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寧《關于“出版自由”》一文思想豐富：出版自由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是相對的;堅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資產階級輿論的自由;堅持出版自由就是堅持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的自由;出版自由不可能醫治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當前我國“新聞自由”論的主要觀點與列寧在《關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所批判的主張，在實質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要認清“新聞自由”論的本質與危害，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關鍵詞]  列寧;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階級性;黨性

　　列寧《關于“出版自由”》一文寫于1921年8月5日，它是針對米雅斯尼科夫給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書、他的文章《傷腦筋的問題》以及他在彼得格勒和彼爾姆黨組織內的多次發言而寫的一封回信，主要是為了分析和批判米雅斯尼科夫的錯誤思想。這篇文章很短，不到4000字，但針對性很強。列寧首先針對米雅斯尼科夫主張要給予“從君主派到無政府主義者都享有出版自由”[1](P84)的觀點，論述了出版自由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拋開國家對出版的管理，堅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資產階級輿論的自由，就是堅持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的自由。在此基礎上，列寧進而駁斥了米雅斯尼科夫堅持出版自由的借口，即“我們這里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1](P86)明確指出堅持出版自由不可能醫治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而必須要靠無產階級的和黨的辦法來醫治。列寧的這篇文章，用馬克思主義的出版自由思想教育了蘇維埃聯邦中的黨員和群眾，有效阻止了資產階級出版自由思想對黨的侵蝕。

　　一、列寧《關于“出版自由”》一文的主要思想

　　1．出版自由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是相對的

　　針對米雅斯尼科夫提出的“從君主派到無政府主義者都享有出版自由”這一觀點，列寧提出質疑：“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一切考慮過四年來我國革命的經驗的工人都一定會說：我們倒要弄弄清楚是什么樣的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給哪一個階級的?”[1](P85)由此可見，列寧認為沒有超越階級和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出版自由，出版自由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在列寧看來，出版自由和民主一樣，都是相對的，正如他指出的：“我們不信奉‘絕對的東西’。我們嘲笑‘純粹的民主’。”[1](P85)

　　2．堅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資產階級輿論的自由

　　列寧認為，只要存在著資本、資本家，堅持出版自由，其實質就是為了制造資產階級的輿論，維護資產階級的思想統治。在他看來，“在全世界，凡是有資本家的地方，所謂出版自由，就是收買報紙、收買作家的自由，就是買通、收買和炮制‘輿論’幫助資產階級的自由。這是事實，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推翻不了。”[1](P85)列寧進一步指出，在俄羅斯聯邦，盡管資產階級已經被擊潰，但誰也不能否認它還沒有被消滅，不能否認它已隱藏起來，所以在這個時期，堅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資產階級輿論的自由，必將嚴重威脅到無產階級的思想統治乃至政治統治。

　　3．堅持出版自由，就是堅持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的自由

　　列寧強調“報刊是政治組織的中心和基礎”。[1](P85-86)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堅持出版自由，就是堅持建立政治組織的自由。這也是列寧對政治組織與新聞出版事業之間關系的正確解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這個敵人包圍的俄羅斯聯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讓資產階級及其最忠實的奴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有建立政治組織的自由。”[1](P85)他認為在俄國，在資產階級還沒被消滅的情況下，尤其在資產階級實力比較強大的時候，讓他們享有出版自由，本質就是為敵人的活動開方便之門，就是幫助階級敵人，正如他指出的：“‘出版自由’實際上就是讓國際資產階級馬上來收買成百成千的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作家，組織他們進行反對我們的宣傳和斗爭。”[1](P86)所以，出版自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個重要手段，也將因為這一手段的運用而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政治組織，對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4．堅持出版自由，不可能醫治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針對米雅斯尼科夫所提出的，堅持出版自由的理由是因為可以幫助揭發俄國共產黨的“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等毛病，列寧認為他失去了冷靜估計資產階級力量的能力，并用了較長的篇幅，指出萬萬不可依靠資產階級出版自由來醫治無產階級政黨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愿意的。”[1](P86-87)我們不應該抱有絲毫幻想，而應當用無產階級的和黨的辦法來醫治我們自身的毛病，那就是“幫助建立同黨外群眾的聯系，幫助黨外群眾來檢查黨員的工作”。[1] (P89)在列寧看來，這是使蘇維埃變得生氣勃勃的絕對正確的方法，在這個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往是做得不夠的。

　　二、當前我國“新聞自由”論的主要觀點

　　當前，我國思想文化領域并不平靜，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粉墨登場，思想文化的交鋒、交流與沖突表現得異常激烈。“新聞自由”(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稱之為出版自由)論已成為影響當今中國的主要社會思潮之一。它們提出的理論主張，往往與列寧在《關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所批判的主張，在實質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1．“新聞自由”論者認為新聞自由是超階級和超黨派的

　　“新聞自由”論者在談論西方“新聞自由”時，過度夸大西方新聞媒體作為獨立于立法、行政與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的至上性，他們以“政社分開”為由，對“將一些由社會組織主管主辦的媒體，轉歸黨政或事業單位主管主辦”提出嚴重質疑，認為這與中央的決定不協調，與社會的期待相悖，更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習總書記和四中全會決定關于‘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的指示和承諾”。[2](P3-4)

　　2．“新聞自由”論者認為我國新聞自由遠不如西方

　　“新聞自由”論者往往只看到表面上西方新聞媒體享有的所謂的“絕對自由”，如深挖政客的丑聞、批判政府的決策、曝光首腦的隱私等，從而以此作對比，對國內的新聞自由狀況大放厥詞、橫加指責。有人認為，我國憲法盡管規定了公民享有各種民主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并非如此，“言論自由忽大忽小，忽隱忽現。國際上對中國言論自由的評價很低。有一個法國的機構叫‘記者無國界’，從2002年開始到現在，十來年間對世界各國新聞自由情況進行排名，叫‘新聞自由指數’。從一開始130多個國家擴展到現在的將近180個國家，他們給出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國排名最好時是倒數第9名，最差是倒數第3名”。[3](P14-15)就是說，要我們到敵對勢力那里去要掌聲，要喝彩，否則就是我國新聞自由遠不如西方。

　　3．“新聞自由”論者認為我國思想言論的不自由嚴重阻礙了中國文化建設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人民民主權利不斷擴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新聞自由”論者，往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視而不見，輕易作出“60年來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論，在文化領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壞大于建設”的判斷，認為今天中國“文化卻蒼白、貧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思想言論的禁錮”，久而久之“充斥于媒體的不是頌圣就是娛樂文化”，“知識分子進一步犬儒化”。[4](P68)其言外之意無非就是說，我國思想言論的不自由嚴重阻礙了中國文化建設，只有實行他們所說的言論自由，才會改變以往的“錯誤”，在文化建設上取得“大成就”。

　　三、認清“新聞自由”論的本質與危害

　　深入學習20世紀20年代初葉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的《關于“出版自由”》一文的主要思想，對于認清“新聞自由”論的本質和危害，自覺抵制其不利影響，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堅持新聞自由是超階級的，實質上是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本文第一部分已經說明，列寧已經明確地闡述了沒有超階級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即使他肯定“‘出版自由’這個口號從中世紀末直到19世紀成了全世界一個偉大的口號”，也是從階級斗爭的視角來展開分析的，“出版自由”“反映了資產階級對僧侶、國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爭”，[1](P85)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進步的。而針對米雅斯尼科夫主張給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列寧則明確指出這是“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1](P89)

　　綜觀國際社會，新聞自由是超階級的嗎?不難發現，即使是在當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新聞也只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國際觀察家指出，很多美國學者也都承認，美國媒體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場進行報道，在涉及外交事務時更是如此。這些當然都不是通過成文的法律法規規定的，而是通過新聞報道的價值觀和“政治正確”，成為普遍遵循的規則。而且在美國，媒體報道中的黨派偏見愈加明顯，比如福克斯新聞傾向共和黨，而 CNN、MSNBC則對民主黨更加友好。[5]而選民大多是依賴媒體獲取信息的，由于所關注的媒體的政治傾向不一樣，極易造成民意的兩極對立。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的新聞自由也遠不是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樣“完美”。

　　在我國，堅持超階級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必然會帶來對革命歷史、英雄人物乃至黨的領導人的不負責任的負面攻擊，造成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混亂乃至國家的解體，前蘇聯就是例證。在蘇聯倡導“自由化、公開化、多元化”的時期，卓婭等蘇聯英雄被認定是官方的杜撰，列寧被肆意污蔑，令人深思。近年來，在新聞輿論領域，我國也發生了一些侮辱革命烈士的事件，一些單位或個人對英烈名譽不顧事實真相進行惡意攻擊，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值得我們警惕。

　　2．堅持認為我國新聞自由遠不如西方，實質上是要堅持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

　　在《關于“出版自由”》一文中，列寧在肯定了資產階級出版自由的進步性的同時，明確指出了其局限性，認為俄羅斯聯邦與之相比，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這個任務完成得最好的國家”，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俄羅斯聯邦那樣做了和正在做著那么多的工作來使群眾擺脫僧侶和地主的影響”。[1](P85)由此可見，在內容和實質方面，無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比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更具徹底性和進步性。以我國新聞自由遠不如西方為由，對中國新聞自由狀況橫加指責，實質上是要堅持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是要炮制資產階級輿論的新聞自由，是要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的自由。

　　綜觀西方社會現實，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真的那么令人向往嗎?其實，西方媒體早被金錢政治“深度綁架”。美國政治傳播學者文森特·普萊斯認為，美國代議制民主體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媒體、民意和參選人三者的關系：政客投入大量金錢，通過媒體跟蹤和分析受關注的選民的意見動向，再通過媒體把有利于自己的民意調查公布出去。而美國大選期間，金錢政治對于新聞自由的腐蝕和傷害更加嚴重。2016年4 月，反對金錢政治的“民主之春”運動在美國國會大廈廣場持續一周，每天都有多名民眾被捕，但美國多數主流媒體在這一問題上保持了難堪的沉默。[5] 可見，西方媒體所謂的“中立”和“客觀”也只不過是自我吹噓和欺騙罷了。近年來，發生在西方媒體上的若干事情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它們采取雙重標準對國內外重大事件予以報道。如，2008年發生在西藏拉薩的由“藏獨”勢力精心策劃的暴力政治事件，在某些西方媒體的筆墨下，暴徒成了“和平抗議示威”的正義人士，而中國警方卻被蓄意說成了“武裝鎮壓”的暴力分子。2014年和2015年，我國云南昆明和法國巴黎先后發生了暴恐事件，但是西方媒體卻采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標準來進行報道，對巴黎事件表現出了無比的人道主義關懷，齊聲強烈譴責“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反人道行徑;而對昆明事件的發生，則認為是中國政府長期“壓制”人權的結果。[6](P53)兩種標準顯而易見。

　　可見，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利益和價值觀念的深刻體現，不過印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7](P51)這一基本原理。無產階級的新聞自由要反映人民的利益，體現人民性與黨性的高度統一，自然不受堅持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人所歡迎。

　　3．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不是拯救我國文化建設的良藥，相反會把我國引入歧途

　　列寧指出，對于俄國共產黨來說，要解決面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不應當用“給予資產階級自由”這一捷徑來醫治，因為它只是“一劑致人死命的藥”，“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資產階級并沒有死，它還活著，正在一旁窺伺著我們”，[1](P87)而應當“用無產階級的和黨的辦法來醫治”[1](P88)我們自身的毛病，但是在這個方面，在以往沒有很好地貫徹，他堅信今后能夠而且一定會做得比現在要好得多，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列寧批評米雅斯尼科夫看到俄羅斯聯邦存在許多禍患和毛病就陷入絕望，投入資產階級敵人的懷抱的錯誤做法，積極主張要緊密依靠工人和農民一步一步地醫治毛病，這是很有見地的。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不可否認，相對于經濟建設上的成就來說，我們在文化建設上的成就還不相匹配。但是，不可能通過“新聞自由”論者所說的新聞自由來彌補文化建設上的短板，相反，它往往會成為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個重要武器，也往往會成為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一個重要渠道和手段，前蘇聯的解體留給20世紀的慘痛教訓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需要通過正確的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近年來，我國明顯加快了文化建設的步伐，提出了文化強國戰略，倡導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加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尤其是2017年4月，我國出臺了《關于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指導意見》，這必將對中華文化的繁榮昌盛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應該說，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正在不斷提升。在這個問題上，正如列寧的見解一樣，我們應該堅信今后能夠而且一定會做得比現在要好得多，但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企圖以省事、走捷徑的方式，實行“新聞自由”論者所倡導的新聞自由，并不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良藥，相反，會把我國的文化建設引入歧途。近年來，“新聞自由”成了境內外敵對勢力同黨和人民進行斗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對此，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保持高度的警覺。

　　新聞輿論是思想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在我國，鞏固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輿論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2016年，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事關旗幟和道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8]這充分地說明了新聞輿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列寧《關于“出版自由”》一文雖然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但對我們撥清思想認識上的迷霧，做好新形勢下的新聞輿論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仍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郭道暉.堅持辦刊方針，發揚傳統風格[J].炎黃春秋，2015，(5).

　　[3] 展江.保障言論自由先落實消極自由[J].炎黃春秋，2015，(5).

　　[4] 資中筠.為什么我們需要再啟蒙[J].黨政視野，2015，(3).

　　[5] 鄭珮，張朋輝.金錢政治下，哪有新聞自由[N].人民日報，2017-01-04(23).

　　[6] 秋平.西方“新聞自由”，只不過看上去很美[J].理論導報，2016，(3).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N].人民日報，2016-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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