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代火炬手
——百歲老人賀敬之的中國文藝貢獻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時代的歌手、人民的詩人”賀敬之，以自由體新詩創作起步、以新歌劇創作成名、以政治抒情詩奠定在中國文學史之地位。他不僅首先提出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被中央采納，而且其文學創作善于從歷史與思想高度提煉風骨，寫詩“堅持政治學與詩學統一”的標準，堅守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的革命文藝家基本任務，模范力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和“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文藝工作神圣使命，是無愧于新時代的中國文藝戰線偉大的火炬手。
一、“二為”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1980年1月23日，賀敬之在中宣部理論座談會發言中說：“我想提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對我們的文藝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文藝要為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之下，加一句‘為社會主義服務’。只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誤解為只有一個服務對象問題；加上后一句，可以簡明地指出時代特點，提出對文藝思想內容和社會功能的要求”。不久這個意見被中央采納，把新時期文藝工作方向的總口號，確定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至今未變。1984年以后，賀敬之對“主旋律和多樣化”的命題予以肯定和論述，強調文藝創作要“堅持主旋律，發展多樣化”，文化藝術戰線要恢復生機，必須“一手抓整頓，一手抓繁榮”。這些意見也被黨中央采納，分別寫進了十四大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
賀敬之1924年出生于山東嶧縣（今棗莊市），1937年考取山東滋陽縣鄉村師范，流亡至湖北，入湖北國立中學學習。1939年隨校遷入四川，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夏步行到延安，先在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上高中，后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隨文藝工作團到華北，在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協會理事，1950年任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副主任，并任《劇本》與《詩刊》編委，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1976年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代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87年離任，1989年復出，兼文化部代部長至1992年2月離任。2002年12月，第七屆國際詩人筆會授予賀敬之“中國當代詩魂金獎”。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頁）。賀敬之和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樣走出“小魯藝”，進入“大魯藝”，同根據地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向民間口頭文學吸取營養，填寫和創作了很多歌詞和秧歌劇，如《南泥灣》《翻身道情》《平漢路小唱》《七枝花》《紅五月》《趙占魁運動歌》《紅軍大反攻歌》和《勝利進行曲》等；還單獨或合作創作了《栽樹》《周子山》《秦洛正》《瞎子算命》《拖辮子》等秧歌劇和第三本詩集《朝陽花開》等。
1980年文藝工作方向增加“為社會主義服務”，強調“文藝工作在政治方面應當抵制和克服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種種影響，反映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展現出的英勇斗志和良好品德”（《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日報》1980年7月26日）。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對“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強調：“希望大家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二、文學創作：從歷史與思想的高度提煉風骨
1939年，在奔赴延安途中寫下組詩《躍進》：
“黑色的森林
漫天的大幕
獵人躍進在深處
獵槍像憤怒的大蛇
吐著爆炸的火舌
而我們四個
喘息著
摸索向前方……”
1940年，16歲的賀敬之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91年，任魯迅文學院第二任院長。賀敬之先生受到魯迅精神的深刻影響，2013年賀敬之在“重回延安尋根之旅——弘揚魯藝精神，共建魯藝家園”座談會上說：“魯藝給予了我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魯藝是以中國新文化的旗手、導師魯迅為名的，魯藝的精神繼承著貫穿著魯迅精神，我為魯藝而驕傲”。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概括了魯迅精神的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斗爭精神。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頁）。并且指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正是源于魯迅先生的“政治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以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和民族氣節，“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賀敬之先生的文學創作善于從歷史與思想的高度提煉風骨。賀敬之的學習和寫作本身，自然也是戰斗，他的覺悟與認識逐漸從民族的苦難，深入到階級的苦難，開始寫回憶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與此同時，他也沉醉于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詩作的內容和形式，并受到他們的影響和啟發，回憶著自己苦難的童年和家鄉的生活，一篇接一篇地寫出了同屬這一題材的敘事體的短詩和長詩。賀敬之的作品承載著他對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對人性的關懷。他的詩歌和劇本常常揭示了社會的弊端和不公，用文字喚起人們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和反思。賀敬之好流眼淚，但他的眼淚“從不為自己的傷心事而流，只因為感動而流”，每當在詩句中傾訴對黨、人民、母親、延安和故鄉的深情，稿紙常被淚水浸濕。他的詩歌，唱遍祖國大江南北；他的藝術，影響并鼓舞了幾代人，直到今天，仍然閃耀著璀璨的光芒。
1942年，賀敬之和丁毅執筆集體創作的新歌劇《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首演。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情節，尤其，“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深刻揭示了舊社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沉痛傷害和殘酷壓迫，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建立解放區給人民帶來的解放和希望。《白毛女》將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方歌劇結合，不僅在形式上實現了中西合璧，更在內容上展現了濃郁的家國情懷和深厚的人民情感，成為中國歌劇的里程碑，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1951年，黑白電影《白毛女》在全國25個城市同時上映，一天觀眾達47.8萬人次，創下同時期中外電影最高上座率。1951年至1952年中國青年文工團赴蘇聯和東歐九國，以及奧地利演出歌劇《白毛女》，為期一年，巡回152個城市，演出437場，觀眾達242萬人次。1943年春節，南泥灣大生產運動達到高潮，魯藝以新秧歌《挑花籃》慰問359旅將士，賀敬之應邀為秧歌插曲《南泥灣》創作歌詞。那些在采風途中抄錄的歌謠爭先恐后跳入腦海，賀敬之決定用信天游的形式寫出南泥灣今昔對比，一夜之間寫成“南泥灣”，由馬可給譜了曲，唱出了延安人民在艱苦環境中不懼艱辛、勤勞勇敢、樂觀向上的精神，一句“開荒南泥灣，男女老少齊心干，春風吹綠了江山”，不僅記錄了一個時代的記憶，更體現了賀敬之對人民群眾英勇斗爭的贊美和對新生活的向往。
多年來，“去革命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涌起，甚至變本加厲。“例如有人竟公然在正式書刊上發文徹底否定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場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開創人民文藝新時代的偉大綱領徹底否定，旨在從根本上改寫“五四”以后中國歷史的正道：當時、后來和將來”（李云雷《賀敬之：回憶抗戰的創作歲月》，中國作家網，2015年9月4日）。但是，真實的歷史是不容任意篡改的。不管出自何種動機的妄言和謬說，在真理面前終歸是難以立足于世的。賀敬之指出：
延安精神鑄就了抗戰的中流砥柱歷史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可以預測和難以預測的曲折，忠誠的革命戰士和覺悟的人民群眾，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理想信念的。
面對文藝界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讓賀敬之感到憂慮。“有些人的價值觀發生了動搖。”他說，“否定歷史就是否定現在。”不過，暫時的憂患無法動搖他的信念。正如在蘇東巨變、世界共運陷入低潮之時，身處頑疾威脅之下的賀敬之在其詩作中所表達的：
“一滴敢報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來！”
三、寫詩標準：堅持“政治學與詩學”的統一
1. 政治抒情詩。以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作為題材，賦予抽象的政治命題以具體生動的形象，以政治的“虛”來貫串、帶動形象的“實”，又以形象的“實”使政治的“虛”變成可觀可感的東西，在宏大的視野和結構里，駕起想象的翅膀縱橫馳騁，借鑒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式”寫法，詮釋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成為振奮人心的前進號角。《放聲歌唱》《雷鋒之歌》《西去列車的窗口》等最具代表性。
《放聲歌唱》寫于1956年，通過“鋼鐵的火焰、少先隊的領巾、穿山越嶺的列車、飛上高空的飛機、迷人的長安街夜景、美麗的大興安嶺林場”等，看到新中國的蓬勃發展，激發著奮斗激情與生活向往。
來！我挽著你的手，
你挽著我的胳膊，
在我們如花似錦的道路上前進啊，
一程又一程！
在每一平方公尺的土壤里，
都寫著：我們的勞動和創造；
在每一平方公分的空氣里，
都裝滿我們的歡樂和愛情。
社會主義的美酒啊，
浸透我們的每一個細胞，
和每一根神經。
《雷鋒之歌》寫于1963年，歌頌了雷鋒短暫而又偉大的一生，站在時代高度，從當時現實重大矛盾和時代的發展趨向，闡釋雷鋒這一形象出現的意義和時代原因，回答青年一代所面對的人生價值。
啊，念著你啊——雷鋒！
啊，想著你啊——革命！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
使我們如此地激動！——
歷史在回答：
人應該怎樣生？
路應該怎樣行？
……
呵，面前的道路、頭上的天空，
會不會還有烏云翻騰？
滾滾沸騰的生活啊，閃閃發亮的路燈，
面對今天：血管中的脈搏該怎樣跳動？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
什么是青春的生命？
血管中的脈搏該怎樣跳動？
《西區列車的窗口》寫于1963年新疆阿克蘇，上海青年響應國家號召赴新疆支邊，參加生產建設兵團，賀敬之和新疆兵團的老戰士、上海的小青年們深入交談，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祖國的山河與革命斗爭的風雨。
一群年輕人的肩緊靠著一個壯年人的肩，
看這么多雙手緊緊地拉著這一雙手……
他們呵，打從哪里來？要往哪里走？
他們屬于什么樣的家庭？又是什么樣的親友？
你講的第一個故事：“當我參加紅軍的時候……”
你們的第一張決心書：“當祖國需要的時候……”
呵，指導員犧牲前告訴我：
“‘想到呵，十年后……百年后……”
呵，我們對母親說：“我們永遠、永遠跟黨走！”
2. 抒情短詩。向民歌和古典詩詞借鑒，把自由體的舒放、奔瀉與民歌和古典詩詞的含蓄凝煉、音律的和諧結合起來，感情真摯醇厚，意境清新深遠，講究煉字煉意，注重詩的可朗誦性與群眾性。《回延安》《三門峽——梳妝臺》《桂林山水歌》等最具代表性。
《回延安》寫于1956年，采用陜北民歌“信天游”兩行一節、節節換韻的格式，以濃郁的抒情氣氛和地方色彩，表達對延安這片養育他革命情懷和藝術靈感的土地的深情懷念，贊頌延安的巨大變化和偉大歷史功績。
手抓黃土我不放，
緊緊貼在心窩上。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
雙手摟定寶塔山。
千聲萬聲呼喚你——
母親延安就在這里！
……
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
小米飯養活我長大。
東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書。
手把手兒教會了我，
母親打發我們過黃河。
一條條街道寬又平，
一座座樓房披彩虹；
一盞盞電燈亮又明，
一排排綠樹迎春風
……
對照過去我認不出了你，
母親延安換新衣。
《三門峽——梳妝臺》寫于1958年，有感于新中國在黃河中游修建三門峽水利工程的治黃壯舉，追思千古、喜看當今、展望未來、巧妙構思，傾情寫就氣吞山河的詩篇。
何時來呵，何時來？
——盤古生我新一代！
舉紅旗，天地開，
史書萬卷腳下踩。
大筆大字寫新篇，
社會主義——我們來！
黃河女兒梳妝來！
梳妝來呵，梳妝來！
百花任你戴，
春光任你采，
萬里錦繡任你裁！
三門閘工正年少，
幸福閘門為你開。
并肩挽手唱高歌呵，
無限青春向未來！
《桂林山水歌》寫于1959年，含蓄而深刻地寫出桂林山水誘人的美，抒發熱愛桂林山水的真摯感情，概括桂林從歷史到現在的巨大變化，由贊美桂林山水擴展到對祖國美好山河的歌頌，表達著豪邁的愛國主義激情。
云中的神呵，霧中的仙，
神姿仙態桂林的山！
情一樣深呵，夢一樣美，
如情似夢漓江的水！
水幾重呵，山幾重？
水繞山環桂林城
……
呵！桂林的山來漓江的水——
祖國的笑容這樣美！
桂林山水入胸襟，
此景此情戰士的心——
江山多嬌人多情，
使我白發永不生！
3. 新古體詩。20世紀60年代以來，采用長短五、七言形式創作400余首新古體詩，近于古體歌行的體式，又有別于近體的律詩或絕句，不僅節拍整齊、合轍押韻，而且還有部分律句、律聯，聚含著時代風雨和人世感喟，將古典韻味和時代精神有機融合。以《富春江散歌》《青島吟》《故鄉行》等為代表作。
《富春江散歌》是20世紀90年代創作的組詩，“新古體詩”的命名源于該組詩。其中：
《富春江散歌·十五》：
煙雨樓頭南湖心，
長河水源白云根。
窗開萬廈須兩手，
挽此云水凈埃塵。
《富春江散歌·二六》：
壯哉此行偕入海，
錢江怒濤抒我懷。
一滴敢報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來！
《青島吟》寫于1985年，賀敬之游覽過青島嶗山并曾留有多首詩作。其中：
《望石老人礁石》：
觀海喜見潮，聽松樂聞濤。
風雨尋常事，石老解逍遙。
《詠嶗山英雄群體》：
西望華岳頌群英，
東望嶗山又一峰。
神州生氣終可賴，
思飛瀑洪熱淚傾。
《故鄉行》（四首）刊發于《中國詩選刊》總第88期。其中：
《登泰山南天門即景》：
此景天生抑人生？
相遇竟在不遇中。
月觀峰上觀落日，
日觀峰下逢月升。
《登岱頂贊泰山》：
幾番沉海底，萬古立不移。
岱宗自揮毫，頂天寫真詩。
四、基本任務：黑暗勢力須暴露，革命斗爭須歌頌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頁）
革命文藝家賀敬之以詩作、劇作為武器，向黑暗的舊社會、舊勢力開戰，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東西。謳歌先進的、光明的事物。從他詩的行間流淌的是洶涌澎湃的革命激情。這位出身在舊社會農村的窮苦孩子，對他的人生與藝術都打上深深的烙印。他用詩對萬惡的舊社會、地主惡霸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進行了堅決地揭露和控訴。他用詩對黨和人民、對革命事業進行熱情地歌頌和贊美（蘇國成《革命詩人賀敬之》，《兗州春秋》年刊第五期）。先后發表、出版詩集《并沒有冬天》（1951）、《朝陽花開》（1954）、《放聲歌唱》（1956）、《鄉村的夜》（1957）、《放歌集》（1961）、《雷鋒之歌》（1962）、《回答今日的世界》（1990）、《賀敬之詩選》（1979）、《賀敬之文藝論集》（1985）等。從大運河到延河，從翠屏山到寶塔山，從臺兒莊到北京城，風雨兼程80余年，一路革命一路歌，以不平凡的深刻文學實踐與卓越藝術成果，造就中國文學史上一代紅色詩人和最有影響的著名劇作家，鑄成中國現當代浩瀚星辰中一顆耀眼奪目的明星。
著名作家賈漫在《詩人賀敬之》中說：“如果說艾青為民主革命中成千上萬的青年點燃了‘火把’，《雷鋒之歌》則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困難年月，點燃了熊熊火炬！”但是，當下詩壇缺少站在時代高度有著自己思考的詩人，缺少史詩和大詩，缺少黃鐘大呂的震撼之作，詩歌詩意淡化，思想貧弱。詩人蔥郁說：“中國詩歌目前最為缺少的是史詩和大詩，一個時代的詩歌應該是那個時代的心靈史，應該有非凡的語言成就，應該給我們認識和解讀我們幾代人經歷的時代提供一個藝術的參照物，但我們沒有……我們需要”。伴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涌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等涌現，尤其，以方方為代表的“新寫實主義文學”、以莫言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文學”，對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形成嚴重沖擊，不僅違背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的革命文藝家基本任務，也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10月15日）。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丁毅說，賀敬之對新時期文壇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對謝冕提出的“新的美學原則”、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還有“下半身”詩派等，都非常反感（宋春丹《詩人部長賀敬之》，《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3期）。
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新歷史主義”，對傳統的文學史理論提出嚴峻挑戰，在中國的代表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源于西方意識形態對傳統文學史理論的挑戰。“新歷史主義”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參與意識形態的塑造。那么，以莫言為代表的中國“新歷史主義”，被稱為“有意識流小說的內心獨白、心理分析、感覺印象、幻覺夢境等，有魔幻現實主義的隱喻、象征預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誕派戲劇的夸張、變形、荒誕，還有結構主義、感覺主義、象征主義、存在主義等”（張學軍《莫言小說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齊魯學刊》1992年第4期），究竟是要以怎樣的內容、怎樣的方式塑造怎樣的意識形態呢？是標榜“文學就是要揭露黑暗而不是謳歌”，摒棄革命文藝家“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的基本任務嗎？是“利用小說詆毀、丑化八路軍、丑化中國人民、美化日本侵略者”，“抹黑共產黨、歌頌還鄉團”，實現“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嗎？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所看重的“他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更沒有憐憫，那里的人們都魯莽、無助和荒謬”嗎？那么，在莫言先生的心中和筆下，“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向是否早就被他逆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否早就被他否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10月15日）。
而瑞典文學院給莫言的諾貝爾頒獎詞說：“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里呆了太久”……無不深深傷害著每一位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人！莫言是中共黨員，1986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后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但是，莫言的共產黨員的黨性初心是否還在？“詆毀、丑化八路軍、美化日本侵略者”，“抹黑共產黨、歌頌還鄉團”，“用小說反黨”，這是哪個階級、哪個民族的藝術本質？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階級立場和民族氣節被丟到哪里去了？真是給解放軍藝術學院和北師大魯迅文學院丟盡了臉！
2021年《光明日報》采訪賀敬之先生指出：“近些年其中一些人忘記了初心使命，離人民越來越遠。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向文藝工作者發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號召。97歲的賀敬之老人，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能將這殷殷囑托聽得進去、記在心頭，在創作中真正‘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心’。”（吳志菲、余果《賀敬之：為人民寫詩 為時代放歌》，《光明日報》2021年12月22日）
今年是賀敬之老人的百歲壽辰。我們每一位文藝工作者、每一位知識分子都應該向這位社會主義文藝戰線的杰出老戰士、時代火炬手學習，矢志不渝地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方向，“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心”，直起中國人民的腰桿，為著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暴露黑暗勢力，歌頌革命斗爭”，向著光明的未來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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