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結“中國模式”想到的
當國際唱響所謂“中國模式”之際,美報文章鼓吹“中美制度互動將催生新發展模式”, 已有日報文章給“中國模式”列了若干條要點。一時間,好不熱鬧。但是,什么是“中國模式?”自然各有解讀,墨西哥就有文章說“中國是何種國家引世人激辯”。弄清中國是“何種國家”,當然是理解”中國模式”的前提。因此,國人也覺得:“中國模式的總結具有極高意義”,我們自己先得搞清楚吧!也只有我們中國人知道是怎么走過來的,讓世界聽聽中國人的解讀吧!
所謂“中國模式”不能僅看作一種經濟變革模式,而且是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如那滾滾長江水,必須知道它從哪里走來?怎樣走來?走向哪里去?
首先,總結“中國模式”要正本清源。即在社會主義基礎上起步,從“不爭論”開始改革開放,與時俱進而科學發展的三十年實踐認知過程。千萬別忘了,沒有前三十年的基礎,就沒有后三十年的超常發展。
這樣提醒并非多余,國人有個老毛病,在說過去問題,講現在成績時,就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應當正確分析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以已有的“社會主義基礎”,在運用“市場經濟手段”上的成功,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基礎的揚棄。這才符合鄧小平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科學論斷。
對此,不防比較一下中國和俄羅斯的經濟體制改革。兩國都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一般認為俄羅斯用休克療法超之過急,中國實行漸進式改革,二者是方法和速度的不同。那么,俄羅斯現在也學學“中國模著石頭過河”行不行呢?俄羅斯一個前議員就說“中國模式”不適合俄羅斯,俄羅斯不是中國。
他道出的根本區別是,俄羅斯由前蘇共自己徹底摧毀了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解體,蘇共解散。而中國共產黨還能把握強大的經濟資源和政治力量,乃至令西方生畏的主權資本。看看!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沒變,這樣,既使改革中出現了一些問題,還有調整和糾正的可能。這位俄羅斯議員,特別贊賞中共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就是明證。
兩相比較,實踐證明只要黨不變質,國就不會變色,老百姓的日子就會更美好。這些年國家重建公共財政,不斷加大民生投入,老百姓從胡溫件件新政中得到實惠。老人們相見,新的問候語是:“保重身體,多活幾年,好日子就要來了!”
在這里,使改革成功的“社會主義前提”和“市場經濟要素”,那個是最根本的呢?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任由“政治自由化”“經濟私有化”思潮主導了中國改革,豈有今天?大家都來總結經驗吧!讓我們聰明起來!學會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
其次,這三十年的經驗教訓要一起講。
由于國家在大轉折時期,人民信賴黨,擁護鄧小平同志的建議,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不爭論”開始改革開放的,這才有了“萬眾一心跟黨奔小康”的社會基礎。請一攬世界任何國家,執政黨和政府搞改革有這么順利嗎?議會,反對黨,各種利益群體,先鬧個天翻地覆,還不知道能不能通過。
我國那時:“不管姓社姓資”“不論白貓黑貓”,為了“使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毛澤東時代創立的社會福利,被推向市場,下崗職工以“自我犧牲精神”(在任何一個國家,上千萬工人失業,社會能不亂嗎?)為國家經濟調整讓路。人們相信“后富“有盼頭,從而社會得以保持穩定,經濟能夠迅速發展,國家由是蒸蒸日上。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老百姓艱苦努力包括“忍”和“讓”的結果,是人民在推動歷史前進。
實踐也會暴露問題,檢驗和糾正錯誤。回頭看:
急功近利的經濟發展追求,以及理解執行小平理論的片面性,(上述那些鄧的話,其實都有下文而被忽略了,比如,“不管姓社姓資”,但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定要“先富帶后富,共同富裕”等等-------)加大了改革的生態成本和社會成本。按理在問題暴露以后的改革,就該盡力作到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不失時機與時俱進-解決貧富懸殊-和環境惡化等問題。須知-自然生態破壞,等于欠了“子孫債”,社會成本花的是新中國的“錢”,把毛澤東和先烈們以一場流血革命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道德財富”給損毀了。這些都不是短期能夠再生和重建的,這個改革成本還小嗎?
教訓是把市場看成“目的”而非“手段”,把政府為公共服務的責任推給市場,忽視分配領域的改革,加之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日漸拉大,導致社會結構大變動,形成既得利益階層享受改革成果,而由弱勢階層承擔改革成本的不公局面。這時的改革,已經進入不同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難以攻堅了。看看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民生問題不是如此嗎?
與“改革”同步的“開放”,黨面臨失去主導社會思維的能力,導致意識型態大分化,從改革開始的“不爭論”難免變成“大爭論”,已經沒有了改革起步時那種萬眾一心的統一意志。由于公職人員腐敗嚴重,老百姓對黨產生信任危機,出現一種悖反現象:黨領導經濟改革成功了,老百姓反而意見更多了,人們“吃著肉罵娘”,教訓就在這里。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老百姓更加想念毛澤東,原因也在這里。重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即是重聚民心。
縱觀這一過程,胡錦濤依取國情民意,提出“科學發展觀”,中央政府盡力補還“兩大成本”的欠債,新的一年,中央和幾個省區“兩代會”宣布新政不斷出臺,是兩個三十年的實踐認知,是歷史的必然,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者的黨性體現。胡溫新政能得民心,道理也在這里。然而,一些問題積重難返,需要全黨不懈努力!
“中國模式”是有經驗教訓可談的。
總之,“中國模式”必須包含自然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走向和目標,這是改革的根本。因此,中國的改革發展崛起,下步走法,就不能“不管姓社姓資”,“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了。應當知道中國的發展源頭,一定要吸取西方和自身的經驗教訓,在全球化,現代化國際環境中走自己的路,發展成與西方一樣強大而又與西方不同的國家。
但是,中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個要素,使中國有向兩方發展的可能。中國自身有“向何處去”的問題,世界也在看“中國會是什么樣的國家”,我們當然要響亮而堅定地作出肯定回答。
要成為社會主義強國,走自己的路,就必然要過西方尤其是美國這一關。美國一方面等著一個所謂“新興發達國家”走進他們的資本主義行列。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把“中國模式”“G 2” 唱得更響,借此要“中國承擔大國責任”,在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上施壓,而同時又鼓吹和推動“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融合,相依互利”擺出一付“請君入甕”的架子。因此要警惕當年日本被美國捧殺忽悠,以致一蹶不振的下場。這是一種“趕羊戰術”,用戰略性包圍慢慢趕你入圈,然后任其操控和宰割。如今日本在美國面前,想離開而又離不開美國。美國另一方面因意識型態而天生的,在面臨中國趕超時的“恐中癥”,已在作幾十年以后必將有的最后一搏的準備。
因此,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不單純是自己的事,難再用“韜光養晦策略”,也不可能單純靠經濟發展的智慧和手段就會獲得成功,而是要面對世界強權的搏弈,我們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氣,敢闖驚濤駭浪,迎接各種挑戰。
中國革命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揚棄貧窮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新,這還要幾代人甚至十幾代入奮斗和犧牲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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