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對何祚庥老先生的看法并不贊同，但我依然認為我們應該對他保持尊重。這不僅是因為他可能是中文互聯網中年齡最大且最活躍的用戶，還因為他是我們研究某一特定群體最具代表性的分析對象。

這個獨特的群體具備一些特征：

首先，他們口頭上最為反對的，實際上卻是他們行動上最為拿手的。他們雖然口口聲聲反對給他人貼標簽，但在實際行為中卻最善于給別人貼上標簽。

何老先生身上顯現出這樣的鮮明特征。因此，他極有可能為我們揭示一個時代的秘密，提供關鍵線索，增強有力的證據。

有兩句話對理解何老先生這類群體的本質非常有幫助：

1、對前三十年的否定，最有可能來自于那些在這段時間內主導造成混亂的一些人。

2、在反對前三十年的過程中，最積極的人恰恰是那些自己最有那個時代極左風格的人。

這句話是解讀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的重要工具。

第二句是理解未來幾十年某些輿論奇特現象的關鍵所在。

許多人批評那個時代的人，卻唯獨不敢提及西.糾與聯.動。因為他們明白，如果讓普通民眾知道這幾個詞，隨后去搜索“聯動覆滅記”，就能獲取解讀那段歷史的關鍵。

在那次運動中，許多觸目驚心的惡行都是由他們率先發起的，但運動結束后，他們卻成為了最堅決反對運動的人，努力洗清自己的責任。他們將運動推向了極端，甚至改變了運動的初衷，而這些人所制造的極端事件，最終成了否定這場運動的重要證據。

這里有一個現象：在運動中極端左派和運動后極端右派，實際上是同一群人，甚至可以說是同一撥人。

那些在運動中故意將其推向極端的人，與后來對運動進行否定的人，實際上是同一類人。

何老先生是否真是如此的人，我們尚未確定，因為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重大運動和事件中，他是否像吳市場那樣，曾舉報揭發過自己的老師，而后又不斷以老師的親傳弟子自居，以此來提升自己的學術地位。

雖然無法確認，但總覺得他們之間有相似之處。許多人可能對吳市場不太熟悉，它曾被稱為吳計劃。在80年代，它仍然是堅定的計劃經濟派;然而到了90年代，它卻徹底轉變為市場派，完全否定了計劃經濟的所有優點，從吳計劃變成了吳市場。

這還不是最驚人的。吳市場在市場經濟學者中的地位，常常與兩位經濟學前輩相提并論。人們常用這兩位學者的杰出門徒作為代表。

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將《最難打的戰爭，最難對付的對手》一文的內容摘錄過來：

曾擔任吳市場助理的柳紅，在一封公開信中直言不諱地詢問吳的歷史問題：

一些受訪的經濟學家提到您在若干重要歷史時刻的表現，這些時刻包括：1956年“向科學進軍”、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以及1960年代對孫冶方的批判等。

在1956至1958年間，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開展的“向科學進軍”運動中，團支部與黨支部之間的爭論引發了“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事件，這究竟波及了多少人，或導致了多少人的苦難?團支部內部有多少成員?參與的團員青年包括誰?是誰向上級黨委反映了這個情況?又是誰與《中國青年》雜志進行了聯系?

在狄超白和林里夫得到平反之后，許多人向林里夫表達了歉意。請問您是否也曾向他道過歉?如果是的話，是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進行的呢?

林里夫的家人曾在《羊城晚報》2003年12月2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也說林里夫與顧準》，指出您在討論林里夫與顧準關系時的表述不實，指責您詆毀了林里夫(發表時您的名字被隱去)。對此，除了您已發表的言論和文章，您還有什么其他需要補充的嗎?

有一篇大字報，標題為《孫冶方招降納叛的罪行》，請問這是您所撰寫的嗎?有傳言稱，這篇大字報的內容使孫冶方遭受了長達七年的監禁，您認為這種說法有依據嗎?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關于吳市場與顧準之間的關系，顧準的女兒顧秀林在2015年前后也曾公開向吳市場提出質疑：

“因為今年是我父親逝世一百周年，他們正在將吳營造的市場經濟‘圣人’顧準捧出來，以此掩飾他們的失誤。”隨后，顧秀林進一步提問：“……吳敬璉借助我父親的名聲來確立自己作為‘市場經濟首席弟子’的輝煌形象，把顧準‘計劃經濟也能借助市場調節’的觀點曲解為‘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他對計劃經濟的市場調節進行了猛烈抨擊，而對市場經濟的第一人則是大肆贊揚，這該如何理解呢?”

在與網絡朋友的交流中，顧秀林對吳市場提出了更深入的質疑：“自1957年起批評顧準的是誰?”“如今消費顧準已成為你們的一種潮流，似乎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能被你們所利用……”

一位是吳市場的助手，另一位是顧準的女兒，她們通過質疑的方式向大家揭示吳市場在過去三十年的所作所為，這并非個別案例，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主流媒體的宣傳一貫在加深吳作為孫治方和顧準學生的形象。例如，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表述的：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辭世。當周南在電話中向大洋彼岸的吳敬璉傳達這個消息時，他緊握著話筒，緊閉著薄薄的嘴唇，久久無法開口。這是繼顧準去世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引導者。”

吳市場如今的表現非常出色，但許多人卻不清楚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它的情況是相當糟糕的。

他觀察到社會向左發展，便會極端地向左傾斜;看到社會向右，則會極度地向右偏移。

這正是極左派的典型特征。極左和極右其實都是同一類人的不同側面。

他們一生都在緊跟潮流，展現出卓越的投機能力。

何老先生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同樣風光無限，接下來的三十年里，同樣也是聲名顯赫。對此，他與吳市場頗為相似。

何老先生在后來的三十年里極為右傾，甚至達到了極端的程度。他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對前三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也是能否定的就否定。

那么他在前三十年的表現如何呢?網上確實流傳著關于他前三十年的一些“故事”。

在2016年發表的文章《新中國初期反對建筑浪費與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中，提到：

1955年10月，《學習》雜志刊登了何老先生的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指出“梁思成所主張的‘民族形式’實質上是復古主義的體現”，并認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是“梁思成思想錯誤的根源”。

文章分為五個部分，標題分別為：“梁思成顛覆了建筑學中‘實用、經濟，以及在可行條件下追求美觀’的原則”、“梁思成所倡導的‘民族形式’實際上是復古主義的主張”、“建筑上的‘文法’和‘詞匯’的理論實質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點”、“梁思成的建筑理論直接違背總路線，是一種錯誤的理論”、“梁思成錯誤思想的根源——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這篇文章非常出色，1955年北京發生了大規模拆除古建筑的現象。何老先生的這篇文章雖然不是直接推動，但卻迎合了這一潮流。文章特別針對梁思成反對拆除北京古城墻的觀點，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眾所周知，梁思成曾倡導將整個北京城視作一個大型博物館進行保護，并提出城市建設應遵循“兼顧古今，利于新舊”的方針。他曾堅決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以及西四、東四的牌樓。然而，梁思成的這些錯誤觀點在實踐中屢屢失敗，并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反對。”

這篇文章的強大之處在于它善于抽象升華，不僅對梁思成的觀點下了“錯誤思想”的判定，還明確指出這種錯誤思潮的根源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這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語言，若是有人與這八個字扯上關系，便很有可能在之后被稱為“右派”。

當年的“右派”與現在的“極左”一樣，都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政治生涯。

何老先生的扣帽子技巧在那個時期已是出神入化。而且，何老先生的這種才能并不受時代的限制，縱觀他前后幾十年的表現，他始終擅長于此。這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某些運動并非使人們變得瘋狂，而是像何老先生這樣的人大量存在，故意將一些運動推向極端。

有文章指出何老先生的遭遇，“他被迫離開XX部門，并被調派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負責黨的工作期間，仍然對‘自然科學的階級性’研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該文章提到他“在自然科學的多個領域游刃有余，清除自然科學各學科中的‘牛鬼蛇神’;他的諸多重要著作，其威力之猛烈，氣勢之磅礴，以及其技藝之高超。””

根據何老先生對梁思成的那篇文章的風格來看，這段話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至今我們也沒有看到何老先生對此提出反駁。考慮到他的性格，如果這是真的話，他應該會站出來進行辯駁。因此，這個問題目前還是存有疑問的。

然而，撰寫這篇文章的作者與現今的何老先生在對教員的看法上有相似之處，他們在政治立場上也處于同一陣營。理應而言，他們之間的觀點應該能夠引發共鳴，因此可以合理推斷，這篇揭露他的文章絕不可能是來自于他最近重點打擊的極左派。

何老先生是少數能夠將物理學與哲學及政治經濟學結合的學者之一。他通過量子力學的理論，能夠證明“三個代表”理論是科技創新評價體系的核心標準。這種能力超出了物理學或單一政治理論研究者的范疇。此外，前文中提到的那篇文章也指出，“何老先生提出‘三個代表與量子力學原理相符’(3day：實在深奧)的見解，并呼吁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以‘三個代表’為指導開展量子力學的研究。”

何老先生認為自己是一位哲學家：“我在多個領域發表看法，是因為我是哲學家。”“哲學家應該關注各個領域。”他對自己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能力充滿自信：“年輕時曾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我能寫出完整的‘三個代表’文章，水平與一般社會科學家并無二致。””

何老先生更適合擔任社科院的學部委員，而非中科院的院士。因為他在將物理學知識與當代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相結合方面具有獨特的才能。他將量子力學與“三個代表”理論相結合，可能只是他眾多理論成果中的一項。例如，網上有文章提到，他在2006年4月為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年輕學者們進行講座時，提到用“八榮、八恥”來規范科學研究的行為。

并不是說他的做法必然存在問題，而是他一生都擅長隨大流的特性無疑暴露出來，這一點與吳市場非常相似。

他們總是緊密關注政治動態，并且總是能成為最活躍的人群之一。當社會整體向左傾斜時，他們便會成為最左傾的那一方;而當社會整體向右偏移時，他們又會迅速轉變為最右傾的那一方。

這恰好可以證明，在前三十年的運動中一些極端左派與后幾十年的某些極端右派其實是同一類人或同一伙人。

這些人用來指責前三十年間的許多極端事件，實際上也有他們的參與和貢獻，很多事情是他們自己做的，或者是他們主導的。

若不掌握這個要點，就無法深入理解那段獨特的歷史。

這些人通常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因此其破壞性也非常嚴重。

他們是最典型的投機高手。

因此，與他們進行深入的辯論其實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些人根本沒有固定的立場，他們的看法隨時可能改變。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他們可以批評保護北京城墻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他們又會將維護公有制的主導地位稱作“極左”。

然而，他們并非沒有明確的立場，他們的立場體現為一種粗陋的自私主義，表現為極端的個人主義，愿意為了個人利益采取任何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身邊有這樣的人作為朋友，務必要小心，因為他們隨時可能在背后對你下手，只要他們覺得有必要。疫情嚴重時，司馬南得知他無法及時得到救治，便為他發聲呼吁，但為了反對司馬南，他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否認這一切。

因此，有人認為何老先生在1947年參與革命，依舊具有革命精神。我對此并不贊同。一個一生都在隨波逐流的人，怎能擁有真正的信念呢?

近來，人們對猶太民族的認知逐漸加深，了解到他們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善于在不同的選擇中進行權衡。中國的一些顯赫家族是否也具備這樣的智慧呢?我們應當對此多加思考。

我可以確認，變色龍是不可能擁有真正的信仰和理想的。

何老先生為何能在這個圈子里大展宏圖?這個問題就顯得既復雜又微妙。

如果你看過電影《讓子彈飛》，那么你應該對其中的某個場景有印象，這樣就能大致理解它的含義。

何老先生是對那段歷史有深刻理解的人，十分清楚什么是適度而不宜過于細致。他們將責任歸咎于時代或運動，自己卻始終保持如白天鵝般的純潔。即使何老先生無法否認曾批評過梁思成，他依然將責任推得一干二凈：“那時他在宣傳部任職，批評梁思成是工作要求，是上面的指示，他只是負責執行而已。”“他實際上是將責任最終歸咎于教員，表示‘一切都源于毛澤東’。”

根據《中國科學史雜志》2015年第36卷第1期89-103頁的訪談文章《何老先生：在科學與宣傳之間》，何老先生是首位完成批判梁思成文章的人，并且是第一篇發表的。這表明，何老先生當時很可能并沒有抱著抵觸的心態去面對這個任務，相反，他的態度是相當積極的。此外，根據何老先生的敘述，“《學習》雜志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應該是何的那篇，因為在訪談中他提到他的文章是第一篇發表的)時，梁思成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隨即便高調進行了一次自我批評。”

此外，何老先生并不覺得自己撰寫的這篇文章有太大的問題。多年后，他依然堅信“我的文章在基本上是有道理的”，“只是用的詞匯稍顯夸張。”那么，責任又該歸誰呢?他自然又將其歸咎于時代：“畢竟那個時代的文風就是這樣。”

這句話顯然是在為自己辯護，試圖將責任推給他人，而與自己無關。然而，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即使他的辯解有道理，也實際上承認了他是一個容易隨波逐流、心態投機的人。

何老先生的追隨能力，絕不僅限于這一次表演，他也不僅僅是在前三十年跟風。如今他已九十多歲，依然保持著給人貼標簽、扣帽子的習慣，只不過帽子的內容從“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變成了當下的極左和文革殘余。

這是否意味著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他仍然只是履行命令?還是說這其實是他個性的一部分，他天生就有這種投機的傾向，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何老先生認為自己擁有科學院院士的稱號，就能在網絡上風生水起。然而，他沒有意識到，中國的民眾具有很強的政治洞察力。此外，現在的互聯網環境與十年前大相徑庭。何老先生的看法，例如否認公有制、貶低前三十年、對西方的迷信、以及對中醫的偏見，和十年前的公共知識分子并無太大區別。公知在中國已經受到廣泛的批評，何老先生依然認為自己能夠完成那些公知無法實現的事情。

他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高。如今，中國的普通民眾對權威的盲目信任已經不再，一些混水摸魚的“專家”也讓這一稱謂的聲譽大打折扣，大家不再會因為是“專家”說的話就完全信任。經過何老先生的表現，連“院士”的發言也未必能得到大家的認可。而是我們需要評估所陳述內容的合理性。

此時何老先生出來扮演公知角色，實際上就像是1949年時加入國軍。他一生都在投機取巧，認為這次也能如愿以償，然而這次他顯然是錯了。

中國的普通民眾對于教師的理解逐漸加深，對何老先生這類專家的辨別能力也在不斷提升，因此，何老先生注定會失敗。

另一個感到不甘心的是胡錫進，在一線的公共知識分子失去影響力后，他便站了出來，最終又有什么結果呢?

更早之前不服氣的是方方，她得到了許多主流媒體的支持，但最終在面對自發站出來的網友時，也遭到了大家的口誅筆伐。

這三位個體毫無例外地傾向于將極左和激進的標簽施加于他人。

同樣的道理，中國人對毛主席的理解愈發深入，因此不容易被擁有“權威”光環的人所左右。即便是“院士”也不能例外。

客觀地說，何老先生確實降低了公眾對“院士”這一稱號的認可度。

何老先生，已經在“院士”中顯得格外不同，甚至成為了笑談。

何老先生多次強調自己在“兩彈”的研發過程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他甚至把自己比作邊鋒，意思是他在氫彈理論研究中對于敏提供了幫助，才使得于敏能夠成功“射門”。

如果他的論點是正確的，那么在兩彈一星的功臣中，絕對不應該遺漏他的名字。馬拉多納之所以被譽為球王，除了他的進球能力之外，他為前鋒提供的如神助般的助攻能力更是重要的得分方式。一個世紀內的助攻影響力，幾乎與一個世紀內的進球相當。

盡管何老先生對自己給予如此高的自我評價，網民們似乎并不認同，常常用這個當作調侃他的素材，稱他為一個除了本行，其他領域都頗有見解的“全能院士”。

何老先生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將一位擁有“院士”稱號的人，貶低到與胡錫進和方方同等的地位，這實際上是在邏輯上使用卑劣的手段。他們只允許自己放火，而不允許他人點燈，空口無憑地攻擊別人的行為，實際上他們所反對的，正是自己在做的事情。

這種行為被稱為雙重標準，是美西方及其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特征。

然而，我們與輿論戰的對手較量已經很久了，凡是喜歡雙重標準的人，是否曾注意到其中有哪一位是善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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