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者到食利者——對當前社會腐敗問題的認識
把生產者和食利者與當前的社會腐敗問題掛起鉤來,好像有些突兀,但還是有些內在的聯系的。
生產者,從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指的是那些以勞動為生,靠勞動力生活的人們。生產,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人們使用工具來創造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當然,生產者就是直接使用這些工具并創造勞動成果的那些人了。
食利者,在落伍的政治經濟學中特指資本主義社會中依靠存款、特別是持有股票等有價證券以取得利息收入為生的那些人們。食利者是瓜分剩余價值的成員之一。隨著資本和股份公司的形成和發展,資本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日益分離,那些擁有巨額資本的人們,完全可以脫離生產的過程和企業的經營管理,依靠對資本的所有權取得利息或者股息來生活,食利者的數量因此而增加。
從生產者到食利者的轉變和逆轉變,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是每時每刻都發生著的事情。因為這種轉變有天然的動因。
一是從生產者到食利者的轉變是人們的心愿。這是從人性論或者人性自私論的角度來說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走進食利者的行列。因為人們都有盡量避免繁重和單調的勞動,力求最大限度得到報酬的本能的心理,向這個方向奮斗無可厚非。
二是從食利者到生產者的轉變是社會競爭的必然結果。任何社會和任何時候,食利者總是人群中的極少數,因為食利者的來源,或者說資本增殖的唯一來源,在人們在勞動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來源于人自身的勞動,沒有了勞動就沒有了剩余價值,沒有了剩余價值,食利者就沒有可食之利。
資本就像自然界中處于食物鏈上方的食肉動物一樣,當底層的生物資源豐富的時候,食肉動物的日子就比較好過,自相殘殺的場面或許根本就不會出現。可是,當底層的生物都發展到了高層次的食肉階段,就相當于人類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都發展到了食利者階段的時候,那些位于食物鏈高端的食肉動物的日子可真的不好過了。因為每個對手在沒有從底層獵殺到足夠的食物的時候,為了果腹,即使是食肉動物也能成為別的食肉動物的盤中餐,自然界里這種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了。最后,還是那些兇猛彪悍的食肉動物從自己同類的競爭中勝出,大多數的弱小的食肉動物被消滅,或者重新淪為食草者。而原本面臨著滅頂之災的底層的生物因為上層生物的減少又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甚至可能用自己充分發展的群體抵御上層生物的擒食。
上面這段話說得遠了。不過,這段話也不算多余,因為現在的許多社會現象,其實就是自然界里那種低級競爭現象的重復,這也是我們現在社會上腐敗橫行的原因之一。
為什么這樣說呢?
生產者和食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一個是專心于使用工具把原料生產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減少無效勞動和提高工作效率是他們關注的重點;而另一個則是專注于怎樣讓資本生出更多的利息來,只要有利潤存在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當然,能用更少的資本得到更多的利息,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情,勞動的強度和效率根本沒有在他們的關注之中;甚或在使用機器能減輕勞動強度但會減少利息的時候,他們寧可要利息也不要機器。由此,勞動者的希望和食利者的期盼也將會越來越對立。
這樣,再說下面的三句話就不會引起爭論了:
其一,勞動者和食利者沒有共同的思想意識。
站在什么立場上就有什么樣的思想。有句俗話是“屁股決定腦袋”,文雅一點的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其實一個道理,就是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必然有什么樣的思想意識。
其二,勞動者和食利者沒有共同的外在行為。
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思想意識決定外在行為,是大家公認的道理。顯然,作為勞動者,他希望用盡可能少的勞動得到盡可能多的成果,或者用豐富多彩的勞動替換枯燥單調的勞動,總之,他們想得到的是輕松的勞動和理想的勞動報酬。但從工業化社會化大生產的本質特性上說,生產者的這些希望正好與機器的要求相反。因為工業化中最根本的規律,就是勞動的單調和重復,而且這種單調和重復的程度越高,生產的效率就越高,換言之,就是資本的收益越高。為了得到更好的收益,資本不允許勞動者革新這些高效率的單調和重復勞動。
其三,勞動者和食利者沒有共同的物質利益。
勞動者和食利者是剩余價值的共同分割者,一方得到的就是另一方減少的。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階段,一種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率總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數值,這也意味著這種勞動創造的財富總量也是有限度的一個數量。當可分割的這個數量有限的時候,沒有哪個食利者自愿將自己可能得到的貢獻出去,除非他真的是個傻瓜。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上來。
現在社會上腐敗問題的存在和嚴重發展,其實就是執政黨在生產者和食利者如何轉化的問題上沒有一個正確的對策。
如果執政黨站在生產者的立場上,他會把生產者的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因為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們,無論科學技術多么發達,他們都擺脫不了繁重的體力和腦力勞動,每一份成果的背后都是汗水和心血的凝聚。他們在與自然作斗爭的時候,深知勞動的艱辛和勞動者的苦楚,深知團結的重要性。老一輩的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有透徹的理解,所以他們能發動起全中國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張變成窮苦百姓的革命運動。語詞“人心齊泰山移”應該是這個意識的寫照。
但是,當我們把自己從生產者的行列里剝離出來以后,一切就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必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的掠奪 ,二是利益的掠奪。
最先變化的是對資本的貪婪,這是腐敗產生的內因。
因為要成為真正的食利者,首先要有足夠的能夠食利的資本。在沒有可以運用的經濟手段的時候,使用政治權力撈取個人利益是食利者無法抗拒的選擇。同時也因為共產黨人在自己的政治招牌上公開地寫明了自己的政治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卻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共產黨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而且從打下江山那天起,共產黨就沒有給自己的任何成員創造撈取私利的機會,這和資本家家族傳承資產恰好相反。或者說,共產黨沒有給自己的成員提供能夠一步走進食利者行列的條件。于是,在鄧公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以后,在這個黨已經遠離了腥風血雨以后,在這個集團已經從精神信仰的集會逐步演變成利益共同體以后,一些抱著追求財富理想跟黨走的人心里出現了不平衡,他們對食利的私有資本是耿耿于懷。憑什么他們吃肉我們只喝湯,抑或有時連湯也沒喝上。但畢竟資本的積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以權換錢盡快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成了這些意志薄弱者的唯一的首選。于是,一些信仰不堅定的人們,在時機有利的時候,立馬脫掉了自己勞動者的外衣,換上了食利者的內臟。當然,內臟換了,外邊穿的還是共產黨的紅外套。可內臟一換,思想意識跟著就變了,到底,這“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支配行為”的規律是改變不得的。于是,許多的社會不和諧現象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于是,我們的媒體上就出現了“50萬武裝一個城管中隊”,“狗比人貴”,“血汗工廠”,“記者侵權被索三千萬”……等等等等的許多真是勾人眼球的新聞。上海連續爆發高官腐敗,老百姓保命錢被官商勾結挪用大案,實在是這個故事自然發展的又一章。腐敗自然而然的發展、蔓延了起來。
其次是對勞動者利益的掠奪,這是腐敗的對象。
當轉換了生產者和食利者的角色之后,對物質利益的掠奪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因為食利者最終的目的是得到能夠滿足自己貪欲的物質利益,而人的欲望一旦偏離了高尚道德的軌道,就會變得無法控制,“欲壑難填”那句成語可是這情景最真實的寫照。可是,社會上的財富是有限的,要得到充分滿足個人心愿的物質財富,必然要有攫取這個財富的對象,顯然,對象只能是勞動者,普通的勞動者。因為在加入到了食利者的行列中以后,弱肉強食的規則會讓他們馬上變了臉面,吃掉那些已經強壯了起來的食利者,他們還沒有這個實力。所以,只能先把嘴巴對準還沒有被已經壯大的食利者瓜分掉的那些財富。恰好這個財富又早就準備好了。因為執政黨從打建國那天起,就集中國力,日積月累的創造了一筆無比巨大的后來被一些經濟大家論證為沒有所有者的公共資產,面對這誘人的財富,又有手里的權力作后盾,那能放過這自操自買的好時機。“過去窮怕了”!
加入到了食利者的行列以后,食利者的優越性還真是提醒了這些曾經的卓越建設者。食利到底比建設省心。你想呢,過去搞建設,從規劃到落實,哪個環節上不是勞心費力,尤其是費勁巴力地搞農業,力沒少出,糧食也沒多收,那像現在銀子一掏立馬就買來了大米白面。觀念一轉天地寬。過去勒緊腰帶搞建設,流血流汗也沒造出來媲美西方的彩電冰箱空調轎車,現在不費勁了,物質反倒“極大豐富”了。老人家曾經說過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落伍了。現在終于不勞心費力了,而且不勞心費力了,反倒得到的更多了。
說了這許多,還是回到主題上來。要想解決黨內存在的腐敗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恐怕還是要先處理好生產者和食利者的關系問題。這不是什么問題。鄧公當年描述社會主義特征時,已經把“共同富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話都說過了,既然社會主義把共同富裕作為特征之一,其實已經對這個問題明確了解決的方向。目前沒有解決的問題,應該說是執政黨策略上的方法而非原則上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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