地干上了三陪。民工們微薄的收入 ，住不起好房，只能住在簡易工棚，或城鄉結合部的貧民窟 ，還有不少只能去尋找免費的橋下之類的棲身之所，不多日子，南京就有一個壯年民工活活地凍死在天橋之下。無數青壯年民工還面臨著性饑餓的煩惱，最近，廣州有位政協委員建議政府大量地發放安全套，以示政府對性饑餓者的關懷。如果真地去發放了，不知能否申報一下吉尼斯紀錄？

     幾千年來流傳至今的小農經濟，當然與現代化的大農業格格不入，南轅北轍，這是極為淺顯的道理，即使是智力一般的人也不難明白。但是中國人多地少，如今又按小崗模式分地到戶，當然只能去重走小農之路。有人因此想到了土地的流轉，但這里有一個極可怕的問題是土地如何流轉？如果按照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資改們的市場機制去流轉，那就只能重新去請回解放前那樣的惡霸大地主，讓失地的農民變成一個數量極為龐大的弱勢群體，或成為新生地主階級的雇農，或成為流落城市街頭的貧民。假如當雇農受欺壓，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城市又安置不了如此龐大的群體，他們也許只有被逼重舉井崗山義旗的這條路可走了。再想下去，不是越想越可怕嗎？！

     如果執政的理念只以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城市為驕傲的資本，那么，這樣的資本不但代表不了什么國家的強大，反而在戰略上埋下了極大的隱患，不管以后的反導如何先進，用核導彈來摧毀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城市永遠易如反掌。總之，經濟、政治、文化、公民素質、軍事安全等等，無論從那一方面考慮，讓越來越龐大的民工潮涌進大城市，既背離了科學發展觀，也完全背離了和諧、穩定的局面。胡耀邦執政時曾大力提倡過發展小城鎮，即“工、農、兵、學、商一體”的小城鎮，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符合持續發展及戰略安全需要的觀念，可惜不為其它的高層采納，而只熱中在沿海劃圈。當初假如采納了胡耀邦的觀念，全中國建起了好幾萬個星羅棋布的“工、農、兵、學、商一體”的城鎮，不但分流了日益龐大的民工潮，也根本不用再去害怕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核威脅，戰戰兢兢、低聲下氣地表示要韜光養晦一百年。

    說著，說著，免不了總是要說到毛澤東的“工、農、兵、學、商一體”，看來，毛澤東依然是未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特別是未來民工們的大救星。建議現在的攝影記者們，快快去車站、碼頭，多多地拍些民工潮的壯觀場面，也許在若干年后，可以成為珍貴的歷史圖片資料，像血手印那樣地被放進革命歷史博物館，成為未來專家們的考證文物。

          《師大奇遇》附文          201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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