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產生的？　　

作為一段經歷過的歷史，文化大革命是怎樣產生的？很多年輕人是不清楚的。這里簡單地進行述說，并加以評論。可能存在著很多不準確的地方，再所難免，畢竟是“坐井觀天”。　　

一、1957年整風運動　　

1957年4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但是由于反右擴大化，一批學術界的大家，如：費孝通、曾昭掄、丁玲、錢端升、儲安平、陳達、潘光旦、劉海粟、吳澤霖、黃現璠、張申府、陳仁炳、彭文應、陶大鏞、沈志遠、徐鑄成、錢偉長、向達、雷海宗、王重民、吳文藻、李景漢、吳景超、王造時、黃藥眠、艾青、陳夢家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難二十多年。　　

評：全國解放不久，對內整風，對外反右，是完全必要的。任何事情，關鍵是要把握好“度”。“反右擴大化”，這不符合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思想和做法。“過猶不及”，是不是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有意為之搞“逼宮”，不得而知！　　

二、大躍進運動　　

自1953年起，我國的經濟建設實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順利完成。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大家為了建設新中國，人們都有一股子干勁，爭先恐后的要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社論，明確地提出國民經濟要全面大躍進。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提出后，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夸風泛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后全黨展開“反右傾”斗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干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又再度全面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并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評：人民翻身得解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高漲，支持和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歷史機遇，必須抓住機遇！但是，畝產多少斤？作為農村出生的毛澤東主席，不會不清楚！騙鬼去吧！任何事情不是不能做，關鍵是看怎么做！這又是一個“過猶不及”，可以和“反右擴大化”聯系起來看！是不是又在“逼宮”？　　

三、廬山會議　　

　　 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包括兩次重要會議：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黨中央在江西省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舉行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　　

　　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１日，黨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提出１９個問題要求大家進行討論。會議從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個大區進行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與會同志擺情況、談意見、邊開會、邊學習，自由交談，各抒己見，輕松愉快，生動活潑，沒有一點緊張氣氛，大家稱之為“神仙會”。會上對如何估計國內形勢問題產生了兩種意見分歧，一部分同志認為農村食堂、供給制、“共產風”等損害了農民的積極性，應從實際出發，認真總結1958年的經驗教訓；另一部分同志對于批評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很不滿，認為是潑冷水，是右傾。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在組長會議上講話，強調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是不會錯的，并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毛澤東講話以后，會議繼續分組討論《廬山會議議定記錄》，并準備在７月１５日結束。　　

　　 ７月１４日晚，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元帥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不便在小組會上談的想法，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被稱為萬言書），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正確的；接著指出大躍進的問題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浮夸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　　

　　７月１６日，毛澤東同志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全體同志，隨后，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在小組會上，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等發言認為信的總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懷信中的意見；７月２３日，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同志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從此，會議轉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進行揭發批判。 　　

　　 1959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廬山召開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７５人，候補中央委員７４人。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１４人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一是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進行批判；二是討論調整1959年經濟計劃指標；毛澤東同志在會議期間作了多次講話。 　　

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但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后效。　　

評：一個是保護接班人的地位和威信，另一個是保護人民群眾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權衡利弊，毛澤東主席只能在劉、彭斗爭中保劉批彭。但批彭是毛主席被逼迫無奈而為之！政治斗爭就是這樣無情無義！是不是又在“逼宮”？　　

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簡稱“社教”。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在實際工作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區進行了整風整社、社會主義教育和小“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工作。毛澤東同志肯定了某些地區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督促各地注意抓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3月1日　，中共中央發出在全國城市逐步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5月，毛澤東同志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前十條”對農村和城市的階級斗爭形勢作了估計，對“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這實際上是在為大規模的“社教”運動作準備。9月，中央根據“社教”運動的試點情況，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后十條”一方面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運動中必須執行的方針、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分別派出大批工作隊，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教”運動。1964年5、6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社教”運動問題時，對全國基層的政治形勢的嚴峻性作了估計，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到1965年7月，國營工交系統3.9%的單位開展了“社教”運動。1966年春，全國1/3左右的縣、社進行了“社教”運動。　　

評：“前十條”、“后十條”、“二十三條”，實際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權大欺主”。社教運動批斗“四不清”干部，實際還是搞“擴大化”。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問題，任何事情都是相互聯系的，如果和以前的事情聯系起來，這就是使用“過猶不及”的手段“逼宮”！　　

五、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干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遂于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繼寫出《論海瑞》、《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制批判文章。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干風”、“翻案風”聯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后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評：歷史就是過去的現實，現實就是將來的歷史。“逼宮”，“權大欺主”，“皇帝”也能造反！　　

六、《二月提綱》　　

面對由《海瑞罷官》而引起的批判運動，需要中共中央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方針，　1966年2月3日　，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人民大會堂討論關于批判吳晗的問題，根據會議討論，擬訂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提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不久，這一提綱受到毛澤東同志的批判。 　　

　　《提綱》認為：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大辯論，是“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斗爭，是興無滅資的斗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它學術領域中去。我們要有領導地、認真地、積極地和謹慎地搞好這場斗爭”。同時在學術討論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只有這樣，才能利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地改造舊知識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識分子。”《提綱》特別提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　　

《二月提綱》主要是為了把已開始的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范圍內，避免把學術界的思想斗爭發展為政治運動。　　

評：“皇帝”造反啦！　　

七、《５．１６通知》　　

　　　1966年5月4日　至26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前半期揭發出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四人被革職審查，是為“彭羅陸楊事件”。　　同時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羅、陸、楊“陰謀反黨集團”問題。　　

　　1966年5月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過，成為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它的通過和貫徹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五一六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　　

由此《五一六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會，這為開展文革準備了組織措施。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人后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　　

評：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啦！　　

八、“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1966年5月25日　聶元梓在北大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興起了全國范圍內的造反運動。　　

在進駐北大蹲點的康生的妻子曹軼歐授意下，　196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與哲學系另六位教師（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被毛澤東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6月1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大字報全文，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　6月2日　康生來到北大支持聶元梓，贊揚其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評：大字報產生了！　　

九、向大中學校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組　　

1966年6月初，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召開中央會議，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減緩基層被挑動起來的革命情緒，將政權收回中央。但不久即被毛澤東撤銷。是否向高校派工作組，實質上反映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斗爭。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群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4日　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大領導文革。　6月18日　，北京大學四十　余名　老師被學生揪斗，稱為“六一八事件”。　7月22日　、23日，陳伯達、江青來到北京大學，挑起北大師生對六一八事件的辯論。　7月25日晚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批判北大工作組鎮壓群眾，并建議撤銷工作組。　　

毛澤東批評了劉鄧，并撤銷工作組。在隨后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指責劉鄧派出的工作組是“鎮壓”、“恐怖”，“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劉少奇以派工作組鞏固政權的努力失敗。　　

評：革命不是一帆風順的，造反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十、1966年清華大學附中成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　　

　　紅衛兵是指文革中大學和中學里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他們的造反行動沖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　　

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于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的筆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在　1966年5月29日　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　6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署名。此后局勢迅速發展，全國大中學校學生紛紛造反，反對學校黨委或支部的領導，很快使得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上海音樂學院等高校的校長被公開批判。　　

評：紅衛兵誕生了，新生力量誕生了！　　

十一、毛主席檢閱紅衛兵　　

毛澤東主席從　1966年8月18日　開始，連續八次檢閱由年輕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促使紅衛兵運動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國。　　

　　紅衛兵并沒有統一的組織，1967年進入奪權階段后，圍繞權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會里名額的多寡、誰分管有實權的部門）紛爭吵鬧不休，紅衛兵組織分裂為不同的派別，以致發展到大規模武斗。毛澤東于是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工宣隊、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逐漸失勢，退出了文革舞臺的中心。隨著1968年開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作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組織終于解散。　　

評：毛主席檢閱紅衛兵，是對新生力量的最大支持！但是，紅衛兵只是特殊時期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產物！　　

附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系。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沖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沖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斗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斗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準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斗爭，是長期的階級斗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后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后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斗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斗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么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么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我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學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斗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斗爭背道而馳的，是不準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斗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借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斗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斗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斗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斗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于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于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么地位了。　　

(十)當前的斗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斗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辟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寫給延平劇院的信》、《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辟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辟道路，而要重新開辟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辟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斗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系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文件是錯誤的，那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附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通過）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　　

由于阻力比較大，斗爭會有反復，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復。這種反復，沒有什么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于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于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于這場偉大的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斗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干，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于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于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斗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斗爭群眾，挑動學生斗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　　

八、干部問題　　

干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系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起重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里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干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　　

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　后做　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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