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自薦參選者鄒濤
2006年09月08日
“我有策劃能力，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兩方面結合起來，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會矛盾，為政府分憂解難。”
文 □ 記者 劉頌杰
“真的太艱難了！”剛剛從深圳市羅湖區草埔西居委會走出來的鄒濤，望著一陣突如其來的暴雨，感嘆道。
這是2006年8月24日的下午4點半。一個半小時前，鄒濤來到居委會，準備辦理區人大換屆選舉的選民登記。按大陸《選舉法》規定，公民有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必須經過選民登記予以確認。也就是說，鄒濤要自薦參選羅湖區人大代表，第一步必須在社區完成選民登記。
人大代表候選人有兩種產生形式：中共基層黨組織提名，或由10人以上選民提名。鄒濤今天在居委會，原本打算做三件事：第一，完成選民登記；第二，領取《提名代表候選人登記表》，因為他之前制作的、已征集了眾多選民簽名的表格被認為無效；最后，搞清楚自己的選區劃分。
出乎意料的是，三件事情一一落空。羅湖區已經規定開始選民登記工作，但草埔西選區負責人表示還不能登記；《提名代表候選人登記表》沒有拿到；該負責人也沒有將選區劃分情況告訴鄒濤。
盡管距9月5日選民登記的最后期限只有十來天，但草埔西選區負責人對鄒濤說，現在還很難確定登記時間，屆時將打電話通知。
“今天算是白跑了。如果最后一天讓我來登記選民，那么完成《提名代表候選人登記表》的時間就很緊了。”鄒濤看上去有些焦急。
8月1日，鄒濤在自己的“購房聯盟”網站和個人博客上，發布了《珍惜公民權利，屢敗屢戰，第三次競選人大代表》的公開信，眾多網友和選民都表示支持鄒濤參選。他此前在深圳發起的“不買房運動”亦曾得到網友的響應，甚至一度影響了大陸的持幣待購者。本刊在8月24日就此次參選一事，專訪了三次自薦參選的鄒濤。
雖然是“毫米推進”，
但必須有人去做
《鳳凰周刊》：你是第一次登記選民？
鄒濤（下稱鄒）：沒錯！活了32年，我沒有見過一次選票，也從沒有給誰投過票。和大多數中國公民一樣，很長時間以來，我不知道按照《選舉法》的規定，中國公民要獲得投票選舉人大代表的權利，必須經過選民登記才具備正式的選民資格。
這次羅湖區是在8月23日貼出通知，規定的選民登記時間為2006年9月5日前。從8月24日到9月5日，除掉雙休日，就只有短短的十天時間登記。
《鳳凰周刊》：這已經是你第三次自薦參選人大代表了，為什么會“屢敗屢戰”？
鄒：2005年1月，我第一次自薦參選深圳市人大代表。先在網絡上發布自薦信，然后寄給區人大、市人大，但沒有得到回復。9月，羅湖區補選人大代表。我遞交自薦信，也沒有任何結果。雖然是“毫米推進”，但必須有人去做。
為什么屢敗屢戰、三番五次地參選呢？我有一個觀點：當前中國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社會問題，如此多的矛盾和隱患，是因為人大代表并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現在一些人大代表已經淪為“見面握手、開會舉手、閉幕拍手”的“三手代表”，而且大部分代表是官員代表、老板代表，他們怎么可能有時間去了解民意、體察民情？
恰恰是老百姓有大量的問題需要去反映，但現在的渠道已經不暢通，信訪這條路已經基本堵死，所以一定要喚起大家珍惜自己的選舉和被選舉權。我們現在有那么好的《憲法》，那么好的人大制度，選民其實可以“用腳投票”，哪個代表、哪個官員不行，就把他選下來。
大家不珍惜這種權利，出了事只好去上訪。正是因為人人漠視這些權利，才導致了人大代表不作為的現狀。大家都覺得，反正人大代表沒有用，沒有必要去選，這種觀念讓人覺得痛心。但我不能要求我身邊的朋友、路人、街坊鄰居去做，只能從自己做起，雖然“槍打出頭鳥”，但總得有人去做。
《鳳凰周刊》：為什么要提出關于人大代表職責的“六點聲明”？你是怎樣理解人大代表的職能的？
鄒：之前也有人陸續提到這些內容，但我這次是第一次正式地、系統地作為一個競選綱領來提出。也就是：人大代表要公布聯系地址；公布聯系方式；公布議案情況；公開聲明“有困難找人大代表”；自籌資金成立“人大代表辦公室”；不怕得罪人，不做“三手代表”。
人大代表似乎已經成了一些人的政治保護傘。有些人大代表本身就是黨政官員，怎么可能自己監督自己呢？
人大代表不是政治地位的符號，它應該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只有沉甸甸的責任，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我認為，脫離了老百姓的支持，人大代表就是個空的稱呼，而如果為老百姓說話，它就能夠理直氣壯。
只要人大代表能夠做到這六點，我還競選去干什么？我就旅游去了，喝茶去了。最終的目的不是我當選代表，而是推動制度的建設，建立良性的循環。
“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會矛盾，為政府分憂解難。”
《鳳凰周刊》：你覺得這次當選的可能性有多大？
鄒：這次地方人大換屆選舉，至少中央是十分重視的。我所在選區是深圳羅湖區草埔西社區清水河街道。羅湖區有182位人大代表名額，其中清水河街道有12個名額。
《選舉法》不修改，民間參選者很難。一要允許自薦。現在，自薦參選人很可能在“協商”確定候選人名單的時候被“醞釀”掉了。二要允許獨立宣傳。現在的宣傳必須由選舉辦組織，之前深圳曾經有參選者要求貼海報，就引起了很大爭議。
我這次的選民聯名推薦肯定遠遠超過《選舉法》規定的10人以上，提名候選人沒有問題，但之后的事情就很難控制了。
《鳳凰周刊》：如果你當選，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鄒：這正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想，我會盡力而為，順勢而為。首先要做到“六點”，我的聯絡方式早就公布了，我也將定期公布議案情況—至少，我不會像一些人大代表那樣，每到開會的時候就為議案發愁，我現在隨時可以拿出50份議案出來。
我將建立全國第一個區一級的“人大代表辦公室”，隨時接待選民。之前沒有人這么做，那么我帶個頭，再作一點點的突破。因為我代表基層老百姓，所以理直氣壯，敢于質疑不盡職的官員，督促他們真正為人民服務。
我在體制外能做到這些，在體制內會做得更好。我有策劃能力，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兩方面結合起來，我想我可以去化解一些社會矛盾，為政府分憂解難。至少我會帶來一股清新的活力。
《鳳凰周刊》：要是你競選失敗，對普通老百姓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性會不會有一些負面影響？
鄒：有這種可能，但我們要看到更積極的意義。我的每次參選活動都是一個普法教育的過程。通過郵件、短信、網絡等，影響成千上萬的公民，不斷提升大家的選舉意識。
坦率地說，中國人普遍缺乏兩種意識，一是納稅意識，既沒有納稅的主動性，也沒有去監督政府財政支出的意識。二是公民意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更重要的是喚醒大家的公民意識，推動民主法治建設，我個人能不能選上倒是其次。
以前大家叫我“民間維權人士”，我更愿意說，我是盡力去做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公民”。如果我們站出來推動一個法治社會的形成，那么受益者也將是千千萬萬的人。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
打破潛規則”
《鳳凰周刊》：你的公民意識的形成和你的成長經歷有關？
鄒：我出生在湖南隆回的一個山村。父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家里有五兄妹。我家隔壁就是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祖屋，所以從小深受魏源那種“胸懷天下”思想的影響。
1991年，我18歲高中畢業之后，參軍到廣西當邊防偵察兵。4年的訓練非常艱苦，身體上、意志上都得到了磨練。1994年退伍，在內地公安部門干了一年后，1996年來到深圳。經過公開招考進入一家金融機構的黨委機關，工資待遇比較可觀，買了房，也買了車。2000年又出來創業。但內心里，我常常懷疑，這種安逸的生活有什么意義？
1999年，我幫助一些在深圳做工的湖南老鄉從包工頭手里討回欠薪，從此開始參與公益事業。幾年下來，幫助了二、三百人次。但在這當中，我看到相關部門相互推諉，才慢慢意識到，靠一個人的力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從制度入手。
《鳳凰周刊》：你常常提到美國的羅莎·帕克斯女士，并說最后倒下的，一定是那個起先看似不可戰勝的龐然大物。如果說帕克斯當年面對的龐然大物是種族歧視制度的話，你現在希望戰勝的龐然大物是什么？
鄒：羅莎·帕克斯是我最崇敬的人之一。她的偉大之處在于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我想，正是這些不起眼的、敢于承擔責任的人，在改變著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也面臨著一個巨大的、禍國殃民的“潛規則”，它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比如去醫院看病要給醫師塞紅包，做生意要走關系走后門，等等。我希望挑戰的就是這個潛規則，推動制度改革。這樣，社會的發展、人民的幸福才會指日可待。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打破潛規則，比如競選人大代表、發起不買房運動、做幫弱助困的慈善事業。
《鳳凰周刊》：你說自己是一個“現實、理性的理想主義者”，那么你的現實與理性表現在哪里？
鄒：最大的現實就是要先生存。我原來的生意沒法繼續做，現在著手做純公益性的“深圳扶弱助困網”，有3個員工，每年的運營費用大概需要15萬元，我希望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資助。
這個網站解決了原先慈善活動的三個弊端：一是愛心透支的問題，通過一對一的幫扶，不會出現求助的人需要5萬元，最后社會捐助30萬元的情況。二是愛心玷污的問題，捐贈的錢不會到我們手里，避免了捐款被挪用、不知去向。三是監督問題，網絡完全開放，人人都可以監督。
做這個網站，是因為我一直有一個夢想，讓所有的弱勢群體都得到社會的關懷。另外，也能夠解決生存的問題。人大競選是通過制度渠道入手，而建立扶助網，是更現實的追求公義的手段，更多依靠個人的策劃組織能力。
我的每個行動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至少要過“三關”——自己、朋友、律師，要透過合法的渠道。而且，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我會經常向黨組織匯報，這是最基本的組織原則。我想，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負責任的媒體來呼吁，專家學者來研究，市民來進行理性的思考，最后政府做出科學的決策。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
《鳳凰周刊》：你的博客上有這樣的留言，說“悲情太盛，國事復雜，要給中央時間”。
鄒：相比贊揚的話，我更希望看到批評的聲音，理性的、客觀的、鞭策我的聲音。但中國的很多事情，如果要一直等下去，成本太高，很多機會就在等的過程中失去了。我希望在不影響國家穩定的前提下，理性地推動制度的改進。
我其實只是一個“符號”，希望有豐富經驗、較高覺悟的人們，包括那位留言的網友，大家一起站出來，聯手去推動，這樣就會事半功倍。
《鳳凰周刊》：你覺得自己是個悲情人物嗎？
鄒：恰恰相反，我現在越來越理性，看問題越來越客觀，冷靜。我感到高興的是，很多以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都一一變成了現實。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雖然我臉上沒有太多的笑容，但這不代表我不開心，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冷靜地觀察，開心地思考”。這種心態可以讓我更理性地做事。
以前看到那么多的民工兄弟求告無門的時候，確實會有一種悲情在心頭。現在經歷了那么多事，失去了那么多，有了那么多慘痛的教訓，我不斷反思，現在我是靠一種強烈的信念來支撐。我會不斷地調整心態，讓自己更快樂一些，更好地走下去。
我說，我始終相信黨和政府。這不是唱高調，真正愛一個人，你應該不求回報地付出，另外你也要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問題。
鳳凰周刊200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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