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發表60周年。對于“為人民服務”提法的由來,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論及。毛澤東第一次使用“為人民服務”,是在1939年2月20日給張聞天的信中。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來源,見仁見智,其說不一。據筆者所見資料, “為人民服務”并非毛澤東首創,而是有其來源的。毛澤東在這方面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為了把問題說清,先得從馬克思主義“老祖宗”對一些概念的使用和變化談起。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筆下曾有“人”、“人民”、“人類”和“人類解放”等提法。在1845年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將“人”的本質表述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P56)。在1847年的《〈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中,他認為“人民”一詞是個“過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想“用個更確切的概念來代替”。當談到“對國王來說,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險的是人民”時,他明確指出:“真正的人民即無產者、小農和城市貧民”[2](P210、220)。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說明了“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只要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還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很快就變成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煙消云散了”。恩格斯把這個“論點”稱為“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3](P423)
隨著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共產主義原理》開宗明義:“共產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共產黨宣言》向世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P283),不是抽象地為“人”、籠統地為“人類”,也不是僅為本階級、甚至只為“少數人”,而是為“絕大多數人”。對“為什么人”的這一科學定位,把新生革命階級的先進性同廣泛的群眾性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起來了。后來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中說,工人大眾要求利用資本主義生產創造出的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現狀。《法蘭西內戰》譯文中原有選舉出的代表“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一句,后譯作“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4](P57)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提出,黨的出版事業“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5](P666)此后又說黨組織要為群眾服務和代表他們正確地意識到的利益。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已有“為什么人謀利益”,“為了服務于什么人”和“為什么人服務”等提法,它們共同的核心思想就是為“絕大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這正是“為人民服務”的直接思想來源。但這個“什么人”并不固定在“人民”一詞,而是時有變化,又究竟是為什么呢?
原來“人民”一詞古已有之。中國古代的孟軻曾將“人民”同“土地”、“政事”并列為“諸侯之寶”。他說的“人民”即眾庶。古希臘最早使用“人民”這個概念的色諾芬尼和后來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筆下的“人民”是自由民,主要是平民,不包括貴族奴隸主和奴隸。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民”一詞更被用以大做文章。如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就寫上“人民”;法國大革命時馬拉辦的叫《人民之友》報;德國拉薩爾用“自由的人民國家”取消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威廉·李卜克內西也提出“人民國家”,馬克思認為“那完全是用來反對《共產黨宣言》等等的一種胡說”;恩格斯說“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4](P291、324)列寧解釋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自己德國朋友的這種明顯的錯誤感到羞愧”。[6](P155)在俄國,先有民粹派自命為人民的精粹,繼有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以真正“人民之友”的表述者自居,其實他們是無產階級政黨兇惡的敵人。
所有這些,使革命導師不能不對“人民”一詞采取慎用的態度,并堅持對它作歷史的階級的具體分析。“馬克思一向都是無情地反對那些認為‘人民’是一致的、認為人民內部沒有階級斗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煞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5](P636)他說的“公社里的人民”,“唯富有的資本家除外”,主要為工人。列寧說“黨過去和現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濫用人民一語”。“它把‘人民’分為各個‘階級’,并不是要先進的階級閉關自守……而是要先進的階級不沾染中間階級的不徹底、不穩定和不堅決的毛病,從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熱情領導全體人民去為全體人民的事業奮斗”。[5](P615)他稱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人民革命”,指出1905年的“人民”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5](P562)所謂“全體人民”便是這些階級和階層,并非包羅一切的“全民”。至于他說的“千千萬萬勞動人民”,那時把不勞而獲的剝削者排除在外的。
革命導師也使用“群眾”一詞。如馬、恩說的“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列寧說的“為群眾服務”,前后的“群眾”都是指廣大勞動者,有時又寫作“勞動群眾”。但“群眾”這個詞后來也用濫了。1920年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德國“左派”共產黨人說什么“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至極。“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分的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13](P151)1921年共產國際“三大”上,列寧批評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隨意使用“群眾”一詞,說“群眾”這個概念是隨著斗爭性質的變化而變化的。在斗爭的初期只要有幾千真正革命的工人就可以說是群眾了。當革命的準備已經很充分時,“群眾這個概念發生了變化,它指的是大多數,并且不單單是工人的大多數,而且是所有被剝削者的大多數;革命者只能作這種理解,其他任何含義都是不可理解的”。[7](P35)他認為絕對的多數并不是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但為了取得勝利,保持政權,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而且需要農村居民中被剝削勞動群眾的大多數。列寧晚年常用“人民群眾”或“人民大眾”,意思同馬恩說的“絕大多數人”或“大多數人”差不多。他強調其中的工人勞動者是主體。
關于“人類解放”,列寧說:“工人階級抱有最崇高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目的:把人類從各式各樣的壓迫和人剝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來”。[8](P5)主體是工人階級;途徑是消滅壓迫和剝削制度,并把它作為世界范圍的最高目標。這就同一切泛論和空談劃清界限,賦予“人類解放”以科學社會主義的內涵。
那么,后來又是什么原因使“人民”一詞在國際共運中廣為流傳,并出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呢?
1933年希特勒上臺執政后,法西斯主義更加猖獗,侵略戰爭日益迫近。1935年7月,法國共產黨、社會黨等幾十個組織聯合起來,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同年7~8月召開的共產黨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出了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基礎上建立各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決議。經過各國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艱苦奮斗,隨著人民陣線的擴大及其影響的加深,“人民”作為一個同法西斯“敵人”相對立的政治詞語,便在世界上廣為人知了。1935年12月,我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原來的“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他在《關于蘇聯憲法草案》報告中說蘇聯的知識分子,從前為富人服務,因為當時沒有別的出路。“現在,他們一定為人民服務,因為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9](P369)1938年,他在克里姆林宮招待高等學校工作人員時的講話中,祝賀“不與人民隔絕、不遠離人民、而決心為人民服務、決心為一切成果都貢獻給人民的那種科學日益繁榮,這種科學為人民服務并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樂意的”。[9](P421)同年他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寫道:“蘇聯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來說,已經是嶄新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建設著社會主義新社會。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擺脫了一切剝削的新型知識分子”。[10](P378~379)1939年,他在聯共(布)十八大的報告中說,新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他們和人民有密切聯系,其中大多數人都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9](P473)1977年蘇聯憲法第六條中寫有“為人民服務”字樣。
由此可見,從“人民陣線”到“為人民服務”,這里的“人民”都是相對于敵人而言的。斯大林從1936年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是以蘇聯已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知識分子不再為敵對階級服務為前提的。當時蘇聯仍存在著新的工人、農民“兩個勞動階級”和“新的勞動知識分子”一個階層,并非“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和沒有階級差別的“全民”社會,而是工人階級同全體人民一起占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農民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的集體所有制。知識分子就是為這樣的全體人民服務。當時法西斯主義者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自稱“革命”的工人群眾的黨,用“為人民服務”掩蓋其替壟斷資產階級賣命的實質。斯大林痛斥“法西斯主義濁流污辱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玷污了文明世界優秀人物的民主要求”。[9](P419)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成員,由于聯共(布)和斯大林對國際共運的特殊影響,上述文獻的精神和提法自然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和重視。研究毛澤東思想是不能無視或忽略這一國際背景的。毛澤東1939年在一封信中說孔子“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11](P163)這里的“為人民服務”不僅表述同斯大林的一樣,角度也是從知識分子“為什么人”提出的。孔子就是封建社會中抬得最高的知識分子。他的知仁勇道德觀反映封建制度的要求并為它服務,而絕不可能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問題上既直接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又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它。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舊的文藝形式作了改造,加進新內容,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1943年在《論合作社》中說“為群眾服務”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到了1944年的《為人民服務》中,他將斯大林說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第一次明確地擴展為共產黨和黨領導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將斯大林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作為人民服務要“完全”、“徹底”,而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七大上他又說:“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又把“為人民服務”同“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和“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結合起來,以此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根本宗旨和最高標準。全國執政后提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上述要點寫入了黨章和憲法。這樣,他就將斯大林說的“為人民服務”上升到一個新的廣度、深度和高度。
他對“為人民服務”中的“人民”作了唯物史觀的解釋,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他科學地分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人民”的具體含義:剝削階級在一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革命者,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作為人民主體的勞動人民是指一切體力勞動者以及和體力勞動者相近的、不剝削人而又受人剝削的腦力勞動者。他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為人民服務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人民的動機和被人民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同人民打成一片,并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中,自覺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為人民服務。
他將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但不能等量齊觀,“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人民,我們這個隊伍就不能存在。人民是社會和國家的主人,我們的國家政權叫做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叫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法院叫做人民法院等等。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為人民服務是天職。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最廣大革命人民群眾。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同時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黨群關系就像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他強調不要脫離群眾,任何一個政黨,只有為人民服務,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這就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講清了為人民服務的根由。
他通俗而形象地說人民是共產黨的“衣食父母”,黨領導的軍隊是“人民子弟兵”,自己是“人民的兒子”。他把人民比作“上帝”。在開國大典上群眾喊“毛主席萬歲”,他深情地回應“人民萬歲”。他提出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進北平時說我們都是新中國的“長工”,當國家主席后說自己是“人民公仆”。以史為鑒,他一再強調不做李自成,不當楚霸王,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59年他在一個批語中說,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責任大,榮譽高,名氣也大,實際則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們勉為其難,為黨擔負這些擔子,為人民艱苦地服務”。[12](P176)他本人以身作則,將一生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表示,死后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水里喂魚,“讓魚吃肥了,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句平日閑談,反映了他對生死的豁達態度和事事想著人民的情懷。在神州大地,“為人民服務”如此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是同毛澤東立黨為公、一心為民的人格。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