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王斐然同志《延安道路、人民戰爭與革命主體鍛造——論柳青小說中的戰爭書寫》一文。在柳青新中國成立前的小說創作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不可忽略的歷史要素。兩場戰爭的時代轉化，提示著作家將進一步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理解戰爭的革命性與人民性。本文通過解讀柳青短篇小說集《地雷》和長篇小說《銅墻鐵壁》中戰爭的書寫，探討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瓦解后的農民如何被新的政治生活吸納以及如何進一步成長為革命的主體。柳青在農村題材之外對于戰爭的書寫，同樣體現了他對中國革命的深入觀察，這對于全面地理解柳青及其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原載于《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2期，感謝王斐然同志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延安道路、人民戰爭與革命主體鍛造

——論柳青小說中的戰爭書寫

文 | 王斐然

　　長久以來，柳青被視為社會主義農村寫作的典范作家，其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詩性寫作，呈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實踐。在柳青研究的批評史中，研究者們多側重柳青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理論思考和農村題材小說，而對于柳青新中國成立前小說創作的研究，則有待進一步推進。在這一時期，柳青主要小說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地雷》、長篇小說《種谷記》和《銅墻鐵壁》。對此的研究可有助于更為深入地理解“四十年代根據地、解放區形成的從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視角處理農村生活的傳統”[1]和柳青“十七年”書寫發生著怎樣的關聯。除去柳青以農村變工隊為題材而創作的《種谷記》之外，《地雷》中的大部分篇目和《銅墻鐵壁》也分別以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兩場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要舞臺。柳青在農村題材之外對于戰爭的書寫，同樣體現了他對中國革命的深入觀察，這對于全面地理解柳青及其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一 柳青創作的“延安道路”：

　　“人民戰爭”與“農民革命”的雙元問題

　　1947年2月，柳青的短篇小說集《地雷》由光華書店首次出版，其間收錄的小說主要寫于十四年抗戰時期，其中《誤會》《犧牲者——記一個副班長的談話》《地雷》《一天的伙伴》和《廢物》都直接關涉晉西北地區八路軍的抗日武裝斗爭經歷，展現了不同于既往研究者主要關注的柳青在土地改革、農村合作社等鄉村基層政權建設方面的寫作重心。從《地雷》“再版”的選擇[2]來看，柳青對于抗戰中自己在部隊營連工作的前線生活經驗十分珍視，盡管對寫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的早年作品并不滿意，但他還是想要保存這些曾經“在抗戰期間用土紙、麻紙，甚至馬蘭紙出版的刊物上”的戰地小說，以“對得住在前方部隊里時常在一塊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同志”。而后隨著革命形勢的轉換，柳青回到后方米脂，投入到邊區農村建設的工作中，但“革命”和“戰爭”這一20世紀中國的主旋律，仍在作家的創作中繞梁不絕。其在“土地的柳青”之外，還為我們提示著“戰斗的柳青”的可能性。

在榆林讀書時的柳青（中排右一）

　　1936年“西安事變”后，柳青負責抗日時政刊物《學生呼聲》的編輯工作。他憑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在《學生呼聲》創刊號上發表了原刊登于《字林西報》、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和斯諾關于未來即將發生的抗日戰爭談話的翻譯文章——《毛澤東訪問記》，文章署名東園。[3]在《毛澤東訪問記》中，毛澤東指出“人民‘必得’有組織自己武裝自己的權利……我們除了正式部隊以外，還得在農村組織游擊隊——滿洲的抗日義勇軍全是農民組織的游擊隊，他們的成功，表示中國農民能全體武裝起來抗戰，日本必不可擋。”面對抗戰爆發后戰爭可能會長期持續的問題，毛澤東強調了聯合“軍隊”與“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的必要性。

柳青翻譯的《毛澤東訪問記》，刊登于1937年第1期的《學生呼聲》

　　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既是抗戰開始之前毛澤東對東亞戰爭局勢的預判，也是基于紅軍和國民黨作戰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戰略總結。柳青在《學生呼聲》上對這篇談話的譯介，可以看出西北地區青年學生力圖把握戰局實勢的強烈欲望——《毛澤東訪問記》占據了創刊號的最大篇幅，雖然限于國共合作的語境，談話沒有突出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領導作用，但已指出游擊戰將是日后抗戰中的重要作戰形式，并認為黨需要加強軍隊跟農民運動、土地改革之間的結合，從中可以看出1938年春天毛澤東著名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的思想脈絡。

　　在太原失守后，華北正規戰基本結束，抗日戰爭進入游擊戰階段。華北抗日游擊所面臨的困難，除卻和日軍兵力懸殊這一不利因素外，還有國民黨在抵抗日本侵略和削弱中共根據地之間不停搖擺的態度。《毛澤東訪問記》和《論持久戰》回應的都是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戰爭的具體語境下，游擊戰如何依托廣大的農村以及如何將農民納入政治生活中并賦予其主體性的問題。馬克·塞爾登曾以“延安道路”這一概念來命名在中國西北黃土地區政治經濟條件下，共產黨組織的軍事和政治風格及其綜合制度。呂新雨指出，“延安道路”對內以整風形式要求黨員干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對外則以群眾路線的方式積極發動農民參與政治，推動黨和農民群眾相融合，以構建革命的政治主體。[4]對于這點，汪暉提出“作為政治范疇的人民戰爭”加以闡發，認為“人民戰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5]，“在以土地改革和政權建設為中心的政治過程中，兵改造了民，民也重構了兵”[6]，通過政黨、軍隊、農民運動的多重結合，催生出全新的革命政治主體。這是《毛澤東訪問記》以至《論持久戰》的思考核心，也是柳青早期小說創作中的“雙元問題”。

　　在《地雷》小說集中，所有以抗戰為背景的小說都在處理農民面對戰爭的態度。柳青曾主動要求前往抗戰前線，其戰地體驗主要集中1939年8月至1940年10月間。到前線不久，柳青便創作了小說《誤會》（1939年）。小說講述自己在鄉間行軍路上偶遇一位陌生的八路軍傷員，卻被其誤認為是“奸細”，最后誤會消除，兩人親切相認。小說表現了戰時軍中團結的氣氛，但也流露出知識分子初來乍到“格格不入”的窘迫。從中可以看出，柳青早期書寫戰爭的方式，有著日后高度理論化的作品中少見的駁雜。正如《誤會》這一標題所暗示的某種“錯位”，柳青捕捉到馬克·塞爾登所認為的貫穿于延安歷史中的兩大問題：革命戰爭問題和知識分子問題。隨著抗戰的爆發和主要城市的陷落，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將政治重心轉向廣大的農村，這一轉變所代表的“目光向下”的革命，要求將農村和農民轉化為中國革命的全新場域和主體。知識分子面對革命戰爭的全新狀況，需要在深入了解農村的過程中調整自身，柳青借助文藝工作者與農村軍人產生的喜劇性的“誤會”，忠實地展現了這種心態的轉換。

　　考慮到自己戰爭經驗和對戰爭的認識不足，柳青向組織請求隨軍進行較長時間的學習，后他被派往晉西南八路軍一一五師獨立支隊擔任教育干事，主要從事新聞報道和擔任各連的文化教員。[7]在艱苦的渡河行軍途中，柳青肺炎復發，團部派了兩位機槍手護送他回后方，在此過程中兩位年輕的機槍手英勇犧牲。此事在柳青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斫痕，讓他從此有了“不要忘記一個幸存者肩上的擔子”的想法，《犧牲者——記一個副班長的談話》（1940年）便由此生發而來。小說講述了呂梁山上某排士兵深夜為死去的戰友舉行追悼儀式的故事。犧牲的戰士是一個十七歲便離開母親加入游擊隊的農村青年馬銀貴，他出身農民，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在戰爭年代擺脫土地的束縛和成家立業的祖訓，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馬銀貴”這個角色，已然不同于晉西北大地上普通的農村青年，他在保衛鄉土的戰爭中接受了軍事化訓練，也在抵抗日軍侵略中萌發了政治意識。這篇小說可以視為柳青對于為護送自己而犧牲的青年戰士的緬懷，他以“追溯前史”的方式為這兩位戰士搭建生命軌跡，呈現出文本之內的“犧牲者”和文本之外的“幸存者”思想轉變的精神脈絡。

　　在《一天的伙伴》（1941年）和《廢物》（1941年）中，柳青將筆觸對準了八路軍部隊中的“邊緣人”。《一天的伙伴》的主人公是長相丑陋且作風有些許下流的吳安明，因舍不得自家的騾子而被日軍征去做兵趺，后來被八路軍俘虜，同樣因為舍不得被扣押的騾子而留在軍中跟隨部隊行軍，他雖然不愿做漢奸，但是對于在隊伍中自己參與的工作也沒有政治意識，認為“到哪里都是趕騾子”[8]，故而常遭戰友們輕蔑的對待。柳青作為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對于吳安明身上農民對勞動工具視若生命的特性十分熟稔，為農民受限于眼前個人利益而被時代裹挾的無可奈何倍感同情。《廢物》則講述了隊伍中年事已高的老人王得中的故事。王得中是一個沒有家產和妻室的鄉村游民，抗戰將他收編到部隊之中，從而結束了他的流浪生活。雖然他對部隊有著強烈的歸屬感，但因為年紀和身體條件，成了行軍的累贅，部隊無法承擔為他養老的職能。當大戰前夜營長要求王得中離開八路軍時，作者再次流露出矛盾的情緒：

　　我曾提議考慮這個老頭子的苦楚；可是我的溫情主義立刻被阻止在這個最理智的戰場上。我們在這里是一支孤軍，一定要沖出去，雖然現在還不能告訴他，我們將向哪個方向去沖……我知道這沒有絲毫用處，然而我不能夠克制我自己。[9]

　　不難看出，柳青對于這些部隊中“邊緣角色”的重視，緣于他敏銳地覺察到那些雖已被戰爭吸納到新的政治秩序之中、卻尚未擁有革命主體性的農民的困境和狀況。這是作為從農村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柳青不同于城市知識分子進入革命的獨特經驗：他“難以克制”地對父老鄉親在已有歷史結構中層疊的弱點懷有樸素的理解和包容。然而僅僅有理解和包容對于“戰斗的柳青”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作家在民族戰爭和革命戰爭的“例外狀態”下，不僅要對農民的精神風貌有深入的了解，更要激發農民的主體性，喚起他們身上的政治能量，從而進一步探索相適配的政治形式和政治空間。作家對理論認識提高的精神要求和隨軍直面戰爭的肉身經歷，共同構成了柳青對于“延安道路”的吸納與實踐。

　　二 作為社會動員的抗日戰爭：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轉向

　　他一袋又一袋地吸著，不覺得太陽便沉沒在傳說日軍修鐵路、聽見開山洞的那邊去了。晚霞還輝映著這邊的山頭，但只曇花一現便泯滅了，代之以無涯的暮色蒼茫。一柱柱炊煙從煙囪里升起，繚繞著匯集了起來，籠罩在村莊的上空。[10]

　　柳青在《地雷》（1940年）開篇所描繪的李道村農村傳統生活的圖景，似乎是一幅詩情畫意的畫卷。寧靜祥和的景象昭示著這個村莊亙古不變的生活秩序，這是小說男主人公李樹元——一個莊稼漢老頭子視角之下的“世道”：“晚霞暮色”象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時間，煙囪里升起的“炊煙”則象征著安居樂業的家庭空間，兩者共同構成了李樹元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狀態。不過在太陽沉沒的西邊，日軍修鐵路開山洞的聲響，讓這個村莊時刻籠罩在戰爭的威脅下。《地雷》講述了一個農村老漢得知自己的兒子參與抗日武裝斗爭后心路歷程的轉變。當兩個兒子投入到自衛隊中護送地雷去往前線時，他掛念孩子的安危，跑去村里“被日本人燒得四零五落”的“老爺廟”中上香：

　　他剛剛回家去，隨即又出來，手里捧一把香紙，直端走進老爺廟的正殿里，點燃了香，焚化了黃紙，希望地盯著關公的塑像，胡子中間的嘴里喃喃著。

　　“只要保佑小子們平安無事，今年香會給你老人家掛匾，五尺綾布的大……”反反復復地重復著這個意思。如果那塑像有知，也會喝他一聲：“麻煩透了!”[11]

　　“關公”作為民間社會供奉的保護神，“和土地爺并列，可能是中國北方鄉村中供奉最多的神靈”[12]。不同于“土地爺”或“城隍”僅僅承擔此地村莊的守護范圍，關帝的神威和職權沒有地域的限制，可以搭建村莊和外界的聯系。李樹元老人到關公廟去祈禱出村運送地雷的兒子們的平安，這一行為的背后是一個普通村民保佑家人“求福免禍”、向宗教尋求幫助的下意識選擇。杜贊奇指出，從明清以來對于關帝廟碑的修建，可以看出鄉村精英試圖用一個宗教形象同時統攝國家和大眾兩方面的守護職責，“關帝越來越擺脫社區守護神的形象，而成為國家、皇朝、正統的象征，通過對關帝的供奉和信仰，強調關羽忠義的教化作用，鄉紳們在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上得以和國家與上層士紳保持一致”[13]。

　　在原有鄉村社會秩序下，由鄉紳們把持關羽闡釋權的“老爺廟”，現今被日本人燒得“四零五落”，改成了村公所。李樹元老人的祭拜，恰恰是在民間宗教退出了社會權力結構的時刻，顯示出民間宗教在過去的社會權力結構之中的重要地位。位于太行山區深處的李道村，不同于東南沿海地區率先受到西方現代性影響而已發生了社會形態的改變，廣闊的中國“腹地”是在日本侵略的長驅直入下才被撬開了松動的裂隙，被日軍戰火焚毀的“老爺廟”便是既往鄉村權力結構在外來侵略者的進入下崩塌的表征。而縈繞著《地雷》小說故事始終的“來自遠遠西邊”的轟隆聲，是日軍用炸藥炸開山洞修建鐵路的聲響。“鐵路的建造”無疑是近代中國現代性的象征之一，不過鐵路和現代性的關系并非單向：它的出現代表著闖入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先進的、新鮮的事物；但是它也成為了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的工具，在物質和技術的層面上將中國的腹地和沿海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助長了侵略者的剝削。在此處戰火和“鐵路的建造”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殖民現代性，擊碎了鄉村社會原有的結構秩序，重新塑造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開啟了日軍侵略者所謂的將中國的腹地納入“大東亞共榮圈”的“現代”進程。

　　與之相對的是在“老爺廟”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村公所和村民自衛隊以及八路軍送來暫放在“老爺廟”中的軍事武器地雷，這些同樣是這個傳統鄉村生活中不曾出現的“異物”，提示了抗衡“日本鐵路”的另一種“現代性”的資源，其中地雷便是直接用來破壞日軍鐵路建設的。修建“鐵路”是為“發展”，這“發展”卻是殖民主義下以蠶食中國腹地為代價的“依附性發展”；“地雷”是為“破壞”，這“破壞”卻是以抵抗侵略為根基爆破出革新的先聲。存放地雷的村公所取代了原先由鄉村精英主持的“老爺廟”，作為新的農村基層組織，它起到了勾連家庭和社會的作用。村公所建立的村民自衛隊，吸收農村青年訓練成自衛隊隊員，為八路軍游擊隊提供掩護和輔助，是抗日敵后根據地的重要戰斗力。短篇小說集《地雷》中的村民自衛隊，便體現了“延安道路”中關于人民軍隊的重要面向，即共產黨在組建正規軍的同時，也需要以農村為單位組織訓練民兵隊伍，動員和武裝農民，形成“兵-民”一體的人民軍隊，從而推動革命進程。

　　組建村民自衛隊，使得戰爭時期的軍民合作進一步深入，隨之而來的是“戰爭”與“人民”的關系也在發生著轉換。對于侵略者毀壞田產和焚燒窯洞的暴行，莊稼人有了反擊的機會，他們主動參與到抵抗斗爭之中來。李樹元的兩個兒子便是這樣的情況。李樹元雖然對日本侵略者有著本能的仇恨，但他也認為“抗日，是全中國的事情，指望咱一家不濟事，這世道，把自己的身子保護住，是正經辦法”。對于僅有的兩個兒子都去運送地雷一事，在他身上存在著民族仇恨和家庭安全的沖突：一旦戰火有可能燒到自己頭上，他的第一反應是先要保護自家人的性命。柳青描繪了李家貧寒卻溫情的居住環境，在日常生活中呈現出莊稼人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老頭子自己坐在炕頭噙著他的長煙袋吸著，金寶抱了他的孩子在地下躅來躅去走著；媳婦們洗完飯具上炕去同婆婆一塊坐在角落里，一家人便在黑暗里閑談起來了……屋里充溢煤煙和老頭子嘴里噴出的煙草的煙同酸菜氣混合在一起的嗆人的空氣。灶火在洗過飯具以后用煤泥糊起來了，用火柱通了一個孔，藍色的火焰從這孔里箭頭一般升出來，閃閃地跳著。[14]

　　作者對陜北農民生活極其熟悉，這使得他在小說中對這些生活細節信手拈來，而其筆下呈現的也正是村民眼中所熟悉的鄉村世界。在敵后根據地，戰爭成為常態，深嵌在日常生活之中，《地雷》中富有生活氣息的細節描寫便呈現了柳青對“軍事問題與日常生活問題互相轉化”的追求。李老漢一家團坐炕頭的景象，正是這個老人自視安身立命的基礎，他的視野便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安土重遷的視野：“他所看見的世界，他所關心的世界很小；這個世界便是他的家。”日軍雖然放火燒了他的屋子，可是對于此時的李樹元來說，失去的土地房產可以不做計較，只要金寶銀寶安分守己，戰爭結束后還能修新的房子。然而在這片安寧的黑暗中唯一閃動的藍色火苗，則是銀寶那顆躍躍欲試的不安分的心。他對地雷“好奇勇敢”的態度以及夜晚出門去村公所開會上課的舉動，與李樹元一貫持有以小家為重的觀念產生的沖突，展現了兩代農民對于戰爭所持的不同的看法。

　　銀寶是李家在政治和實踐上走得最遠的年輕人。銀寶以前在家人們扯閑話時就表現出不愿參與的態度，小說中李家人夜話的主要內容不外乎“從雞下蛋很多扯到牛不肯吃玉米棒子，到米囤子里常常有老鼠跑進去”，這樣瑣碎的家長里短顯然不能引起銀寶的興趣，“他放下碗筷便從張家游到李家，找年輕人逗混去了”。原有鄉村社會是以傳統農時為時間、以農耕田野為空間的基本結構，銀寶對家人以田間勞作為話題的討論較為疏離，體現了傳統農業條件下以家庭為最小經濟單位的生產模式，無法在外來戰爭敵人入侵的時代變局下維持對年輕人的召喚力，其不能將青年勞動力吸納到日常生活的軌道上來，像銀寶這樣年輕人們開始嘗試在鄉村中尋求新的歸屬地。“抗戰以來，無論誰個都有了一定的組織”，是“組織”的建立將銀寶吸納到新的秩序里，邊區政府的動員結構和黨的政治參與，把個人行動重新放置到新的共同體之中。在跟隨民兵組織運送地雷的過程中，銀寶直接正面遭遇了一場戰役，“一片殺聲同守兵沖搏起來的時候，魏培貴的兒子朝后跑了，銀寶卻不知不覺地，完全不知不覺地被吸引著似的，跟著沖了過去；有一個戰士倒下去了，他又不知不覺地拾起犧牲者的步槍，繼續跟著別人沖著……”[15]直到戰斗解決后，他還是“不知不覺地跟著，從這架山上下來奔上那架山上，一聲也不響”。在天亮后，驚喜的戰士同志們發現了銀寶，在表達了想要一起打日本人的心聲后，銀寶便跟著行軍隊伍開拔了。

　　李樹元從保全自身性命的角度反對兒子運送地雷，而銀寶卻在運輸途中主動選擇參軍，二者是“家庭”和“組織”之間新舊共同體的沖突，也是危機時刻私人領域的“小家”與公共領域的“大家”之間的矛盾。從李樹元和銀寶這對父子的分歧，可以看出日后柳青創作《創業史》時梁三老漢和梁生寶關系模式的雛形：在舊有的社會秩序下，個人無法在社會義務與私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而戰爭推動了銀寶從父輩攜帶沉重歷史包袱的束縛中掙脫出去的可能。《地雷》小說的明線是李樹元老漢觀念的轉變，而故事之下隱寫的是一個普通農村青年的蛻變。銀寶在故事的最后拿起槍桿子離家遠行，并不意味著他不再是“土地的兒子”，抗戰中走向前線保家衛國的農民同樣是中國現代農民經驗的組成部分——李樹元的“以家為大”屬于歷史規律下形成的“農民根性”，可是銀寶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的勇敢，也同樣是歷史的產物，如同李楊所說，“所謂的‘中國農民’并不是一個內涵一致、固定不變的統一體，而是一個存在著千差萬別的概念……它不是先于歷史而存在，而是在歷史中形成的社會范疇。”[16]“小生產者特性”并不是一個去歷史化的概念，不同時代的人有著不同的血性氣質，在社會關系的變革中能錘煉出新的主體意識。

　　隨著銀寶的英雄事跡在村里傳揚且登上了邊區報紙，原先因私人利益爭執而對李老漢冷淡相待的村民態度也開始發生轉變，父親因為兒子的選擇在村里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尊重。李樹元的心路從“抗戰是全中國的事”到“抗戰是咱家的事”，顯示出伴隨著革命區域從沿海城市轉向內陸農村，革命的主體也從工人為中心而轉向以農民為中心，它依靠的不是沿海地區現代性的“個人主義覺醒”，而是黨對鄉村社會的整編和重組。銀寶參軍的選擇和李老漢認識上的改變，顯現當代中國革命中“人民”主體的形成與民族戰爭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 在人民戰爭中成長的“新農民”：

　　“新人”的“中間狀態”

　　四十年代的中國是戰爭的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隨之而來的便是解放戰爭的爆發， 連續戰爭的背后是中國歷史從現代走向當代一以貫之的核心問題。如前文所述，抗日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喚起了農民的民族認同，然而這一認同并不能“平移”到解放戰爭中廣大農民對共產黨的積極擁護上。在抗戰過程中，共產黨通過采取不同的政治治理形式，改變了國民黨和軍閥隊伍撤退后的遺留問題，回應人民群眾要求解放的訴求。簡單將“人民戰爭”的紐帶歸結為抗戰時期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并不能涵蓋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政治實踐，而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時代轉化，提示著作家將在新的歷史語境中進一步理解戰爭的革命性與人民性。

　　在解放區作家以解放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中，有正面描寫陜北戰場的《保衛延安》和山東戰場的《紅日》，其中《保衛延安》就是重點描寫了西北野戰軍“沙家店殲滅戰”中戰斗的全過程。不同于這些以書寫正面戰場為核心的戰爭小說，柳青的《銅墻鐵壁》（1951年）以沙家店戰役大后方的后勤糧食運輸為切入點，以臨時糧站的組織和建立為故事核心，從“后方”的角度展現解放戰爭的歷史進程。1947年3月，國民黨集中兵力對陜北、山東解放區重點進攻。1947年4月15日，毛澤東在《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中指出，“目前敵之方針是不顧疲勞糧缺，將我軍主力分兵‘清剿’……我軍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敵后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17]在沙家店戰役這場從根本上扭轉西北戰場局勢的戰役中，解放軍對敵軍所采取的消耗戰術在軍事策略上對后勤儲備和糧食運輸有著特殊的需求。柳青曾自述創作《銅墻鐵壁》的緣起，“一九四八年我從東北回陜北，一路想象著《種谷記》的人物在戰爭中的表現，想把他們連續寫下去。可是我一接觸到實際，卻被一個村干部辦糧站的故事抓住了。……這回我還沒來得及動筆，接觸了更多的實際，就改變了主意，寫了《銅墻鐵壁》。”[18]可見，從減租減息創建變工隊以期增產增收的《種谷記》到將后勤保障作為描寫解放戰爭立足點的《銅墻鐵壁》，其內在有著承續聯系——柳青既想處理土地改革和解放戰爭的關系，也想呈現農民革命主體在歷史中動態生成的過程。頗有意味的是，在《銅墻鐵壁》中，柳青沒有直接刻畫一個驍勇善戰的農民戰士的前線事跡，而是用看似“迂回”的方式展現戰爭中后勤建設的重要性。

　　作為解放區土地革命的一環，《種谷記》中的變工合作運動對傳統鄉村社會秩序進行了轉化，改變了農村基層的經濟樣態，讓黨和農民成為了“利益共同體”，這增加了群眾的政治認同，也使得黨能夠從共同體內部汲取鞏固革命成果的有生力量。在抗戰中，太行區人民先后有 117573 人入伍；在解放戰爭中，入伍者達 144267 人，加上抗日戰爭中參軍的人員，全區共為 261840 人，占太行區人口總數的 4.9%。[19]解放區人民高漲的參軍熱情，證明了土改推行的成功。但是解放戰爭的爆發，對土改以來的動員機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斗，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20]動員“全軍全民”，不僅要求“全軍”正面戰場的作戰策略，更要讓“全民”的“大后方”也深度參與其中，讓經歷了土改的農民在新的戰爭情境下進一步成長為革命主體。

　　《銅墻鐵壁》的第一章描寫的是分區主席葛專員前往鎮川堡指揮糧食運輸的沿途所見，“一路上棉麻五谷，瓜桃梨棗，正是山青水綠時節。可是受苦人卻不多見。”由于“幾乎所有青壯年都投入戰爭”，在田里勞作的是各家各戶的婦女們，她們在后方的支持，彌補了家中主要勞力支援前線可能帶來的農事影響。轉了幾個山灣，“只見無數的馱糧毛驢和挑糧的‘擔擔手’，不斷頭地從東往西走，人和牲口踏起的塵土好像一條黃龍”，這是運糧民工緊緊挨挨、熱鬧喧嘩的行列。在這個俯瞰“擔擔手”群像的遠景構圖中，隨著遭遇敵軍美制飛機進犯轟炸的險情，小說的男主人公石得富從眾人之中凸顯了出來：身為運糧民兵的一員，他表現出了沉著老練的戰斗素養，引導民工和村民們避讓疏散，在無形中擔任了組織者的角色，并“命令”葛專員趕緊去安全的地方隱蔽。對此舉動，葛專員隨行的通信員吳忠頗為不滿：

　　吳忠早已顯出鄙棄那民兵的“自高自大”：哼！竟然“命令”起他的首長！他簡直忍耐不住那股神氣，走著還用白眼珠子瞟著那民兵，嘀咕說：“也不看看是誰，只管自己當司令！”[21]

毛澤東《論持久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而葛專員并不覺得冒犯，當場“服從命令”，并要求在場的鄉親聽從富有經驗的石得富指揮。在危險解除之后，他也不愿騎“首長特供”的騾子，而是走在運糧民工的隊伍中和石得富進行交談。在前往沙家店的途中，葛專員得知這個青年共產黨員先前在支援前線的擔架隊中立下大功，而且積累了豐富的防空經驗。與此同時，沙家店的村干部們正在圍繞該選誰來擔任臨時糧站的負責人展開激烈討論：臨時糧站是負責部隊在進攻榆林時設立的重要樞紐，沙家店緊靠前線，任務緊急，因此，選擇合適的負責人非常重要。區委書記金樹旺和區長曹安本在用人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面對組織要求的“選擇可靠人員，配備一個強干部去領導”，曹區長“頗有怨言”，認為“咱的干部都不是十八羅漢，不長三頭六臂”，最優秀的黨員干部都帶頭參軍了，他生怕提拔一個新手會出紕漏影響戰斗，因此想不如就請區干部石永公就任。不過，石永公雖然在村里擔任過幾年行政主任，文化程度較高，在以往工作中已經擁有了較多辦事經驗，然而“一聽要打仗就鬧肚子疼”，對于戰爭局勢變化的心態也不夠好。金樹旺則提出石得富更加適合：這個農民出身的年輕人是在歷次群眾運動和戰爭中成長的民兵，而且先前在隨軍擔架隊里是模范隊員。

　　面對金樹旺的倡議，曹安本認為這個青年讓他“盤一盤糧，稱一稱草”是可以的，但由于太年輕不能當干部，需要繼續培養。從這里可以看出兩人挑選干部背后的實質問題在于：結合戰爭發展的實際，原先辛苦培養了好幾年的黨員此時此刻都在前線，面對幾乎全是農民的大后方，黨該怎樣選拔出新的“先鋒隊”。曹區長的經驗主義讓其倚重已有干部，而金書記則希望培養“新人”。曹區長對石得富的不信任與前文吳忠不滿石得富主動站出來指揮背后有著同樣的邏輯：他們天然地認為支援前線的民兵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恐怕難以承擔重任。這一細節表明，在解放區土改時期這一相對和平的環境下采取的培養干部的手段，于戰爭時期已不再適用。從解放戰爭的具體現實出發，共產黨對邊區群眾的組織和領導方式以及單線程的“教育/被教育”的干群關系，都應該得到革新。這一革新的訴求在《銅墻鐵壁》里關于“煙槍”的符號化描寫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煙槍本是一個西北地區常見的男性隨身物品，小說中大部分角色人手一根。柳青對比了在區里主持工作的曹安本的煙槍和民兵石得富的煙槍。關于曹安本的煙槍，柳青是這樣描寫的：

　　他手里拿的水煙袋已經不是那根道地的土造“羊腿把”了。前幾天飛機掃射沙家店，掉下來很多機槍子彈殼，又長又粗……曹區長添了一個步槍子彈頭做煙袋嘴，半截步槍子彈殼做煙袋鍋，沒用好大工夫就變成眼前這個約有五寸長的水煙袋了。金樹旺看著曹區長往那‘美式’水煙袋里裝煙，奇怪這個年過四十的老革命同志怎么主觀這么強？”[22]

　　而石得富的煙槍則是：

　　因為暖季嫌窯里熱，莊戶人多半在院里筑起鍋灶，上邊用席片搭著頂棚做飯。石得富家里也是這樣。……他掏出他那桿因為在擔架隊上帶著不方便，照戰士們的樣子截去了多一半，只剩一手掌長短的煙鍋，裝著煙就問區委書記……[23]

　　和石得富一起擔任民兵的還有木匠石永義、復員戰士石永凱，他們也共同參與了保衛糧站的戰斗。從他們身上掏出來的也是“在擔架隊里截得和石得富的一樣長短的煙鍋，插進煙布袋里裝煙”。在這里，煙槍的長短實際上匹配的是各自的生活環境。在部隊野戰醫院中抬擔架的民兵們，在擁擠的傷兵病床前，為了工作的方便于是截短了自己的煙槍，回到后方也“照著戰士們的樣子”使用。而曹安本的煙槍則不免有些“精細”——它的“子彈頭煙袋嘴”和“步槍子彈殼煙袋鍋”是戰爭中獲得的“美式戰利品”，曹區長在戰場的廢墟中撿到了子彈殼，經過改裝后替換了原來“道地土造”的煙袋，這使得他的煙槍顯得有些“洋氣”和與眾不同。不同的煙槍折射的是在戰爭中形成的兩種不同的態度。顯然石得富和他的民兵戰友們與戰爭有著更為深刻的勾連，他從不松懈的戰爭經驗讓他擁有了擔任沙家店糧站負責人的資格，柳青通過這個細節肯定了農民在革命戰爭實踐中的成長。相比之下，1935年開始便在米東縣委擔任組織工作的曹區長反而缺乏對群眾生活精準的把握，存在著對戰爭狀況的誤判，忽略群眾中成長起來的新力量。

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初版

　　“煙槍”作為一個符號，寄托了柳青的思考：日常性的政治實踐，需要時刻去應對和解決現實中產生的新矛盾。在《銅墻鐵壁》中，柳青讓石得富的任命處于一種“論辯”的狀態里，結果最終由群眾意見和現實情況來決定。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石得富不是一個政治完全成熟的干部，但他也非傳統意義上的普通農民。柳青沒有如同日后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梁生寶一般，讓其擁有完整的政治愿景和美學訴求，而是賦予了其社會主義“新人”成長過程中的“歷史間性”。正是戰爭生活的磨煉讓“石得富”們可以作為革命的新生力量，在戰爭結束后的社會主義和平建設時期進一步發揮作用。

　　四、結語

　　《地雷》小說集與長篇小說《銅墻鐵壁》，體現了柳青在農村題材之外嘗試從戰爭的視角切入對中國革命認識的努力。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工作重心由主要城市轉向廣大農村，由此鍛造了新的革命主體；而在這一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新農民，也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重要作用，這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所要求的雙向互動，即新的革命主體生成于政治實踐的動態過程之中，同時，成長中的革命主體反過來也能促進政治實踐的深入展開。

柳青在長安縣黃甫村家中寫作

　　通過柳青的戰爭書寫，我們看到，在革命戰爭中，黨一方面將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瓦解后的農民重新吸納進政治生活，一方面通過組織化的動員實踐將農民培養為新的政治主體。無論是抗日戰爭中黨所形成的“延安道路”還是解放戰爭中黨所采取的“人民戰爭”的革命道路，共產黨的軍事思想都指向：只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展開革命；而革命戰爭自身所呈現的人民性，也為農民階級成長為革命的政治主體提供了歷史機遇。

　　注釋

　　[1] 洪子誠：《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第6頁。

　　[2] 柳青：《<地雷>（短篇小說集）再版前記》，《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山東大學中文系編，1979年，第75頁。柳青同意再次付梓《地雷》的原因是：在1947年9月再版的過程中出現過對《地雷》中的小說進行修改并增添一些新內容的想法，但由于《種谷記》臨近收尾時間緊迫，且“炮火連天的自衛戰爭已接近反攻，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方興未艾，過去的那一段生活隨著時代過時了，現在應該堅決投入新的生活中去，《地雷》只好讓它就那樣再版了……”。

　　[3] 埃德加·斯諾：《毛澤東訪問記》，東園譯，《學生呼聲》，1937年第1期，第19-24頁。

　　[4] 呂新雨：《作為第三世界的“延安道路”與新的世界史》，《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7期，第62頁。

　　[5] 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第89頁。

　　[6] 汪暉、羅崗、梁展等：《20世紀中國革命與作為政治過程的“人民戰爭”》，《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91頁。

　　[7] 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2頁。

　　[8] 柳青：《一天的伙伴》，《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6頁。

　　[9] 柳青：《廢物》，《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3頁。

　　[10] 柳青：《地雷》，《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11] 柳青：《地雷》，《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3頁。

　　[12]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頁。

　　[13]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頁。

　　[14] 柳青：《地雷》，《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15] 柳青：《地雷》，《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

　　[16] 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59頁。

　　[17] 毛澤東：《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2-1223頁。

　　[18] 柳青：《回答文藝學習編輯部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山東大學中文系編，1979年，第20頁。

　　[19] 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員會:《太行根據地史稿(1937-194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377-378 頁。

　　[20]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439-515頁。

　　[21] 柳青：《銅墻鐵壁》，《柳青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39頁。

　　[22] 柳青：《銅墻鐵壁》，《柳青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44頁。

　　[23] 柳青：《銅墻鐵壁》，《柳青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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