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張先瑋又名樹棠,湖北省鄂城縣(現鄂州市)葛店鎮鄧平村黃金里塆人。1896年出生于一個窮塾師家庭，同胞五人（二兄二姐）。父母早喪，從小由兩個哥哥撫養。兩個姐姐因家貧均給人家當童養媳。八歲時給人放牛，13歲時農忙在家務農，農閑時到葛店鎮張同泰糕餅雜貨店幫忙，當學徒，因不堪虐待，14歲時投奔漢口我姑父楊少卿家（在漢口大智門火車站旁迎賓客棧開茶坊），在火車站接客。我姑父思想很進步，他結識了許多革命志士。我父15歲時去武昌新兵營在鄉親彭楚藩的名下當勤務兵。辛亥革命期間彭被敵人殺害（同時犧牲的還有劉、楊二烈士）后，我父仍回姑父家在客棧接客。之后他們托熟人劉星階（革命志士，后為共產黨員）找關系到日商三井洋行當學徒。后晉升為庶務掛主管（即會計科），我姑父又讓他到華清街對面的工人夜校學習，該校是地下黨開辦的，董必武、惲代英常來夜校講課，認識了我父親，1923年，由董老介紹，參加了CP組織（當時共產黨秘密簡稱），我父負責軍運工作，負責籌集資金，利用洋行關系，購買槍支彈藥，策應北伐。多次根據上級指示，經過精心組織策劃，成功實施了以革命手段，對武漢周邊富豪當鋪強行征集資財的革命行動，為軍購籌措必需資金，后被人向武漢的北洋軍閥政府告密。1926年元月14日（乙丑年臘月初一），我地下組織七人正在我父親的住處——德租界福祥里秘密集會時，我父為掩護其他同志被當場逮捕，王平章、劉子谷（建國后曾任中央內務部長）等四同志在我父的掩護下由負責瞭望的我母親李秀英帶離險境，我母親并果斷地將藏于家中及桌上的機密文件及進步書刊藏于廚房的煤球堆中，避免了黨的機密遭到泄露。

我父等被捕后關押于漢口緝查處，后轉武昌軍法處監獄。雖遭敵人殘酷的毒刑拷打、刑訊逼供，仍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嚴守了黨的機密。敵人無計可施，于臘月18日被敵人殺害，英勇就義于武昌文昌門江灘。黨組織雖多次設法營救，但由于時間較短營救失敗。由于我父親的組織身份無法公開，他的遺體還是家人出面，在我姑父的幫助下，葬于葛店觀音山墓地。

我父犧牲后，組織上為了確保遺孀、遺孤我母子三人（我有個弟弟）的安全。由王平章按董老指示秘密轉移安排隱居在漢口下何家墩何禮臣家花園里。并在生活上給予照顧。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生活困難，董老安排由向警予親筆介紹至頤中煙廠當工人。并留下一幅古畫作為我們家以后找組織聯系的證據。此畫解放后孝感文化館借去展覽未還。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軍進駐武漢后，經我黨提出。由武漢的國民政府授予我父革命烈士稱號。

“四一二”國共合作破裂后，國民黨反動政權一改政態，將我黨對武漢周邊富豪當鋪強行征集資財的革命行動，誣之為“搶劫”，我父亦被誣為“土匪”。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我從報上看到第二次國共合作，黨在武漢設立了“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我母親帶我去八辦找到了黨。1938年春節后，第一次去時，董老因公外出，由董老的秘書許云同志負責接待。幾天后再次去時，受到了董老的親切接見，并詳細詢問了我家的生活情況及是否還住在黨安排的原來的住地，并說：“樹棠（我父名）是好同志，是黨的優秀兒女，黨不會忘記他的…….?！辈⒁覀冇欣щy就去找他，還同我母商量，留一子在身邊，讓我參加革命送我去延安，我母親的答復是要回家同她的繼父張世國商量。幾天后，見面時，董老決定讓我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由秘書許云幫我填了表，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董老還給了20元銀元作為對我家的慰問。

武漢淪陷前，我在漢積極參加組織活動，為發展抗日力量做了不少工作，后由許云同志安排到農村開展工作，由我母繼父張世國將我們先送回他的家鄉，孝感縣的張旗桿塆。

1937年七月初，煙廠決定遣散工人，我母也辦理了遣散的相關手續，領取了廠方發給的遣散費及遣散書（現仍保存完好）。1938年冬，我來孝后，“八辦”遷至重慶。此后，我與組織聯絡完全依賴通訊。

來孝后，由我母親的繼父將我們安置在他家里，在敵偽統治時期，為了免遭反動政權迫害，我們以躲避戰亂的遣散工人及家屬的身份進行掩護，至于我們隱瞞的真實家史及我父的革命經歷，在漢孝兩地（除我姑父及我母親的繼父等知情者外）鮮為人知。

為了便于開展工作和自謀生活，我母親的繼父將我送至緊連張旗桿塆的六角地張同泰中藥店當學徒，以此為職業秘密進行革命活動，并先后與活動在漢孝之間的黨組織與黨政軍的領導人取得聯系接上了關系。當時與我有聯系的人有：許金彪（游擊隊領導，后任湖北省水利廳長）、許明清（縣委書記，后犧牲）、饒明泰（縣長，后任荊州地區副專員）、林涯萍（政治部長、敵工部長），我與他們直接見面不多，他們給我布置工作和聯系，由他們指派的交通員譚雙全、湯鳳敖負責。

1945年5月，我被漢孝陂敵工部長林涯萍指定為六角地聯絡站負責人。同年6月，組織批準將我由民先隊員轉為中共黨員，由許明清、林涯萍當介紹人，由于我屬政治部秘密工作人員，他們除告知組織部長莫玉林（莫曙東）外，組織關系一直由他們負責。

我自在漢參加革命，至全國解放，我的工作經歷大致如下：

38年，我在漢口介紹了何殿英、李云峰二人赴延安。此后，在孝感我發展了宋紹英加入組織，并先后介紹李德舉、胡學全、陳立國等十余人到抗大鄂豫分校學習；發展了黃康衢和守橋偽軍田文搜集過敵偽鐵路運輸情況；通過積極工作讓偽軍保安隊排長榮旭東收集敵偽清鄉、槍支彈藥情報和顛覆破壞日軍軍車，使日軍死傷數百人；與日軍中的“反戰同盟”人士川島小白（任伍長）取得聯系，為我軍提供情報和槍支彈藥、醫療藥品。

47年7月，我奉命參加三青團打入敵人內部，以文光小學教員作掩護，發展他人盜取了敵人的軍事地圖（張逸生，國民黨侍衛營少尉）偷取孝感三青團名冊。

1949年3月，武漢臨近解放，我奉鄂豫三地委、軍區三分區城工部委派赴漢擔任特派聯絡員，駐華中剿總聯勤總部至武漢和平解放后返孝，我的工作經歷另述。

我父親的革命經歷，直到解放后才開始公開，我找到了當地政府，憑原有憑證找到了組織，找到原負責“軍運”的直接領導作證，追認我父為烈士。由于原有領導惲代英、向警予、王平章多已犧牲，仍健在的上級領導和并肩作戰過的戰友、同志董必武、鄭位三、劉子谷等多在中央工作。五十年代初，董老率中央慰問團來湖北慰問老蘇區烈士家屬時，他查看家屬代表的名單，沒有見到我母親李秀英，他就將我父張樹棠（先瑋）1926年在漢英勇就義，38年由他親自將我母親安排到孝感農村的情況告知省和縣民政部門，要孝感負責查找并通知我母親到孝感的青口山同他見面并參加會議。這次會議是我弟張紹榮去參加的，由董老親自頒發了我父的烈士證書。代表團還給每個烈屬發放了慰問物資和一枚中央慰問團紀念章?？上н@枚像章后來“在四清”中丟失了。

我父犧牲時年僅29歲，他將年輕的生命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用鮮血保護了黨的組織秘密，換來了許多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這種精神董老曾代表黨給予了高度評價，對遺孀遺孤也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這是我們終生難忘的。可痛心的是，在六十年代的“四清”政治運動中，竟被人顛倒黑白，遭誣蒙冤，家屬親眷也受到了無情打擊和迫害，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幾乎造成家破人亡。

我家遭誣蒙冤是從我弟媳肖菊香那里開始的。當時我弟媳是原朋興區新鋪公社婦聯主任。1964年孝感縣開展“四清”運動，是湖北省委首批三大試點之一。省委第一書記親自落點坐鎮指揮，由地委書記帶隊會同地屬其他15個縣組成總團分團會戰，工作人員全部由外來人員組成。這場運動使孝感人民付出了血的代價，造成創傷極為慘重，這種在一個縣的范圍里，有組織、大規模、聲勢浩大地迫害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行為實屬罕見。我弟媳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受到迫害的。對于當時的情形至今仍心有余悸，談虎色變。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仍對此忿忿不平。當權者忠實執行反動路線，把斗爭的矛頭直指廣大的基礎干部和群眾，憑空捏造強加罪名，一口咬定孝感是“和平演變”的典型，孝感全縣的干部全部“壞透了”縣委是“反革命兩面政權”縣委書記王振明、副書記朱朝啟和著名全國勞模官木生是一條黑線，并誣官木生是“假模范”“假代表”“階級敵人代理人”。并提出“大膽懷疑”口號鼓動搞假材料、黑材料對人憑空誣陷。孝感的“四清”運動就是在他們親自做出假案的樣板后拉開了幃幕。

我弟媳所在地朋興區更是他們要“清查”打擊的重點地方。運動一開展，她和全縣千萬個無辜的受害者一樣，成為他們栽贓誣陷迫害對象之一，不僅被非法變相關押和強迫勞動，長達半年以上，而且還被多次批斗逼供，受盡摧殘和人身侮辱，更有甚者，那時她在產后，身體虛弱，竟被他們慘無人道地在數九寒冬將其全身棉衣剝光，拉到室外頂著刺骨寒風站著挨斗，在對她進行“清政治”時，硬逼著要她“承認”和“交待”被強加在我父頭上的罪名。由于她早已是聞名全縣的代表人物，曾多次出席省地縣各級勞模會議，是朋興區樹立的五位婦女典型人物之一，所以更是他們重點打擊對象，盡管在貫徹中央“二十三條”文件精神后，卻依然對其進行了開除公職，并勒令“勸”其退黨。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董老夫人何蓮芝的過問下才安排了工作。

他們為了做牢我父的假案,，逼著那些毫不知情的人“揭發檢舉”。我來孝時，曾在張同泰藥店當過學徒，可以說我同他們相距遙遠，對我家此前的事情毫不知曉，硬是逼著他們寫出了誣我父為“土匪”“搶犯”和我家是“逃亡地主”的假材料，為定案“罪證”，不僅如此，他們還找到我老家，在革命時期，曾被我黨采用革命手段襲擊過的豪紳富戶，葛店鎮的老人寫出了顛倒黑白誣陷攻擊我黨的證詞，所謂“罪證”就是這樣來的。省民政廳也只好根據“四清”上報材料撤銷了我父的革命烈士光榮稱號。

我母親在我父被捕時，曾為我地下組織秘密活動集會站崗放哨，是她發現敵情后及時發出信號，才使多數同志得以逃離，并機智地隱藏了黨的機密文件和進步書刊，此前她為黨作過許多工作，煙廠遣散工人后，是董老安排她來孝感農村的。在“四清”抄家時，竟無視事實，將當時外資煙廠老板用中日英三國文字印制的《工作證》（此證仍保存完好）作為證據，誣我母為外國“間諜”“特務”“漢奸”，使我母在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同時，由于我弟媳被強加貪污多占罪名，家中財物被“退賠”了，我弟媳又是光人回家，僅靠一人勞動養活六口之家，我弟弟在北京汽車運輸公司工作，北京清河農場勞教兩年，家中生活極度困難，導致我母親精神上遭受極大的打擊，過早的離開了人間（1969年7月）。

當時我在朱湖農場醫院停職審查，工作組據此定我為“政治騙子”在批斗中要我全部“承認被誣事實”并拿銬子逼我就范，并將我撤職下放到五臺分場勞動，每月只發給我35元的生活費。當時我家中的情況是：

全家六個孩子，加我愛人共七個人生活，全靠我的微薄工資養家糊口。

孝感四清運動時，二兒子昌震在總團當通訊員，工資很少（14元），僅夠自己吃飯穿衣，三兒、四兒及大、小女兒都要上學，無奈之下，三兒只好綴學，拾破爛求生，一家人生活的慘狀無法形容。雖然我父親的問題在我1967年進京上訪，在中央領導的過問下，“烈士”稱號才得到了恢復，但其它問題都未落實，如：我父親的修建烈士墓的問題等、我受株連后政治經濟待遇問題、我弟、弟媳及子女受牽連迫害的問題，直至現在還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為爭取就這些問題的得到解決，不斷地上訪，跑了不知多少路，花了多少錢，才漸漸有所改善。雖然如此，但由于我原來收入過低，還有幾個幼小的兒女生活在城區，除我極少的生活費外，別無其他生活來源。三個子女失學，一家人在那種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饑寒交迫的日子中煎熬。我愛人在街道被視同“地、富、反、壞”家屬對待，常被支派義務勞動，子女都在政治上受到歧視，招工、提干、入黨過不了“政審”關，以至受到株連。

那時所有家庭成員不僅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得不到社會上應有的尊重，尤其是在生活上，我妻身邊尚有五個幼小的三子二女，六口人吃飯，三人上學，別無其他經濟來源，生活在城區，還要付房租水電等其它費用，那時我只能領生活費，除留自己生活費外，每月帶回家還不足10-20元，之后我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后，也不到30元，這家庭重擔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吃盡酸辛苦辣，僅只是度命，吃不飽就到菜市場撿一些別人丟的爛菜充饑，常常揭不開鍋，雖然子女多照顧不過來，但他還得抽出時間幫人做點針線活，以補貼家用，應付各種開支。小兒子小林因患病和營養不良，缺醫少藥致死，小女昌平因患病治療不及時，至今仍留有后遺癥。三兒子昌環失學撿破爛。他們都是因為受到連累過著如此非人的生活，老伴也是由于飽經磨難，長期患病無錢醫治20年前過早離開了人世，我們家欠她太多了，對此我深感內疚。

這里還要提到的是因我父親遭誣受到株連的還有我姑父之子，我的表兄楊子名一家。我父是在我姑父他們的幫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父遇難后也得到了他們的不少幫助。由于他們思想進步和我黨一些地下工作人員很熟，熟悉我父親參加革命的一些情況。我們家能重新找到組織，也靠他們提供一些可靠的線索，對此我們深表感謝！但使我感到愧疚的是：由于我父的遭誣陷致使他們家也遭到株連，說我父親的“烈士”稱號是他們伙同我家欺騙組織騙來的，他們也被誣為“政治騙子”。我表兄楊子名是個知識分子，也因此受連累下放勞動，其子女下放農村各奔東西。

孝感的“四清”運動結束后，孝感縣的各級黨政領導大權全部由在運動中成績卓著的人接管，不少人依然留在孝感。1966年，我由于對我們家因我父含冤遭誣，表兄無辜受到牽連，心中不服，在朱湖農場“四清”工作隊尚未撤離時，我曾多次找原“四清”時的領導及工作人員，申辯，請求復查。后來我到五臺分場找到了原在我們單位搞“四清”的負責人余國勝，再次向他提出了我的這一請求。當時文革已經開始，他態度較前有所緩和，他對我說，運動中你放“包袱”時，胡書田在會上謾罵誣蔑你時，說你父親是“什么烈士？是土匪”，說你是“什么地下工作人員？是三開人物！國民黨、三青團、親日派”。對此，散會后我已批評了他。他又說：“撤銷否定你父親的烈士，是明興區新鋪公社“四清”工作隊報的。目前“文革”開始，各級組織癱瘓，無人辦理，最好你到縣里找臧成德書記和劉世忠團長反映”。實際上我已多次找過他們，得到的答復是：暫緩一段時間，一定為我復查！1967年元月，我回城關，在縣委大院，再次找到了臧成德書記，這一次，他給我批了一張條子，叫我到民政局找到禇長香局長，并由揚會計拿了路費和優撫科封宗道科長寫信到地區民政局換介紹信。地區民政彭懷堂也是大革命時期董老親自發展的黨員，他托我代為問候董老。進京路上，紅衛兵大串連，車上很擠，無法行走，連小便也只能解在自己的口杯內。

車到北京車站，正是凌晨兩點，天空飄著雪花，北風刺骨，我到接待站，等到天亮，接待人員才將我安排到城西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內務部接待站解決了食宿問題。

按照規定應到內務部，由于上訪人員多，往返乘車需等很長時間，花了十多天的時間，去了三四趟，終于遇上了一個湖北藉姓劉的工作人員，他問明了我上訪的情況以后，給我寫了個條子，叫我到內務部優撫處找韓慎同志，并告知只要在內務部大門外左側坐等，不須排隊，就會有人接待。次日去時，有三人同行，到后，等了一會，韓慎同志來了，接待很熱情。問了我的情況以后，就問我是否見過董老，認不認識？當聽到我1938年曾兩次在漢口“八辦”見過董老和他的秘書許云時，他認為事情好辦，并表示先用電話與我聯系后再去見老人。

在與韓慎同志聯系期間，我花了幾天時間去花園路部隊的印刷廠，找到了張必先老人。張老是軍事地圖繪制專家，中央領導對他很重視，周總理親囑廠政保處賀處長負責他的健康與安全，在一般情況下不接見來賓，尤其是文革期間。由于我持有內務部介紹信，加之又知我是大革命時期張老熟悉的烈士后代，賀處長很快與張老取得了聯系，安排了接見。張老對賀處長熱情接待我表示感謝，他介紹了董老親自培養我父走上革命道路的情況以及我參加革命的工作簡歷。為表示賀處長對我的熱情接待，讓賀同我在他家共進由張老的夫人親手制作的午餐以示感謝！我取得了張老的證明后，次日又到內務部找韓慎同志拿了去中組部的介紹信。

中組部位于東四靈鏡胡同，接待人員問明情況后，給董老家打了聯系的電話，并開介紹信讓我去東皇城根白馬司胡同10號董老家。開門接見我的是董老的兒子董良羽，他問明我的來意后告知董老已在前天到上海接待阿爾尼亞外賓去了，并問我是何時來的？為何不直接到他家來，要我到他家里休息一會，我說：“老人不在家，以后再來看望”。

回頭我又轉回中組部找到了李同志，并告知我去董老家的情況，他聽后即時打電話與鄭位三老人取得了聯系，并寫了一張紙條讓我去故宮后門右對面景山前街14號鄭老家。開門接見我的是位老的夫人蒲云大嬸，她將我帶進門房，說位老去西山還未回，讓我留下材料后回住地等兩天，并問了我來京住地和房間編號。這時警衛員小劉拿來了一盤餃子，我吃完后就告辭走了，第二天8點半鐘以后，警衛員小劉拿著位老親筆信箋（此件存有影印件）要隨他到位老家。我隨同小劉坐車來到了位老家，蒲云嬸和她的小女兒將我引進客廳坐下，告知：“位老從西山回來看了你的材料，在客廳來回走動半晚未能入睡，叫我讓小劉盡快開車把你接來”。我們談話時，位老披著棉大衣，趿著棉鞋從書房走到客廳，又要我坐下，并要我在他家過了春節再回。由于我怕老娘在家擔心，答復等事情辦妥后再去京看望他老人家，遺憾的是由于我個人的問題，拖了許多年才逐漸得到落實，這一承諾一直未能兌現。

談話中位老對我講了他的革命經歷及國共合作和寧漢分裂等，汪精衛以清黨名義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情況，他說：“你父親是董老早期親自發展的，他的犧牲也早于北閥軍打到武漢時，武漢成立臨時國民政府時曾褒撫過一批為北閥戰爭犧牲的烈士，國共決裂后，黨組織遭到很大破壞，很難照顧到烈士遺屬，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秘密發展的黨員以及他們的革命活動只有上下級直接關系才知道，你父親若不是有親戚在武漢認識一些與你父經常往來的人，也是無法找到證明以及你父是為何被殺害的。除此你老娘也認識一些人，董老和李先生（王平璋）都到你家開過會，商討過事情，你媽為他們放過哨，那次搜捕還是你媽發現得早，才使四人得以逃脫，那次逃脫的王平璋同志，曾在邊區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了他那次遇險脫身的情況。那次同時逃脫的劉子谷（解放后曾任內務部長）也談到那次遇險的經歷。這時王平璋之子王水清（湖北漢川人）來了，位老介紹我認識了他。

在談話中,位老聽完我講述我父遭誣情況時，他說你的材料我看了三次，并和上海的董老通了電話，他說三八年春節后，在漢口“八辦”時，你和你老娘去找他兩三次，并非常氣憤地說，他們誣你父為“土匪”那我們不都是“土匪”了，當即給湖北省民政局領導打電話，狠狠地批評了他們，位老在電話中說：“張先瑋烈士問題，你們是怎樣撤銷的？找家屬談過沒有？調查過沒有？現在烈士的大兒子在我身邊，告你廳的狀了，經過中組部介紹找董老介紹到我這里了。并親筆寫證明讓我帶回，證明上是這樣寫的：“湖北民政廳：張先瑋烈士，我看了幾個文件，記載確系烈士，如有疑義，有人來京可筆記我的談話，我不能多寫?！保ù思嬗杏坝〖┎⒁一睾睍r去找王平和張體學省長解決問題。

我拿著位老的證明，回頭找到中組部李景宜副部長，他看后說：“我們不能在首長寫的文件上簽字，只能在內務部給我們寫的介紹信原件上簽意見，并附上位老的證明，你憑此去內務部。我拿著這些再次找到內務部的韓慎同志，他給我辦了回程的火車票和內務部公函。

返回途中，受位老所托，我順道去鄭州河南省委招待所，看望了戴季英老人，受到了老人的熱情接待。無話不談，暢談了黨的歷史和北閥戰爭情況，為策應北閥，革命黨人秘密活動被各地軍閥控制的新軍中的有覺悟的進步分子作內應。同時還必須籌款購置軍火充實力量，你父就是為北閥戰爭犧牲的，要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犧牲的烈士。

1967年元月底，我由京返孝，縣民政局看過我在京帶回的證明材料后，給我寫了到省民政廳的介紹信。臘月二十九日，我同二兒子昌震一塊去省廳，找到了優撫處的賀處長，他讓我和張廳長見了面。張廳長首先對四清時盲目批復撤銷我父張先瑋革命烈士身份的問題表示歉意，并問候我母親。他看完我從京帶回的有關證明及中組部、內務部簽字的原件，就將“四清”時捏造上報的全部材料退給了我。

過完春節幾天后，縣民政局找到北門北池家中，說省民政廳派優撫處賀處長代表省廳向我們家屬道歉，并帶來了我父的新的烈士證和湖北省民政廳公文。我同優撫科封宗道科長辦妥了縣里的恢復文件后，一同到新鋪公社參加宣布平反恢復我父張先瑋烈士稱號的會議。對此，公社書記已作好了準備，經征求我們家屬意見，會議只在有各大隊干部四、五十人的會上進行。會上宣讀了湖北省民政廳1967年2月18日優撫字008號文件，宣布撤銷原“四清”時的錯誤決定，恢復了我父張先瑋的烈士身份。省廳賀處長由于害怕開會時遭到造反組織批斗，征得我們同意未參加這次會議。

我父恢復“革命烈士”稱號是他的老上級中央幾位領導親切關懷，親自過問的結果，但仍無法完全擺脫“四清”運動迫害的陰影，尤其是受牽連的我及弟弟紹榮、弟媳肖菊香的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落實。因此可以說“四清”給我們家屬及親友造成的影響，遠遠沒有得到清除。正因為如此，一個曾經為黨的重要領導干部放哨站崗保障了他們的生命安全，不顧個人安危機智地隱藏了黨的機密文件，為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我的親娘在“四清”曾被誣為“土匪”家屬，從運動開始到去世，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摧殘，同時親眼見整個家族蒙難，氣極攻心，造成精神分裂癥，1969年與世長辭。后來由于無人過問，我父未能進入烈士陵園，經我同二兒子昌震多方奔走，并在葛店鎮工作的侄女張玉珍的共同努力下，才由葛店鎮委和政府出面，用電廠征地為我父在故里修了一座墓，我母親則由我們自己負責遷回故里與我父合葬，除此從未有人過問他們的事情，他們的事跡未見一處有文字記載。

“四清”運動時，由于我父親的“烈士”被否定，使我遭受迫害更加升級，又扣上了“政治騙子”的帽子，不僅將我下放到漁場勞動，工資也被取消，每月只給我發35元的生活費。我進京上訪返孝時，雖然帶回來了中央有關部門及有關中央領導的文件和證明，縣領導及有關部門也據此向省里上報了，卻因此更加引起我工作所在地的某些領導的不滿。由于他們是靠“四清”整人起家的，“四清”過后，一切大權更牢牢控制在他們手里，在“文革”期間，他們雖有時也受到沖擊，但由于他們在“四清”運動中，以整人的手段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整個“文革”期間，權力基本上仍由他們控制，可以說他們的根基是根深蒂固，連有良知的正直黨內人士也奈何不了他們。他們惟怕的是受害者上訪，上訴戳穿了他們借“四清”殘酷迫害干部群眾的真象，對此他們是采用高壓手段嚴格控制。我的成功上訪更加招致到他們的瘋狂報復，他們誣我進京上訪是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串連，加重了對我迫害，而且有時一連三四個月停發我的生活費。家中五六口人惟一依靠我每月35元錢養活，已是苦不堪言，停發我的生活費，更是雪上加霜！這樣的日子，叫我如何過？萬般無奈，只得乘他們鬧派系，無人顧及管理之機，冒險出走，流落在河南信陽等地，或投親靠友，有時能幸運地給別人治一下病，過著流浪的生活，連乞丐都不如！如果能夠按月領到“生活費”我也就老老實實地呆在下放地規規矩矩地勞動。這其間還有一件事：我從報紙上看到了董老逝世的訃告，由于他是我父親的直接領導，雖然我同他見面不多，但我感念他視我兄弟二人為子侄，對我母親及家人非常關懷，聽到這一噩耗后，我向他的夫人——何連芝伯母發唁電，這事被單位的當權者知道了，竟找到我追查電報內容，同時他們還跑到郵電局追查，想從中攔截，幸有郵局同志堅持公民通信自由權才未能得逞。

我就是這樣飽受煎熬長達十二年之久，粉碎“四人幫”后，過了兩年多，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才被重新安排上班工作，才能重新領取原工資，但從沒有在政治平反、經濟補償。80年我已到了休息年齡，可是在辦理手續時，他們不按政策辦事，不顧原有檔案結論，不尊重歷史事實，擅自將我38年參加工作的時間，改為從45年我轉黨的時間算起。即使是這樣，他們也不以離休辦理而是以退休辦理。對這樣不公正的待遇，我心中一直不服，我曾無數次地到上級有關部門申訴，一直沒有結果，我兒子昌震也陪我跑了許多冤枉路，花了不少錢，甚至親自跑到西安、武漢等地找到原來我的領導反映，再次寫出證明，為此也花費了我兒子許多少時間和金錢。還是他們通過關系，從省里查看了中央有關文件，走訪了武漢市的一些領導、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凡參加黨領導的革命組織的時間應為起算工齡時間。直到1988年地委組織部門才批復認定我為離休。但工齡還是從1945年5月算起。即使這樣，在工資待遇上，依然享受不到離休干部應有的待遇，單位在辦理時，只是以醫師技術職務進行辦理，尤其在住房問題上，我家中還有五六口人，長期以來一直在孝感城關靠租房住。1978年，由于家中實在困難，無錢交房租，被房主趕出了門。萬般無奈，我二兒昌震回孝找到了他縣里的領導，在城北彭家塆批了一點空閑地，到處借債，買了一些舊材料，才在自己買的地方上搭起42m2的簡易平房，我和老伴家人才開始有一個安身之所，擠著住在這里。老伴去世后，三兒昌環不僅成了家，并且有了孫子，此處業已無我容身之地了。我無奈，只得到在武漢的二兒家里安身。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我每月要回孝感領取工資，由于我原工作單位離城關還有幾十里之遙，回孝時碰不到人，有時一等幾天，住宿吃飯都成問題，只得到處打行爐，麻煩他人。這還是小事，尤其是我年事漸高，年老體弱多病，我往返跑不僅讓子女們擔心，尤其是上醫院看病，也不方便，我看病的范圍，規定在孝感，生點小病在武漢只能自己花點錢了事，可是我的身體愈來愈差，幾次重病差點撒手人寰，幾次重病急需救治，在武漢我無錢醫治，我二兒無奈只好花高價請小車子送回孝感住院，每次車費就需大幾百元，搞了許多次，我們實在折騰不起，為了重病能即時救治，我二兒子只好陪同我自費租房居住，每月光房租就得二、三百元。直至現在我的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對上述問題，也曾多次上訪，也書面向省委書記反映過，直至2000年后，我二兒通過各種途徑到省里上訪，找新聞煤體，請律師等多種手段，才引起領導重視，直至2004年才使我的社保、醫保、和部分歷欠工資得到基本解決。但至今仍未得到落實的問題是：“我參加工作的時間沒有按1938年算起、住房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原已定應補發的工資還未按數全部補發”。我希望在生前看到這些問題得到解決。

除了我的問題，我弟弟、弟媳雖然早已去世，但他們受我父親影響的問題至今仍未實事求是予以平反落實。

我弟弟張紹榮赴朝參戰結束后，被安排在北京市汽車運輸公司工作，由于在三年災害期間，同情他人缺糧斷炊，無法活命，送了些糧食，加之因我父遭誣的問題，受到勞動教養處分，我父平反后，對他的這錯誤處理也未撤銷，勞教期滿后，不僅不將他收回原單位工作，反而將他作為勞教釋放人員安排回到湖北漢陽大軍山新生玻璃廠作為就業人員，我弟不服，同時因患胃潰瘍、高血壓抱病回到農村家里。由于原在京時，曾幾次到董老等幾位老人家去過，對這些早已知情，聞訊后，由于中央老人的親自過問，縣民政局才將他作為烈屬、志愿軍病殘退伍人員雙重照顧，每月給以50元生活費的定額補助，后來增加到120元。并轉為城市戶口，供應商品糧。雖然如此，但由于受到不應有處理未能得到實事求是平反，胸懷宿怨難銷，終于1987年舊病復發，懷著綿綿長恨離開人世。

尤其是我弟媳肖菊香,多年來曾是孝感的知名模范人物?！八那濉边\動時，遭受迫害，工作組僅憑“大膽懷疑”的子虛烏有的毫無任何證據的罪名，采用高壓手段逼供，尤其是慘無人道地不顧她產后身體虛弱，將她脫掉棉衣拉到室外廣場里，頂著刺骨寒風，凍得渾身發抖，逼她“認罪”，并以非法取得的假證明作為“罪證”，她之所以受到如此殘酷迫害，也是由于我父的遭誣，才使之進一步的升級的。由于這樣“四清”運動結束前，她不僅被撤銷公社婦聯主任職務，而且還被開除公職，勸退清除出黨。在我父的問題得到平反昭雪時，對受株連無辜含冤的她及我兄弟二人，一字不提！三中全會后，平反冤假錯案時，也不為我們復查落實。我弟媳的問題只是在1968年，被董老的夫人，我們的伯母何連之老人知道了，由她親自批示，將其安排到新鋪供銷社旅社上班。由于她遭誣含冤，沒有得到澄清和落實，她是含著滿腹冤屈于80年代初期飲恨辭世！

我父得到平反，現已時隔四五十年，但我們這些無辜受株連的人至今依然未能得到實事求是的平反落實。就連我按政策應得到的待遇，也遭有意壓制不予到位，該領的錢不照數給，合法工齡得不到承認。一個18歲參加革命到60歲退休的老同志，對于所遭受的一切，我一直相信黨相信組織的的態度，按組織原則向上反映，從80年到現在，終究沒有得到一個公正的解決，為此我想將我的磨難、經歷，趁我目前頭腦尚清晰寫出來，留給我的后人，使他們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發，留給社會讓世人去了解，我還將我38年直到解放所經歷的事情都要寫出來，讓世人去評論。

張陶

2009年8月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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