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經濟的結構性范式改造　　

當前最令決策者頭痛的經濟問題，恐怕就是如何破解不穩定的經濟復蘇與為防范資產泡沫及通脹預期的經濟退出政策節點選擇之間的矛盾。　　

中央政府在向世界宣布中國經濟出現了V型反轉式復蘇的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目前尚未到可以打開香檳慶祝的時刻。因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依然面臨許多問題，這種V型反轉的可持續性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目前經濟反轉的主要推手是“凱恩斯”式政府主導下的強勢投資，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內生變量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加之由于全球化導致的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經濟的發展難免要受到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影響，尤其是要受到歐元區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復蘇情況的影響。　　

然而，當前上述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復蘇并不樂觀，實體經濟依然脆弱，還不能從完整意義上說走出了本次金融危機的泥沼，所以因此中國經濟還面臨著出口增長的變數和國際貿易壁壘的長期制約。中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在2009年全力保增長的目標下幾乎停滯，部分產能過剩的產業得到了維護和發展，這種積弊將進一步導致產業競爭的加劇，企業盈利能力的進一步降低，進而從內在增長機制上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障礙。　　

要想在2010年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就必須恢復“三駕馬車”對中國經濟的平衡拉動作用，尤其是要注重國內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投資不可能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大規模財政投資必將導致經濟的局部過熱及部分產能過剩，同時，由于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難以避免投資周期長，投資效率低下，銀行不良債券增加和財政狀況惡化等弊端。凱恩斯式的危機挽救方法只能是暫時的，大規模的中央財政赤字也是非常態的，所以說單純依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此外，中國長期執行出口導向戰略，導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別高于60%和30%，甚至超過了當年宣稱以“貿易立國”的日本和其它主要發達國家的相關數據，而在世界主要經濟體普遍受到金融危機打擊的背景下，國際需求的大幅減少，必將造成中國商品出口市場的迅速萎縮。同時，中國以大量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破壞為代價，所挽回的僅僅是一些數據性的“國際白條”，而這些“國際白條”的實際價值正在逐漸流失。因此，試圖單純依靠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就明顯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持續性。　　

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特征就是投資拉驅動和出口導向，但其在當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下已經風光不在。　　

目前，中國政府拉動經濟平穩較快可持續增長的現實方式必將是調整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范式改造，以此來實現保增長的目的，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并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倘若結構性范式改造得當，則足以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并能幫助政府有效管理通脹預期，抑制資產泡沫。　　

首先，要加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克服積弊，為刺激內需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與政策氛圍。要大力加強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險、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央財政要擴大對上述領域的投資，使社保范疇覆蓋全民，讓包括農業人口在內的每一個公民“老有所養”，免除他們動用積蓄進行消費的后顧之憂。要加強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尤其要注重基本藥品的廉價化，實現醫療保障覆蓋城鄉，要做到“病有所醫”，防止出現因病致貧的現象，要把老百姓手中的所謂“保命錢”解放出來，形成拉動國內消費的重要力量。還要不斷加強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改變長期以來教育投資所占GDP比重過低的局面，在財政大力投資教育的背景下，把老百姓的教育負擔轉變為現實的消費力量。　　

其次，通過實行結構性經濟刺激方案來確保中國經濟平穩較快可持續發展。中央財政要在2010年及以后的三五年內實現對新農村建設進行大規模的集中投資。加快農村的小城鎮化建設步伐，以鄉鎮為節點適度集中農村人口，大力建設承載農村人口的鄉鎮基礎設施。中國農村基建水平較低，歷史欠帳很多，因此市場容量巨大，從而在客觀上為投資農村基礎建設開拓了廣闊空間。中國農村點多面廣，能夠容納相當規模的財政投資，而不會形成實質性資產泡沫。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必將極大帶動水泥、鋼鐵、建材、工程機械等相關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并將為中國農村提供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能夠實現農村剩余人口的當地就業，并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而帶來的城市人口擴容問題、資源環境壓力和諸多的社會矛盾。要大力推行農業產業化規模，加大對農資產品、農業機械的投資力度，提高中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通過中央財政投資來購買大量的農業機械和設備，以租賃經營、按揭購買等方式交由農民使用，既要考慮到農民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又要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現代化步伐，同時，可以有力地拉動農業機械及其上下游產業的發展。要在農村實行并村建鎮或小城鎮化的基礎上推動鄉鎮的農民住宅樓建設，要把中國房地產業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實施并村建鎮的農民以原有宅基地為投資要素，參與農村住宅樓建設，農民把原有宅基地歸還給鄉鎮政府，在作為房產投資的同時獲得一定補償，政府在此基礎上減少土地出讓金，使房地產商以較少的成本得到建樓土地，在政府的有效監管下，在保證開發商合理利潤的前提下，可以實現農村住宅樓在農民實際經濟承受能力以內的廉價銷售。由此可以形成農村住宅土地的集約化管理，繁榮農村房地產市場，在更大范圍內、更大規模上和更深遠的意義上，真正拉動房地產業及相關領域的長期健康發展，并為新農村建設奠定良好的集約化管理平臺。　　

再次，要保證中央財政的非赤字化運行，防止銀行不良債券率，實現中央財政收入的平穩較快增長。對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和產業以及大型國企要進行資源整合，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國家壟斷，使之能夠與國際企業相抗衡，增強在國際競爭中的話語權和盈利能力，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在城市推行大規模的經濟試用房建設，在保障“居者有其屋”的同時，以擴大供給的方式從源頭上創造降低房價的條件，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稅收杠桿手段逐步擠壓城市房地產業資產泡沫，在增加稅收的同時防止房地產業資產泡沫破裂導致的銀行業呆壞帳風險甚至是金融風險。　　

最后，實現結構性減稅與增稅并行。目前來看，通脹壓力主要源自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領域，諸如糧食、油料和豬肉價格的逐步攀升。因此要降低通脹壓力就必須從源頭上鼓勵上述產業的迅速發展，除了出臺鼓勵和扶持政策以外，要通過對上述行業的結構性減稅來彌補由于價格下降而帶來的損失，維護從業人員的積極性與投資熱情。要針對具備高資產泡沫風險的行業，尤其是城市房地產業（高價位商品房領域）實行增稅政策，通過稅收杠桿來加快該領域的泡沫擠出，通過調整銀行貸款政策控制銀行金融風險，促進城市房地產等行業的健康發展。　　

總而言之，破解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困境的有效途徑是對投資、消費、出口的結構性范式改造，既要避免所謂的“三駕馬車”非平衡驅動模式所帶來的對經濟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也要在政策選擇上避免對上述三個要素的一刀切。要以結構性財政投資為輸入端，以結構性國內需求為推手，以城鄉統籌發展和改革開放成果共享為輸出端，形成一個立足國內的具有完備體系的投資、消費的良性循環產業鏈。同時，以新型出口模式（高附加值高科技產品出口為主導的知識產權類產品為龍頭的出口模式）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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