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戛納電影節有著前所未有的話題性。這十天里，大洋彼岸的法國小城戛納，幾乎匯聚了中國電影所有的負面要素，大導騎墻，文青哭孝，毯星蹭毯，一派生機勃勃的熱鬧場景。經過這么幾頓折騰下來，可謂是搞得兩邊討好，人民群眾也不認，電影節評委也不太認。

　　雖咱的作品得不到后者太多認可，但還是有不少朋友，上次在哭孝，這次又來喊冤了。前腳還在“未映先評”“隔空閱片”，稱贊大導們的藝術水平，表揚戛納電影節的慧眼識珠。最終獲獎名單一出來，又馬上轉變風向，開始“自己反對自己”，怒斥主子居然大搞政治正確，浪費貴為“天地良心”的大導們的藝術生命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簡中互聯網中，部分朋友忽視常識、群魔亂舞的背后，必定有在精神和行為上更加分裂而的推手，這并不是什么外部勢力，而恰恰就是他們眼中的“人民藝術家”——大導本人了。大導們一以貫之的騎墻戰術，不僅忽悠出來一個蔚為壯觀的文青產業鏈（見之前文章《在戛納“哭孝”的文青們從哪來？》），而且動不動掀起輿論的滔天巨浪，搞得群眾認為自己永遠正確，方便自己全身而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三大電影節開了快百年，騎墻的中國電影人自然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第五代無需多言，以婁燁、賈樟柯、王小帥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人，一直是以“獨立”的姿態行走江湖。他們靠著碰瓷審查、騙廷杖，聲名鵲起，明明自己的聲譽就靠國內觀眾撐起，又要跑到大洋彼岸討要政治庇護。

　　于是，一些人在藝術上并沒有啥特殊性、甚至有模仿嫌疑的情況下，直接躍升“名導”，拿西方投資，走紅地毯。在國外，他只要有作品，都能享受直接保送的待遇。在國內，只能活在網盤里的他們，成了文青心目中的“大師”，成了學院教授津津樂道的“良心”。

　　同時，大師們但凡有不如意之處，直接編出一個“萬惡的”官方進行惡意營銷，拿著“國際名聲”要挾，以示自己清白的良心、高貴的品格。國外發布會聲淚俱下，講一路走來的不甘，抨擊“萬惡”的審查。既不談自己騎墻的事實，也不談歐美本身的意識形態濾鏡。坐擁名利，卻又把自己塑造為英雄。

　　回了國內，則是一茬又一茬割韭菜，不停跑會議、影院，無非那些“苦衷”和“心酸”，談起三大又是眉飛色舞。我們可以總結為，在大神斗法的國外玩陳情獻媚，在“愚昧”的國內搞天神下凡。總之，這也要，那也要，完全不提那些搞七搞八的混世技巧。

　　哪怕作品質量實在是不如意，只要有了一個千辛萬苦只為基本的“藝術夢想”的殉道者形象，便可一本萬利。　　

　　一些與影壇前沿基本無緣，反而是玩傷痕文學那套“無病呻吟”“沒有出息”的作品，也能有個大幾千萬的票房。人民群眾真的認同這種拙劣的把戲么？顯然不是，文青們雖年復一年熱淚盈眶，日哭夜哭，想象自己是萬千人民的化身，卻并不如愿。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大部分觀眾對騎墻戰術當然毫無感覺，第六代作品的票房很少過億，不到國內大盤的百分之一，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這些作品在國內國外都并不吃香，外國友人的“表面客套”卻又吝嗇給講的情況自不用說，在覆蓋面較廣的貓眼評分系統，以及較為“小資”的豆瓣那里，評分也不算理想。文青們看到了恨不得以頭搶地，于是這就更加強化了他們的孤芳自賞心理了，不僅官方在“迫害”，人民也在“迫害”，動輒搬出那套“品味”理論開始辯護，化身為并不存在于世界上的“藝術真理”本身。總之，“總有刁民想害朕”啊。　　

　　我們當然知道，并沒有人在“害”大導們的，恰恰相反，正是時代造就了他們的輝煌的履歷。第六代導演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獨立制片、自主表達聞名于世。在國營電影產銷體系瓦解的情況下，有志于電影事業的他們，選擇搞地下電影，本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今天看來，無論是中外，還是電影獎、影史書寫，都對他們的努力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被很多人認為是“客觀”的國外電影節，不僅給名，還會順手包辦影片的全球發行工作。在北京房價只有一兩千的年代，去國外拿個獎，電影主創就可有數十萬的收入。考慮到當時的國民經濟情況，這可謂是一步登天、貪天之功。

　　但是，總有人以為這是他們的時代。如此低成本而高回報的模式，便吸引了一大堆追隨者。在國外拿獎，在國內收割，由第五代發明的中國電影騎墻戰術上升為了戰略。追隨者們喜歡歐美的紅毯和閃光燈，享受年輕人們的崇拜和熱淚，熱衷被影視文化研究者們發掘那些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思想內涵。

　　跑通這條騎墻產業邏輯之后，效仿者如過江之鯽，蔚為大觀。有的人雖得了小名小利，但也識相，得了獎，知道自己是時代的產物，并不是代表這就是自己的時代，進入體制內安分守己，當個上課念 ppt、放電影的平庸教書匠。

　　有的人飄飄乎所以然，放下老本行，享受成功人生，真把自己當成了“藝術良心”，開始在北京的酒吧會所里醉生夢死，更有甚者，違法亂紀、嫖娼吸毒，一失足成千古恨，從CCTV6串臺到了CCTV 12，直接身價翻了倍。　　

　　影視界的學生們自然會被這套做法帶進了溝里，也學起了騎墻策略。不僅有了對電影節的崇拜，還會身體力行、親自體驗。他們拍的片子總是血腥暴力色情，年紀輕輕卻自以為看透了人世和歷史。沒有錢也沒有能力去三大的主競賽單元，便耗盡家財留美留法，打通人際關系，去非競賽單元試試運氣。

　　有些學子們，居然會跑到亞非拉那些小的不能再小的電影節去要個名頭，再回到國內繼續靠名頭嚇唬人。那些沒能力漂洋過海的人，則是對準了國內 first、平遙這些二三流電影節，主題動不動反思歷史、拍社會邊緣人。學被藝術界奉為圭臬的技法和套路，情節冗長，畫面晦暗，視聽語言要么深沉到令人昏昏欲睡，要么凌亂到如同醉酒般暈眩。

　　主題不知所云，方法不倫不類。更何況他們在生活中也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小資”情調，充滿了品味和意蘊。沉醉于癮品和床笫，呼喚著自由和個性。

　　表面上，看上去是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美左翼青年，實際上，對人家極為深刻的自我批判又毫不在意。他們只是需要一種藝術、一個幻想，來構建自己想要的世界。　　

　　這必然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而他們心中的“騎墻”英雄，真正做到四處打野、反復蹭線的大導們，卻又是站在高處“俯瞰眾生”。

　　比如這位多年無獎，本屆也依然是顆粒無收的賈導。多年混跡于三大電影節，想要再攀藝術高峰的他，這回帶著《風流一代》進入了主競賽單元。已然進入創作生涯瓶頸期的昔日名導，這次玩起了自我致敬，給往昔的作品來了個大串燒。當然，主角還是他最愛的老婆大人。有朋友戲謔為《一直拍到老婆得獎》，頗為貼切。　　

　　和婁燁的那部電影自帶流量赴海外參展的電影一樣，賈樟柯本人也帶著捧老婆拿影后的“真情”踏上了紅毯。當然，紅毯上并沒有受太多禮遇，還是被真正的白人老爺壓了一頭。哪怕后者的作品早就被蓋棺定論為了“爛片”。　　

　　眼瞅著婁燁的“碰瓷”電影被人群起而攻之，大導本人果斷切割，玩了個背刺，微笑而自豪地說本片過審有龍標。絲毫沒有之前“獨立”“先鋒”的姿態。　　

　　不僅如此，他眼看自己記錄中國社會變遷、捧老婆拿影后的策略失敗，還頗為體貼地提前發微博，告知粉絲了本人掛零了，不用再等，隨即溜號，聲稱要回家。隨即我們就看到了戛納在最佳演員方面，史無前例地下了個“四黃蛋”。主競賽單元的重要獎項也被法國、印度、伊朗瓜分。　　

　　被影迷們愛稱為“科長”的賈導，雖貴為三大嫡系，到處都是坐上賓，但即使在本屆戛納的華語大年里，第六代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回家”盛況中，幾個大導的結局早已注定，人家只是需要爭議性。　　

　　一個早就在國內顏面掃地，一個碰瓷疫情未遂而慘淡收場，一個一以貫之的騎墻最后悻悻而歸。后者還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粉飾這種尷尬。一改在他自己創辦的平遙電影展、呂梁文學季上，迎八方來客、請天下貴賓的豪情與壯志。

　　在國內頗為活躍，幾乎是藝術電影頂梁柱的大導，真的熱愛人民，熱愛祖國嘛，結合他之前的言論恐怕不樂觀。他們是精神上的潤人。留戀著故土的名利，開電影節、辦電影學院，卻又四海為家，東床西宿。

　　和活在幻想中，實際不需要任何人肯定的小資們一樣，在世紀之交已然功成名就的他們，也不需要“家”。我們時常可以看到這些“無家可歸”的人。不僅是電影領域，文學藝術界也充滿了道貌岸然且虛偽的騎墻派。　　

　　發達國家們待遇優渥的交流基金，名目繁多的勛章和獎項，充滿了中國的文藝圈。哪怕是并無太多作品的藝人和作家，也都以登上紅毯而自豪，為受到別國“邀請”而津津樂道。去個大使館參加活動就要發小紅書，被請做個灌水講座遂立刻寫在了簡歷里。

　　更不用提學術界的對“海歸”的迷戀了。海歸們有可能只是用一個極為冷門的西方理論分析了一下中國社會的極小方面，發了篇文章，遂自以為是一代宗師。接著回國指手畫腳，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自居。

　　太平洋、大西洋成了他們的小澡盆，西方哪個大學我沒去過？談起具體問題，又在絮叨著一些“文學”“藝術”的基本理念和史學觀念，甚至都有被人當場轟下臺，被人民群眾報出寫作資金來源的經歷。當年的于丹，過去的蔣方舟、熊培云，當下的董強老師。或多或少，都有著如此不堪回首的“精神之旅”。

　　中國自主的學術體系，評價觀念長期以往不能建立，尤其是電影領域獎項公信力缺失、作品乏善可陳。離不開藝閥學閥的努力。人菜癮大，不僅自己不愿意承認，還搞文過飾非那套矯揉造作，依舊占著高位圖個名譽。

　　對影視圈勞動者尊嚴的一直沒有得到保護的實際問題毫無貢獻，對學子跑偏了的無病呻吟置若罔聞。大談特談藝術的尊嚴和價值。一旦形勢對自己不利，立刻動用關系開動宣傳機器，鼓動不明所以的媒體朋友發言，順便帶動青年朋友替自己喊冤叫屈。

　　我們就不得不想起一位同樣也是小資，但是一個大獎也沒拿的導演了。有一年春節，他借自己片中的日本大佐說過的某句話了：騎墻者沒有好下場。

　　此時此刻，恰如此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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